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余秋雨先生首倡“深圳学派”快15年之后，该提法首度正式出现在官方文件《关于全面提升深圳文化软实力的实施意见》（深办发〔2010〕4号）中。报道依然热闹，舆论依然哗然，深圳学派“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局面依然没有根本改观，甚至何为深圳学派、为什么要推深圳学派等常识性问题依然纠结未已，更遑论深圳学派如何落地、如何做实了。

“学派”英文为“school”，源于希腊文“skhole”，本义为“踌躇、阻止、抑制”，引申义为“空闲，闲暇”。古希腊拥有“闲暇”的人大多为贵族和男性自由民。在充足的闲暇消遣时间中，这些“闲人”要么作诗、作曲、绘画、听音乐、健身、打猎，要么探讨自然科学和哲学，尤以相互讨论学问和辩论真理为时尚。“闲暇”成为古希腊学问的源头。

深圳的学问，看来不会是因为有“闲人”、有“闲暇”。《因特虎深圳告白》（2001）曾经说过：“近年来，忙里偷闲的深圳人已渐渐有喘息回眸的感怀，有心平气和的商量，有娓娓道来的言说，有细细揣摩的思想。有的兴之所至零零碎碎，散见于报纸杂志；有的深思熟虑规规整整，形成了专著文章。”这是事实，但是，靠闲人、闲暇成就深圳学派，则基本上不靠谱。

深圳的学问更近于希腊文“skhole”的本义：踌躇、阻止、抑制。暗合司马迁“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之谓。深圳学派不会是师承性学派，深圳没有柏拉图。深圳人不认大腕，也不会随便认大师。说余秋雨的深圳遭遇是毁誉参半都算客观，没下地狱，也没被摆上神坛。深圳学派会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但“诗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学”成于一时一地，而“派”则无时间、地域之囿。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本籍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深派”亦非皆深圳人（语源：杨诚斋、鲁迅）。深圳学派，属于问题性学派。集成全人类的智慧来创造性地解决深圳生存与发展中面临的当下及深远问题，这就是深圳学派的原点与原意。搞活经济，振兴工商，遂兴商学、经济学；改善公共治理，建设公民社会，就需要新的政治学、社会学；“大运会”要向全世界介绍深圳，证明“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那就需要对深圳作一个全球视野下的观照，并且有一个适合全球语境的诠释。眼下，深圳在国内外经常“失语”的尴尬，正好说明：深圳学派不是源于“闲适”，而是源于“焦虑”；不是因为有“闲暇”，而是因为有“隐忧”。远虑近忧，成就人类真正的学问。深圳学派“排忧解难”的深度、广度、强度，彰显其自身的学术价值。

深圳学派的主体，当是“发愤”著书立说、做学问解决问题的人，应强化其独立人格，淡化其官方背景。这就要求官员、官方机构甘当无名英雄，甘当服务员和裁判员，尽可能低调、务实地为深圳学派的构建创造条件，包括但不限于养士、养项目、为独立思想提供庇护之所，并且渐渐形成机制。这15年来，深圳学派的主要推手是一位深圳文化图腾式的人物——王京生。他是文化学者，亦是文化官员，他每次出面“挺”深圳学派都会引来争议，其官方背景叠加上余秋雨的深圳市特区文化研究中心“名誉主任”身份，几乎是屡陷深圳学派于官民口水仗的诱因。然而，若没有王京生式的人物，若深圳的文化官员、文化机构都不愿、不敢或不懂为文化说话、辩护、创造条件、作深远谋划，那深圳的人文环境岂不更糟？每思及此，常常令人唏嘘不已。

官方、民间、学者要达成默契，需要一定的共识。2011年1月24日晚，“网络奥斯卡·华语传媒盛典（2001—2010）”在深圳音乐厅举行。深圳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思平作为典礼嘉宾，为“因特虎三剑客”颁奖。主持人邱震海“不无刁钻”地抛了一个问题给张思平：“假如三剑客的剑指向了您，您怎么办？”张常委略为停顿后答曰：“我们是朋友。”张思平与因特虎三剑客的私下关系确实够得上朋友，但是因特虎的剑并没有因此不指向张常委。张思平做深圳市副市长的时候，就在他亲自召集的几次政策咨询会上，因特虎老亨、金心异和其他虎友都曾毫不留情地向张副市长“亮剑”。道理很简单：因特虎作为民间智库的价值就在于敢于亮剑，三剑客就是因此获邀的。亮剑后还能成为不打不相识的朋友，是因为像张思平这样的开明官员能够认同因特虎的理念：理性、建设性、社会责任感。这也正是因特虎10年来能够坦然面对深圳官方的公开秘诀。而深圳前任市长于幼军敢于公开接见发表《深圳，你被谁抛弃》的网友“我为伊狂”，开中国高官直面网友之先河，则是深圳以及深圳官员相较于内地依然领先一筹的生动例证。

