这是我第三天坐在这里与你促膝谈心了，或者说得更确切一些，是第三次，不过在第四天。昨天我感觉身体如此虚弱，以至于既不能读书也不能写字。心头笼罩着一层不安，惘然不知所措的我，漫无目的地徘徊在房子与花园之间。天气很暖和，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我就在连翘边上的长凳上坐一会儿。我周围的草坪、花坛一片狼藉，望着它们，我回想起我们之间那场由落叶而引发的争吵。什么时候的事了？去年？还是两年前？当时我得了气管炎，病迟迟不愈。在那个季节，一地的枯草上已铺满了纷纷落叶，一阵风吹过，便零零落落地飘得到处都是。从窗口向外一望，我不由得感到一种深深的忧伤，天色是暗淡的，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凄凉、颓败。我走进你的房间，你正躺在**，戴着耳机，我求你去收拾一下落叶。起先你没有听见，所以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提高声音重复着这个要求，最后你耸耸肩说：“你为什么要去收拾它们呢？在自然界里没有人会去收拾它们，就让它们这样自生自灭，不是也很好吗？”那段时间自然是你忠实的盟友，你以它的坚不可摧的法则衡量一切事物。我没有反驳你说一个花园是一个家庭化了的自然，就像一只野狗经过一段与人的共同生活的时光会愈来愈像他的主人一样，花园也需要主人精心的照料，但我什么也没有多说就回到了客厅里。不久，当你去厨房的冰箱里取一些吃的东西并从我面前经过时，你看见我在流泪，但你并没有很在意，只等到晚饭的时间，你从房间里探出头来，大声地问我晚饭吃什么的时候，你才意识到我一直在哭。于是你进了厨房，忙着生炉子点火，一边大声问：“你想吃什么？一个巧克力布丁还是煎鸡蛋？”你意识到我的痛苦不是伪装的，你试着表现得乖巧一些，以便能让我高兴起来。

第二天早晨，我打开百叶窗，一眼就看见你站在草坪上，外面下着大雨，你穿着一件鲜亮的黄雨衣正在清扫落叶。将近9点的时候，你回到屋里，我装作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因为我明白，在所有的事物里，你最讨厌你自己内心深处能促使你流露出温柔、慈爱的感情。

今天早晨，望着园子里的花坛，我的心里充满了悲凉，该是让人把那些在我病中和病后常常绊倒我的坑坑洼洼填平的时候了。我想，我一出院就有了这个想法，却一直没有下决心去做。随着岁月的流逝，我心里对花园产生了一种莫可名状的怜惜，仅仅为了给大丽菊浇水，从枝条上摘去一片黄叶，我就可以不惜一切。这看来很奇怪，因为年轻的时候我非常讨厌料理花园。拥有一个花园，与其说是一项令人羡慕的特权，还不如说是个包袱。事实上只要一两天不去照看它，在你辛辛苦苦才获得的井井有条之中就会又添上一片零乱，而零乱比什么都让我厌烦。那时候，我的内心是紊乱的，这使我难以忍受从外界看到内心的写照。我想，当我要你清扫落叶的时候也许正是回忆起了这些东西。

许多东西只有到了一定的年纪才会被理解，这其中有你和你的家，以及所有留存于你的内心，存在于你周围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到了六十岁、七十岁，你猛然懂得这个园子、这个家不再是任何一个仅仅因为舒适或者美观，或是出于偶然才居住的地方，它是你的园子，是你的家，它属于你就像贝壳属于住在里面的软体动物。你用你分泌的物质筑就了你的贝壳，每一个旋纹里装载的都是你的故事，你的蜗居包裹着你，它无所不在，甚至注视着你的死亡、自由、存在，和你内心默默感受着的愉悦与折磨。

昨天晚上我不想看书，所以就打开了电视。说真的，与其说在看，还不如说在听，因为才半个小时我就昏昏欲睡了。电视里的谈话断断续续地传到耳中，那感觉就像我们乘着火车旅行，游移在半梦半醒之中，其他旅客的谈话时断时续地传来，意思难辨。电视里正播着一个关于一千年来的秘密团体的新闻调查，被采访的有各式各样或真或假的修行者，在他们的谈话中“因果报应”这个词不止一次地传入我的耳中，而我的脑海里一下子就浮现出中学时代哲学老师的脸。

