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记载深圳移民历史的是宋沈怀远的《南越志》：“宝安县东有参里，县人黄舒者，以孝闻于越，华夷慕之如曾子之所为，故改其居曰参里也。”黄舒字展公，东晋江夏人，是个出了名的大孝子，随其父自江夏迁居东官郡宝安县。

明崇祯《东莞县志》最先为黄舒立传，清康熙《东莞县志》几乎一字不差照录。全文如下：“晋黄舒，事亲至孝，家贫力业，以供修瀡。侍膳极恭，盛暑未尝解冠带，亲所颐指，虽千里外往焉，曾无难色。父卒，皇皇如欲无生，躬负土为坟，庐于其侧，深野无人，豺狼左右号，而舒安之。每寒夜哭，声出林薄，随悲风远闻，人为泣下。郄酒肉弗御，日进淖糜一盂。久之，形容枯槁，人劝其还，哭而弗答。居母丧，亦如之。间巷皆谓舒生养殁哀，今之曾参也。有司奏旌其门，因名其曰参里，傍有山亦称参里山。宋沈怀远《南越志》载舒事，谓不让古人云。”

黄舒死后就葬在今天深圳的沙井。清嘉庆《新安县志》有明确的文字记载：“晋孝子黄舒墓在大田乡猪母冈。”黄舒墓坐南面北，仿佛凝望着北方的故乡，墓前的街名叫大田路，墓碑为花岗岩质地，官印碑顶，碑额处浮雕云纹图案，碑文的字迹有些模糊，“晋钦赐孝子乡贤始祖考参里黄公之墓”十六字依稀可辨。此墓被列为深圳市宝安区区级文化保护单位。

黄舒父子迁入时，宝安居民的语言应该主要是粤语，此格局一直维持到清朝海禁复界后才改变。这从深圳的“圳”字可以佐证。“圳”字不是客家话，而是广府“白话”，是“田边水沟”的意思，“深圳”就是“田边的深水沟”。“深圳”地名始见史籍于明永乐八年（1410年），结合史实推断，“深圳”一名出现的时间要比史籍记载的更早，因为一个地名一定是先在民间发展形成一定知名度以后，才会被官方史籍收录其中，如此推理深圳这名字至少在元代以前就已出现。这离清初的迁海复界至少还有300年。

深圳墟是典型的广府墟镇，被黄贝岭、湖贝村、赤勘村（今蔡屋围）、罗湖村（20世纪80年代初拆除，在现今的建设路一带）、向西村和南塘村等广府围村四面合围，因而有着浓浓的广府特色。其中鸭仔街就是广府味浓郁的街名，鸭子粤语叫“鸭仔”，客家话叫“鸭麻”，这是一个广府特色街名。街上很多女性佩戴有别于凉帽的广府圆形斗笠，这是一种沿海地区十分普遍的斗笠。以前整个深圳墟东门地区遍布广府骑楼和广式建筑，如广府岭南建筑风格的思月书院和风貌街等。湖贝建村于明代，三纵八横，为典型的广府建筑格局。湖贝村内随处可见的雕花屋檐是“灰雕”，显现出昔日广府建筑的荣光。

深圳本土方言为粤语莞宝话和粤语南头话。莞宝粤语分布在东莞、深圳（宝安）和香港新界一带，以东莞话和围头话为代表。东莞话分布在广东东莞市，以莞城话为代表。宝安方言分为围头话、南头话等。其中，围头话因遍布深圳的围村（村围）而得名。所谓“村围”专指深圳、东莞和香港地区一带讲广州话的广府民系居民所创造使用的围合式住居建筑组群，本地人一般将其称为“村围”，而命名时常使用“围”，如深圳“蔡屋围”、香港“积存围”、宝安松岗上山门村围等。带围字的均为广府本地人建立的村落。

