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已举出资本主义经营的前提条件，为企业家生产物质手段之专有、市场之自由、合理的技术、合理的法律、自由劳动及经济生活之商业化。除此等要素外，投机亦为一重要诱因。至财产可用能自由让渡的有价证券来表现时，投机就有了重要的意义，最初发展的显著标志即它所招致的大经济恐慌。

虽然常把荷兰1637年所发生的郁金香狂潮视为大投机恐慌，但这并非此处的讨论范畴。荷兰因为殖民事业而变成富裕的贵族社会，以郁金香为奢侈的需要，于是此物突然价格飞涨。民众因陷于不劳而获的迷妄中，乃发生了一切欺诈。最后，狂热以同样的速度骤然崩溃，影响了许多人的生存。但这一事件对于荷兰人经济生活的发展，其实无多大的重要性；以玩物为投机对象，因此而引起恐慌的，各时期都有发生。但至于像约翰·劳（John Law）和同时期的法国大投机及英国对南海的投机，那就完全不同了。

在此等大国的财政运用上，久已实行先发行证券预收其岁入、然后再偿还的方法。因西班牙的继承问题而引发的战争，英国与法国的财政需要皆异常增大。英格兰银行之成立极有助于英国的财政金融，而在法国，早已负有过重的国债，路易十四崩逝时，几乎无人知道如何处置此过重的债务。在摄政时期，出现了苏格兰人约翰·劳，他自信对英格兰银行的成立极有研究，而且对货币制度怀有自己独特的理论。在其看来，通货膨胀即尽量增加支付手段以助长生产。他的此项理论在英国并不能施用。1716年，约翰·劳曾成立一私立银行，然而此银行当时并无特别的性质。它只确定接受以国家信用债券缴纳的资本，而该银行所发行的银行券，可作缴纳租税之用。但是此银行以何种方法能得到稳定的收益，能确实动用其资本，则毫无计划，此与英格兰银行完全不同。约翰·劳由此银行进而创立密西西比公司。对路易斯安那（Lousiana）地域的财政，投资达一千万法郎；公司承办等于此项金额的国债证券，获得开拓地域中的商业垄断权作为代偿。我们若检视约翰·劳的计划，则可知路易斯安那如欲以该地的收益偿还资本，恐须一百年才行。最初约翰·劳想成立东印度公司那样的企业，但忽略了路易斯安那与印度的不同，因为后者并非文化古国，而为印第安人所居住的森林荒地。1718年，约翰·劳发现有另一股份公司欲承办间接税并进行激烈竞争而对其产生威胁时，他便将密西西比公司合并于印度公司。新公司原为经营东印度与中国的商业组织，只不过亚洲商业已为英国所占，法国缺乏分得一份的政治力量。当时的摄政王又使约翰·劳一手承办货币铸造及租税业务，即约翰·劳以三分利率借款给国家，摄政王以此贷款偿还未清之债务，在此条件下，将国家之危急存亡交付给约翰·劳。于是民众开始狂热地投机。第一年时得到了两倍的分红，股票市价从五百暴涨至九千。此种市价之昂贵，因为当时尚无合理的交易所商业，无“卖空盘”的可能才可加以说明。1720年，约翰·劳被任命为财政总监，但他的整个企业不久均归于崩溃。国家虽然将约翰·劳的票券规定为唯一法币，但亦无效。为了维持约翰·劳的票券，乃极端限制贵金属的流通，然而国家因为势穷力竭，终归失败。无论是路易斯安那还是中国及东印度的商业，其所得的利润皆不足以支付利息，甚至还不能偿本，所以他的失败势不可免。银行虽然曾收有存款，但无丝毫准备提款的预备金。结果导致了破产，纸币价值等于零。因此，法国民众在长时期内陷入失望迷惘之中。只不过能自由买卖且由所有者负担的股票，成为民众所熟知的东西。

在此时期，英国亦发生了类似的现象，只是其过程不像法国那样狂热而已。英格兰银行成立后，设立一个同样的机构与之竞争的思想便很流行（1696年）。这就是土地信用银行之成立的计划，一如之后德国农业家常主张的提案，欲用土地信用代替银行证券作汇票之用。因为英国人深知此种企业一定缺乏清算的确定性，故计划未能实现。然而1711年自由党政府没落后，保守党政府竟先于约翰·劳而实行了此种方法。英国贵族与以清教徒为基础的英格兰银行相对抗，欲自成权力中心，同时欲偿还国债，因此设立了一个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预付巨金给国家，而获得南海商业的垄断权以作为代偿。英格兰银行对此计划不能贤明地处之，反而用高价收买创立者的股份，不过因为保守党人的政治偏见反对它的参与，才拒绝了它的加入。南海公司进行的过程与约翰·劳的机构相同。结果英国因为南海商业亦不能避免破产，无论如何都不能够支付预付金额的利息。而且与法国完全相同，在股票上实行投机，其结果亦损失了巨大的财产，许多骗子则笑而引退，但国家（虽然不能谓为公平正大的方法）帮助减轻了其利息的负担。英格兰银行依然得以存在，因为它立于合理的兑换折扣之基础上，乃唯一有正规且充分的清算确定性的财政金融机关。为此前提的，因为兑换所代表的为已经出售的货物，故非有充分且正规的货物流通不可，此种流通则只有当时的伦敦有之。

此种投机恐慌，之后虽然亦常发生，但不及上述的那样的规模。最初合理的投机恐慌发生于百年后“解放战争”终了之后，之后几乎每隔十年，即1815年、1825年、1835年、1847年循环发生。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预言，资本主义崩溃时曾注意到此种恐慌。此种周期性恐慌最初是由于投机之可能性，无经营经验者均得到加入大企业之可能性。爆发恐慌的原因是投机过度，生产手段（不是生产）较消费财产之需要更急速地增加。1815年，英国撤消对欧洲大陆的封锁，表面上促进了创办工厂热，但战争已破坏了欧洲大陆方面的购买能力，故不能继续销售英国的产品。在此项恐慌尚未完全克服、欧洲大陆方面的购买能力开始发展时，1825年新的恐慌再次袭来，因为生产资料以从未有过的规模进行投机性生产，而且超出了需求水平。

一般来讲，之所以产出大量的生产资料，实因19世纪以来开始了钢铁时代。18世纪的机械尚为木制的，但自炼焦法、熔矿炉、起矿机、深入地底的采掘作业等出现后，铁成为创造生产资料的基础，因此生产从向来为自然所束缚的基本限制中解放了出来，然而同时恐慌乃成为经济秩序中的固有成分。长期存在的失业、饥馑、供给过剩的市场以及一切扰乱盈利生活的政治事件，自古以来各处均有。只不过如中国与日本的农民，在穷困时认为时运不济，上天不保佑，或者以为妖精作怪，造成水旱天灾，与认为社会秩序应对即使最穷苦的劳动者负责的人们，其间大有差别。前者的结果系向宗教乞怜，后者则主张人为的社会制度应负责任。故劳动者因此得到“非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秩序不可”的结论。所以若无恐慌的袭来，恐难以产生合理的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