当时他还很年轻，相当愤世嫉俗。在给我们解释叔本华(1)的时候，他也给我们谈到一些东方的哲学，那时就引入了“因果报应”一词的概念。当时我也没有很专心听讲，这个词以及它所表达的意义我一个耳进一个耳出。多年以来，在我的内心深处觉得或许这就是一种同等报复的法则，相当于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或者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东西。只是在幼儿园的女院长叫我去谈论你的一些反常举止的时候，因果报应这个词以及和它维系在一起的一些东西才重新浮现在我的脑海之中。你使整个幼儿园的人们都陷于不安之中，说得明白一些，就是在自由讲故事的时间里，你开始讲你前世的事情。老师们原先以为这只不过是一种孩子的怪癖，她们试着使你的故事显得不可信，希望你陷入自相矛盾之中。然而你却丝毫没有给她们这种机会。你甚至说出了一种无人能懂的语言。当这样的事发生到第三次的时候，我被院长召去谈话，为了你和你的将来，她们建议我把你送到某位心理医生那儿去诊治。她说：“经受了这样的心理创伤之后，一个人做出这样的举动是情有可原的，试着逃避生活也是很自然的事。”当然我从没有带你去看心理医生。我觉得你是个快乐的孩子，我更愿意将你的这些行为归咎于你的想象力。事情发生之后，我从没有逼着你对我讲什么，而你怀着孩子特有的表现欲，也没有感到有告诉我的必要。也许在你对着那些被你惊呆的老师们讲述完故事的当天你就把它们都忘了。

我觉得近几年来谈论这种事仿佛变得越来越时髦了，起先这只不过是少数知识渊博的人的话题，而现在所有的人都在谈论它。不久前在报纸上我读到在美国甚至有一些关于投胎转世的自发团体，人们聚在一起谈论他们的前世。于是一个家庭主妇说：“在19世纪的新奥尔良，我曾是一个街头妓女，因为这个缘故我现在不能忠于我的丈夫。”同样一个身为种族主义者的汽车加油站工人为他的种族主义偏见找到了理由，他说他的仇恨源于在16世纪的一次探险中巴图族(2)人曾经吞食人。这种愚蠢是多么令人悲哀。在丢失了自身的文化根基之后，竟试图以前世来填补现实生活中的阴暗面。我深信，如果生命轮回真有其存在的意义的话，它的意义也是截然不同的。

自从幼儿园的事发生之后，我设法搞到了一些书，我觉得为了更好地了解你的思想，我必须多懂得一些东西。正是在这些哲人的书里写着，那些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前世的孩子往往是那些暴死或夭亡者转世投胎而来。这不禁让我联想到，孩提时代缠绕在你心头的对光的莫名恐惧，煤气灶一旦点燃，你就害怕它随时会爆炸，这些记忆都使我趋向于相信这种解释。当你劳累、焦虑或者失眠的时候，你会莫名其妙地陷入恐惧之中。使你惊吓的不是蒙面的黑衣男子、女巫或者丑陋的狼人，而是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仿佛感到一个穿透宇宙的爆炸。最初好几次，当你在半夜三更被惊吓得魂飞魄散地来到我的房间里的时候，我总是起来用温和的言语宽慰你，然后陪你回到你的房间去。在那儿，你躺在**拉着我的手要求我给你讲述一些结局圆满的故事。为了避免我讲出一些令你不安的情节，你总是事先原原本本地把故事的梗概描述给我听，而我所做的不过是顺从你的意思重复你的故事罢了。我把故事讲上两三遍，确信你已经恢复平静之后，我才起身回房。走到门口时，你虚弱的声音传来：“结局会是这样吗？”你问，“真的总是这样？”于是我又重新回到你的床边，一边吻着你的额头，一边说：“这是唯一的结局，宝贝，我向你保证。”