围头话是香港新界和深圳原居民的方言，属粤语莞宝片，接近东莞话，与广州话大致相通。说莞宝粤语的是围头人，围头人即“本地人”，是最早来到深圳和香港的人。莞宝粤语分布特点为：该地区主要是沿珠江口东岸的肥沃河海平地和香港连接的陆地交通要道，包括原宝安县老市区（旧罗湖墟）、旧城（新安故城）以及北至广州、南往香港的交通要道。这些地区长期以来一直是本地区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区和经济活跃地带，与广州交往甚为密切。

深圳粤语还包括珠江口沿江东岸的渔民话、大鹏半岛的大鹏话、原县城的南头话。因渔民上岸围垦滩涂进行养殖而又被称为基围人，其语言称基围话，渔民祖先来自南海番禺顺德，因此其语言带有“南番顺”特色。大鹏话分布在大鹏半岛和南澳平湖的大部分乡村。南头话的使用区域以南头城为中心延至周边一带。另外还有船家话（疍家话），船家话普遍流通于广东、广西地区江河湖海的水上人家。另外，旧县城南头讲广府白话和南头话，新县城深圳镇（今东门一带）讲带围头口音的粤语广州话。

客家人：从嘉应山区到深圳滨海，“迁海复界”后深圳的新族群

广东的广府人和客家人有时会打口水仗，争论谁来广东更早。

有人认为，秦始皇“南征百越”时，南下的秦军从闽粤赣边入抵揭岭（即揭阳山，今揭阳县北75千米），直抵兴宁、海丰二县界。“南戍五岭”的兵丁长期“戍五岭，与越杂处”，成为首批客家人。这个说法，可谓是广府人、客家人的“同源说”，谁也不比谁更早。

还有一种说法，说是秦始皇为了建造阿房宫，驱赶数万中原“木客”往赣南兴国伐木，没累死的后来就留在了当地，认为这可能是赣南客家最早的先民。

事实上，即使上述两种说法都成立，也无法否认秦汉以来的岭南开发是从西北向东南发展的。广东经济和人口分布的重心，首先是在粤北山区及西江流域。人口分布的这种特征与北方汉人南迁广东两条路线有关：一是由湘桂走廊下西江，在高要、罗定等地定居，有的更南达雷州半岛；二是经摺岭的隘口顺连江而下到达连县、阳山等粤北一带，形成秦汉时期广东的人口分布以粤北山地人口最多，西江流域次之，粤东山地及滨海低地人口最少的态势。

到唐代前后，“梅岭古道”成为北方“流人”迁徙到岭南的主要通道，以至于粤北北江的“珠玑巷”成为中原移民的集散地。珠玑巷这一名称的得来与唐敬宗的珠玑赏赐有关，珠玑巷在唐代之前还叫“敬宗巷”。因有巷内族人张兴七世同堂，唐帝李湛闻听后，赏赐给他们家族珠玑绦环，不久李湛驾崩被赐庙号唐敬宗，“敬宗巷”为避讳改名珠玑巷，沿用至今。在唐代得名的珠玑巷成为后来许多广府人的寻祖地，说明珠玑巷在唐代以后若干时期，依然是北方移民南下广东的主通道。

隋大业五年（609年），今广东境内人口为65.98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28%，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千米2.99人。人口分布以西江流域为最密，信安郡（今高要）人户密度每平方千米超过2户，永熙郡（今罗定）每平方千米1.6~2.0户，广东南路和连江流域每平方千米有1.1~1.5户，珠江三角洲每平方千米0.5~1.0户，粤东每平方千米0.5户以下。

唐代的广州已发展成为我国南方的重要城市和外贸口岸。天宝元年（742年），广东有93.6万人，比隋代增加了38.6%，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1.5%。唐代人口的分布，韶关、连州人口密度大增，居全省首位，平均每平方千米达4.7户。西江流域采矿业得到发展，人口稠密。粤西高州至两阳一带人口密度亦迅增，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人口仍稀少。

