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化的意义有：第一是企业股份证券之成立；第二是收益证券特别是国债券及抵押债务的证券之成立。

此种发展，只见于近代的西方。在古代，罗马纳税农民的股份合资公司亦可被视为其先驱，由他们与公众共分所获得的收益。但这是一种偶然现象，与罗马的生活需求之供给无关；因此，即使此种现象完全不存在，罗马经济生活的景象亦不致发生其他的变化。

在近代经济生活中，有价证券之发行乃合理的获得资本之手段，其最显著的为股份公司。股份公司有两种不同的出发点：

第一，可为预期收益之目的而将股份资本集中起来：政治权力欲控制一定的资本收益，因而由股份公司收买或承受此种收益。热那亚的圣乔治银行即为此种金融大规模运用的例证。与之相近者为德国诸城市之收益凭证及佛兰德斯之国库券。这种方法的意义在于将多数无利或不能偿还、课于有产者的强制公债之原始方法，改为根据参加者之自由意志并有收益的公债。因此，国家所进行的战争变为有产阶级的一门生意。在古代，高利率的战时贷款是不为人所知的，在臣民不能提供必要的物资时，国家须依赖外国金融家提供的贷款，以战利品之分配权作为担保。如果战争失败，贷出之款项即完全损失。为国家目的或战争目的向一般的经济势力筹集资金，乃中世纪之产物，特别是城市之产物。

另一种在经济上更重要的结合形式是商事企业与金融援助的结合。今日最盛行的为经济盈利目的而进行的联合形态——股份公司之发展，就是从此种商事金融结合逐渐发展而成的。这样的组织有两种形式：其一为超出单个商家之资源力量的跨地区性质的大企业；其二为国外的殖民企业。

对于无法由个体企业者提供资金的国内企业，通过集体融资实为常例，特别是在15、16世纪时城市的经营中。有时，城市本身亦经营国内的商业，唯在经济史上有更重要的意义者为另一事例，即城市依赖公众，公众参与由城市所组织的商业企业。它所实施的规模颇大，如城市诉之于公众之前，同时强制因此而创立的公司容纳任何市民。因此，股份资本额为无限制的。在今日，股份者之责任只限于其所有之股份，然而在当时，则一次性付出的资本常常不够，而须再付。城市常规定参与股份的最高额，令一切市民均有参与机会。其方式便是将市民依财产税或财产额分为若干阶级，对各阶级分配入股金额的一定部分，以规定股份的最高限度。其与现代股份公司不同的地方，即虽然可随时请求付本，但个人之股份却不能随时自由让渡。故整个企业仅代表一种在萌芽状态中的股份公司。对于营业的经营，官厅实行监督。此种所谓“被管制的公司”的形式，特别在铁商施泰尔（Steier）、布商伊格洛（Iglau）间最为常见。自此项公司之上述的结构视之，其实与矿工组织同样缺乏固定资本。换言之，缺乏今日所谓的资本计算。股东不仅包括商人；凡诸侯、教授、宫廷之人亦有参与，正所谓一般意味的公众，他们乐于参与，以取得厚利。利益之分配全用非合理的方法，只就毛收益计算，没有注意到任何种类的储备金。近代的股份公司只需废止此种官厅之监督，即可成立。

可视为近代股份公司的另一前身为大殖民公司，其最大者为荷兰东印度公司与英国东印度公司，它们尚非今日所谓的股份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募集资本时，因受全国各州市民的互相嫉妒，曾将其股份分给城市及各州，因此，不许一个城市垄断或承受全部资本。政府即联邦全体，参与业务之执行，尤其因为政府有使用公司之船舶与大炮的权利。在此公司中，亦无近代之资本计算与股份之自由让渡，虽然后者不久就小规模地发生了。此种宏大而成功的公司，使一般人知道和熟悉了股份公司的形态；由此，欧洲大陆的一切国家均采用公司制度。由国家特许股份公司根据其所得之特权，管控其加入条件与业务经营，同时，国家为其监督者，连业务规程之极小事项亦加以干涉。至18世纪时，始制作每年的借贷对照表，但它被大众普遍接受，仍须在发生了多次可怕的破产以后。

除由股份公司对国家需要予以金融接济外，同时由国家自身直接管理国家财政。此以预期的收入为抵押品及债权凭证开始作为强制的公债。在中世纪时，城市曾以收益证券筹集巨大的款项，以其不动产及财政能力为抵押。我们虽可视此为近代整理公债之先驱，但因为此与恩俸或与其他前提相关联，故只在某种条件下能如此视之。除此种应急手段之外，至17世纪止，曾以种种形式来筹集货币。例如利奥波德（Leopold）一世，为了募集所谓的“骑士（义侠）公债”，曾遣其使者向各贵族募借，只不过大抵均得如下之答词：“请君至富裕之家募借为便。”

我们如欲理解何以至中世纪末期，德国城市尚实行此种方法及一般金融运营方法，则须知道当时尚无有秩序的预算制度。城市领主（与领地所有者相同）正如今日之私人小家庭，每周经营其经济；因收入有所增减，故须随时量入为出。为承收租税制，帮助解除此种无预算之状况，此种制度能保证政治权力预期每年所得金额之确定性，因而能预定经济之支出。因此，承收租税制成为财政合理化的重要手段，欧洲诸国最初出于偶然，后来便永久加以采用了。它也使预先自国家收入中扣除战争时所需之战费成为可能，因此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合理的租税制度，为意大利各城市失去自由以后的成就之一。意大利的贵族根据当时商人的记账原理——虽然尚非复式簿记——管理其财政之最初的政治权力。此制度发祥于意大利，经由勃艮第、法国以及哈布斯堡诸邦而传入德国各州，并普及各地。尤其唤起财政之整理者为纳税者。

第二，为英国的财政审计制，“支票”一词即其最后的遗留物，能使人忆起此制度。因为缺乏运算上所必要的练习，此制度根据棋盘样的方式计算国家的应收款项。但通常并非设定总收入与总支出的预算，而系一种为特殊目的而设置的金库制，即特定的收入确定为特定支出之用，且只确定为此特定支出之用，此种方法之根源实为诸侯与公民权力之斗争。后者不信任诸侯，认为这是保护自己、使自己所纳税款不至于为诸侯浪费于个人目的的唯一方法。

16、17世纪时，使诸侯之财政政策合理化的另一种力量出现于诸侯的垄断政策中。其中诸侯自行垄断一部分商业，亦有用政治权力强制提供大量报偿金的特许商业。例如奥地利卡尔尼奥拉省的伊德里亚水银矿（汞化银之制造上所必要的）之采掘，常为哈布斯堡两派系间争论的对象，供给德国王室与西班牙王室而产生巨额的收入。腓特烈二世求得对西西里粮食的垄断，实为诸侯的垄断特许之第一个例证；其在英国最为广泛应用，且由斯图亚特王朝以一种系统的方式使之发达。只不过因英国国会的反对，亦最早被废止。斯图亚特王朝的一切新工业及工厂皆与国王之特许相结合，从而获得垄断权。由此特权而国王获得大量的收入，作为与国会斗争的资本。只是在国会得胜后，此等纯为收入打算的工业垄断被完全废止。由此我们可知，以为由诸侯之垄断政策生出近代西方所独有的资本主义，实为大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