而有些夜晚，尽管我一向不赞成你和我睡（因为老人和孩子一起睡不好），我却不敢再把你送回你的房间。一感觉你靠近我的床头，我就不动声色地向你保证：“一切都很好，什么也没有爆炸，回你的房间去吧！”然后我就装着一下子就倒头睡熟了。我听见你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有一会儿轻微喘息的声音，然后床板吱吱嘎嘎地一阵轻响，你小心翼翼地爬到我的身边，就像一只受了惊的小老鼠，费尽周折终于回到温暖的窝里，精疲力竭地睡着了。黎明的时候，为了不让你回忆起什么，我轻柔地把你抱回你的房间，让你在自己的房里继续你的睡眠。醒来的时候，你很难会记得什么，几乎每一次都相信整个晚上都是在自己房间里度过的。

如果这些恐慌出现在白天，我会温柔地宽慰你。你没看见我们的房屋是多么牢固吗？我说：“你看这墙有多厚，怎么可能爆炸呢？”然而一切想使你宽慰的努力都徒劳无功，你仍然瞪着眼睛喃喃地重复道：“什么都会爆炸。”我总是不断地问自己该怎么解释你这种恐慌。这爆炸象征着什么呢？是你的母亲暴死悲剧的记忆还是你在幼儿园里用令人惊惶的语言向你的老师讲述的前世故事？或者这两件事在你的记忆深处已经混合起来？谁知道呢？不管怎么说我深信在你的思想深处还有着很多未知的东西。尽管在那次我买的书中也写着，在东方国家，这种能回忆起前世的孩子更为常见，因为在这些国家里，“转世投胎”的概念被当作传统而普遍接受。我却不以为然。我想，如果某一天我出其不意地跑到我的母亲跟前，用另一种语言开始说话，或者对她说：“我不能忍受你，我和我前世的那位母亲的关系要融洽得多。”可以断言，不到一天我就会被关进疯人院。

是否存在一线生机能使你摆脱原先的生存环境施加给你的命运呢？是否能使你逃离你的祖辈传给你的血光之灾呢？谁知道呢？或许在代代相传的恐怖事件中，某一个时刻，某一个人能隐约看见一线生机，并想努力抓住它；断开锁链中的一个环节，把新鲜空气放进房间，我相信，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情，正是生命轮回的秘密。微不足道，却要历尽艰辛，求索的路上，人们也因为犹疑重重而惴惴不安。

我的母亲，十六岁出嫁，十七岁便生下我。我的整个童年甚至整个一生都没有看见过她一点爱的表示。她的婚姻并不是爱情的结果，没有人逼她，是她自己逼自己，因为作为一个已经皈依基督教的富有的犹太女子，她最大的梦想就是获得一个贵族的头衔。我的父亲比她年长，是一位男爵和音乐狂，痴迷于自己的歌唱天赋。在为了维护良好的名誉而完成了生育继承人的任务之后，他们至死都一直生活在作对与相互报复之中。我的母亲至死都对现实不满，甚至耿耿于怀，却从没有闪过一丝怀疑，告诉自己可能错的是她。她认为是那个残酷的世道没有给她更好的选择。我和她截然不同，七岁那年，刚度过依赖于母亲的幼年期，我就开始不能容忍她。

我因为她而饱受折磨，她总是焦躁不安而且把一切都归咎于外因。她自以为是的“完美无缺”，使我感到自己惹人讨厌，而孤独就是我为自己不讨人喜欢而付出的代价。起初我也试着仿效她的样子，然而这些稚拙的尝试却总是以失败告终。我越努力就越感到局促不安，自我背离导致了自我蔑视，而从蔑视到恼怒仅几步之遥。当我懂得母亲对我的爱只是停留在表面的东西，她注重的只是我应该是怎样的而不是我本来是怎样的时候，在我的内心深处，在房间里最隐蔽的地方，我便开始暗暗地恨她。

为了逃避这种感情，我把我的小天地作为避难所。晚上用破布遮住灯光后，我会阅读一些探险的书，直到深夜。我非常喜欢幻想，有一阵我幻想着当一名海盗，在遥远的太平洋上抢劫，不过我是一名十分与众不同的海盗，因为我抢劫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把财物分给穷人。不久，这些海盗式的幻想过渡到了一些博爱的想象，我梦想着在大学医疗系毕业后去非洲为那些黑人孩子治病，十四岁的时候我读了谢里曼(3)的传记，读着读着我便明白我再也不可能去给人治病了，因为我唯一真正热爱的是考古。在所有不计其数的我想象着要从事的事业中，我相信这才是我真正的需要。