深派学问的方式、方法、成果体现也有赖于新的形制。钱钟书说过“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这自是学问之一种；书院、大学、图书馆、博物馆，这又是一种；报纸、杂志、图书、广播、电影、电视，这又是一种；BBS论坛、博客、短信、电子邮件，这也是一种。兵无定势，水无常形。深派学问不必泥古，不必食古，不必故作高深之状，不必强为空谷足音，不必太自惭于古北京的翰墨，不必太沉溺于旧上海的音影，而互联网时代的便利则应该用足、用好，方便学者，方便问者，方便用者，是乃大学问。

古希腊和古罗马，那是一个广场演说的时代，彼时的思想家、政治家无一不是广场演说的高手。中国是个敬惜字纸的国度，先秦诸贤都是靠一篇名世，传诸久远。近代上海因为赶上大众传播时代，上海人文就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时务报章、黑白电影、留声机器中涵蕴。至今，电影海报还是老上海的文化标本。香港是流行文化的受益者，大剂量的商业复制造就了香港影视歌星。一种传播技术决定一个时代所传播的文化，这是麦克卢汉等传播学者已经研究和证实了的。深圳不可能回到说唱艺术时代，不可能回到印刷媒体时代，不可能回到单向的（通常总是自上而下的）大众传播时代。深圳扁平型的社会族群结构正好照应了扁平型的信息互联互通时代，这个时代的思想与文化的生产、复制与传播，甚至不必借助传统的机械工业化的手段，一切都在电子信息技术的海量存储与即时传递中瞬间完成。比尔·盖茨曾经在中国博鳌论坛上郑重提道：“世界是平的。”这是亚洲的机会，也是深圳的机会。我等冥思苦想，深圳人文赖以生长的得天独厚的技术基础正是互联互通技术。深圳不可能出苏格拉底，不可能出富兰克林，甚至不可能出20世纪福克斯（20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不可能出盖博、白兰度、成龙、梅艳芳。但是深圳可以出华为、腾讯，可以出“我为伊狂”，可以出因特虎。我等深以为，成就深圳、成就我们这个时代的，不是别的，就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互联互通技术。借助这样的技术平台，可以激发无穷的创意和灵感，可以集成无数的思想与见解，可以遴选出令人意想不到的，足以深刻改变我们生活方式、生存状态的意见和意见领袖。

因特虎在上线之初就曾经搜集数以万计的有关深圳的文字资料，精心筛选编辑约5000篇文字分类上传，这就是因特虎一开始就是“研究深圳最好的网站、深圳资讯最精良的网站”的原因。这种大集成式的拣选、陈列与互动，不依托互联网技术是无法完成的。但是10年之后再来做一个反省，就发现因特虎也面临一些严峻的问题。譬如，荐选别人的好文章就存在抄袭与授权问题；精英话题、精品推荐与网友讨论如何形成层次与秩序的问题；网站定位、网站风格、网站的开放性、网站的稳定性、网站的影响力如何满足创作者、传播者以及其他参与者的需求问题；等等。《因特虎报告》即是针对这些问题的形制创新：统一编辑，确保宗旨、风格与精英思想、精品传播相匹配；统一编号，相互勾连，渐成体系，在网际中跨界传播，不必受制于某个网站；开放式参与，所有有创意、有能力、有资源、有需求的人都可以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参与到《因特虎报告》的流程中来；因特虎核心团队，作为做后台服务的“茶水部主管”，可以张罗茶议，撮合人事，让思想落地，让创意落实。这种以问题的答案（创意）为切入点倒推，辩义理、求事功、长学问的“虚拟+实体”的《因特虎报告》模式或许是最适合深圳学派这样的问题性学派的形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