而事实上，为了实现这一梦想，在我和我的父亲之间爆发了第一场也是唯一一场战争：那就是报读文科中学之争。他连我说什么都不愿听，他说那一点用也没有，他说如果我真的想学，还不如学语言，不过最后我胜利了。在我跨进学校大门的那一刻，我毫不怀疑我已经赢了，然而我这不过是自欺欺人罢了。在我将要结束高年级学业的时候，我告诉他我想去罗马念大学，他断然否决说：“你根本不用提。”而我仿佛已经习惯了，一声也没吭就屈服了。不要以为赢了一场战役就意味着赢了整个战争，这是年轻的错觉。重新想一想，如果当时我不屈服而是继续斗争，或许最终我父亲会屈服的。他那时无条件的拒绝也是当时教育体系造成的。在内心深处，他们不信年轻人有能力决定自己的未来。当年轻人表现出违背传统的愿望时，他们做长辈的就试着考验他们。当他们看到我刚刚遇到一点挫折就低头屈服，这一事实对他们而言是再明显不过的证据，证明这并不是我深思熟虑的真实志愿，而只不过是最不成熟的想法而已。

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同样认为，孩子首先只不过是一种世俗的责任。一方面他们忽视我们内心的成长，一方面他们用极端严厉的方式迫使我们接受最枯燥的教育，我必须笔挺地坐在桌前，双肘靠近身体，即便他们知道在这样做的时候，我想的是用哪种方式寻死才会更舒服，他们也不会在乎。表面文章便是一切，不管它背后藏着多少不体面的东西。

我就这样慢慢地长大，怀着一种感觉，仿佛自己等同于一只被驯养得很乖巧的猴子，而不是一个人——一个有喜怒哀乐，需要被爱的人。这种长期的束缚使我在很小的时候内心便产生了一种很深的寂寞，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寂寞变得无所不在，它就像一种气体，而我做着潜水员一般缓慢夸张的动作在里面浮游。孤独同样也产生一些问题，一些我给自己提出的又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的问题。才四五岁的时候我就问自己：“为什么我会在这里呢？我从哪里来？我所看到的周围的一切又都从哪里来的呢？即使在我不存在的时候，它们也都在这里吗？它们将永远存在吗？”我向自己提出所有敏感的孩子第一次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时都会提出的问题。我曾以为如果问大人，他们一定能够解答这些问题，而事实上，当我在我的母亲和保姆身上尝试着提了几个问题之后，我就凭直觉知道她们非但不能回答，而且甚至从来没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

就这样，孤独的感觉慢慢地滋生，我被迫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心中的疑团，长得越大，我询问自己的问题也越多，越来越严重，有的只要想一想就令人心悸。

第一次与死亡打照面是我将近六岁的时候，我的父亲有一条猎犬名叫爱果，它性情温和、柔顺、善解人意，是我最好的玩伴。我会花整个下午喂它泥浆和青草合成的稀糊，或者迫使它当我的理发店的客人，而它则带着满头的U字形发卡顺从地在花园里晃悠。但是有一天，正当我给它做一种新发型的时候，我发现它的脖子下有一个肿块，这才意识到已经有好几个星期它都不像从前那样蹦蹦跳跳了，我躲在一边吃点心的时候，它也不像从前那样凑过来，充满渴望地喘息了。

一天早上从学校回来的时候，我没有看见它在栅栏口等我回家，起先我以为它跟随我父亲去了某个地方。但是当我看到我的父亲正悠闲地在书房里看书，而爱果却不在他的脚边时，我的心中产生了一种深深的不安。我出门，在花园里扯着嗓子喊它，又回来前前后后把屋子找了好几遍。晚上，到了象征性地给父母一个吻和道晚安的时候，我鼓起勇气问父亲：“爱果在哪儿？”“爱果？”他回答说，眼睛甚至没有离开过他的报纸，“它走了。”“为什么？”我问。

“因为它讨厌你招惹它。”

是粗俗、肤浅，还是残忍？在这个回答中到底有什么？就在我听见这些话的瞬间，我的心中有一些东西崩溃了。晚上我开始失眠，而白天只要发生一点小事就足以使我哭泣。过了一两个月，医生被召来了。“这孩子太疲乏了。”医生说。于是给我开了些鱼肝油。至于我为什么失眠，为什么我总是拿着爱果玩坏的小球转来转去，却无人问津。

正是在那个时期我开始成熟了。六岁？是的，正是在六岁。爱果走了，因为我是个坏孩子，我的行为影响着我周围的东西，迫使它们消失，破坏它们。

从此以后我的行为都保持中立，不再有任何锋芒。因为害怕再犯什么错，我把能避免加入的事都避免了。我变得淡漠、迟疑。晚上我握着那个小球边哭边说：“爱果，求你回来，即使我做错了，我喜欢你胜过任何人！”当我的父亲重新带回一只小狗时，我甚至没有多看它一眼，因为它与我毫不相干，而我也必须保持这种局外人的态度。

人们在对孩子的教育中充满了伪善。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有一次，当我和父亲一起在一条篱笆边散步的时候，看见一只晒干的朱顶雀，我一点也不害怕，把它拿在手里给父亲看。“放下它，”他马上叫道，“你没看见它睡着了吗？”死亡就像爱一样是言语的禁区，如果告诉我爱果死了，结果不是要好上千倍吗？我理想中的父亲原可以把我拥入怀中告诉我：“我杀了它，因为它病了，受着太多的折磨，它现在待的地方要快乐得多。”我当然会哭得更伤心、更绝望，接连几个月我都会去它葬身的地方探望它，会隔着泥土对它说很多很多话。然后我会慢慢地、慢慢地开始忘记它，别的新鲜的东西会吸引我，我也会有新的可以倾注热情的地方，而爱果将会滑落到牵念的末梢，成为一段回忆，一段童年时代的美好的回忆。然而以现在这种方式告诉我爱果的死，它将成为我心中郁结的一个死结。

因此我说六岁那年我已经长大了，因为在原本快乐的地方郁结了焦虑，原本天真好奇的地方郁结了冷漠。我的父母是恶魔吗？不，绝对不是，在那时候他们这样的人是很普遍的。

直到年纪大了，我的母亲才给我讲述一些她童年的故事。她的母亲在她还是孩子的时候就去世了，在她之前原有一个男孩，不幸在三岁那年被肺炎夺去了生命，她的哥哥染病不久，母亲就怀了她，不幸的是等到她出世一看，婴儿不仅是个女孩，而且生在她哥哥夭亡的那一天。为了纪念这种不幸的巧合，母亲从她还是个吃奶的孩子起就让她穿丧服，在她的摇篮上方挂着她哥哥的大幅油画肖像，以此来提醒她，一睁开眼就要想到自己仅仅是一个替代品，是某一更优秀者的平淡无奈的复制品。你懂吗？也许这可以解释她的冷漠，她的一些错误的选择，她的离群索居。即使是猴子，如果在一个死气沉沉的实验室中而不是真正的母亲身边长大，过了一段时间也会悲伤地死去。如果我们往前追溯，去看看她的母亲，她母亲的母亲，谁知道我们还会发现什么。

自古红颜多薄命，就像某种奇怪的遗传因子，通过母亲传给女儿，代代相传。非但没有减轻的趋势，相反变得越来越根深蒂固。对于男人来说，生活要不同得多，他们有工作、政治、战争；他们的能量可以释放、爆发。我们却不能，一代又一代，我们的世界就是卧室、厨房、卫生间；我们走了成千上万步路，做了无数件事，却堆积着同样的怨恨，容忍着同样的不幸。我变成女权主义者了吗？不要害怕，我只是尝试着看清楚在这些现象后面的东西。

你还记得八月节(4)的晚上我们一起爬上山头观赏海上焰火的情景吗？在所有的焰火中，时不时有一朵闪了一下就熄灭而升不上天的火花。就这样，当我想到我的母亲，我母亲的母亲的一生，当我想起很多我认识的人的时候，我的脑海中浮现的正是这样一幅景象——沉没在海中的绽放着的焰火。

(1) 叔本华（1788-186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

(2) 巴图族，非洲的一个原始的少数民族。

(3) 谢里曼（1822-1890），德国考古学家。1871至1882年间三度发掘特洛伊古城（今土耳其的希沙立克），获大批古物珍品。

(4) 八月节，即圣母升天节，天主教、东正教节日。为纪念传说中的“圣母荣召升天”，天主教在公历8月15日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