唐末的黄巢起义是个转折点。879年，黄巢攻占广州，为报复此前广州军民的顽强抵抗，遂下令屠城。在这场大浩劫中，被杀的人数之多无法计算，据中世纪阿拉伯商人写的旅行记《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仅仅是死于屠刀下的回教徒、基督教徒、犹太人便多达12万人！而10世纪阿拉伯学者马素第的《黄金草原》一书，则称遇难的外国人数量是20万人！不管这两组数据是否有夸大的成分，死于黄巢屠刀下的平民数量巨多确是不争的事实。

黄巢起义打破了广东经济和人口西北重、东南轻的格局。广州遭到屠城的同时，大批中原汉人不堪战乱，南下迁入闽粤赣区。如宗室李孟，由长安迁汴梁，继迁福建宁化石壁乡。固始人王绪、王潮响应黄巢起义，率光、寿二州农民起义军5000人下江西，致使闽赣边一带人口激增。这些新迁入户被称为“客户”。据北宋《元丰九域志》记载，当时客户占广东总人户的39%之多。

“客户”就是客家人。

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现广东境内有239.5万人。南宋末期，广东的人口发展进入前所未有的**。宋代广东人口分布发生了显著变化，珠江三角洲和韩江三角洲已成长为又一个人口稠密区。沿海各州府人口数量和密度迅速增加，人口分布的重心南移。在唐代地广人稀的循、梅二州，至宋由于客户的移入，开发土地，人口繁衍，人户密度已追上西江一带。粤东人口密度首次超过粤西。

元代人口分布的特点是沿海人口迅速增加。珠江三角洲、潮汕平原取代粤北成为广东人口分布的重心，是全省人口最多的地方。

明初由于采取了奖励垦荒等有利生产的政策，使耕地面积大增。番薯传入使难以种植水稻的丘陵、台地得以种粮，粮产有显著增长。明代珠江三角洲的制糖、铸铁等手工业也相当发达，对外贸易也比元代繁荣。珠江三角洲已进入大规模开发阶段，进一步吸引内地人口南迁，广州府人口居全省首位。韩江三角洲经过数百年开发，已渐富庶，吸引了大批闽人进入。故明朝后期潮州府人口大增，每平方千米达30~40人。珠江三角洲和潮汕平原仅占全省面积的8%，却集中了40%以上的人口。而韶关、连州地区从明代开始，开发进程缓慢，人口开始缩减。

学者认为，客家民系是最晚形成的中国七大民系之一，时间大概在南宋至明朝中期。也就是说，其他民系早在他们迁徙的地区安居乐业了，客家民系还在迁徙途中，他们的根主要来源于中原地区。客家的南迁时间持续了1000多年，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客家民系。客家民系目前主要分布在广东、福建、江西、广西、四川、湖南、海南、贵州、陕西，以及港澳台等地区的250多个县、市，其中纯客家县、市40多个，非纯客家县、市200多个，并分布于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毛里求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阿根廷、秘鲁等100多个国家与地区，人口约8000万，影响全球。客家民系最集中的地区是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广东东北部交界的三角地区，人口有1300多万，这个三角地区的客家人形成了客家大本营。随着时间流逝，因为北返无望，他们慢慢地“不思旧故，日久他乡即故乡”，而把这里当作自己的故乡了。这些移民虽然来自不同历史时期，来自不同的地区，却是同根同种，自然也同甘苦共患难。所谓“亲不亲，故乡人”，再加上与当地原住民的交流与融合，慢慢地形成了共同的语言——客家话，从而产生了共同的风俗习惯与文化心理。客家民系就这样形成了。

深圳客家文化学者杨宏海认为，深圳客家已经是“滨海客家”，不同于历史上的“山地客家”。当年来到深圳的客家人，出山入海，生存条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具有顽强生命力的客家移民因地制宜，积极从事种植、捕鱼、养殖、采石、商贸等行业，艰苦奋斗、锲而不舍，创造了深圳曾经拥有的一个历史辉煌时期，形成了具有“滨海”特色的深圳客家文化。

由于受海洋文化影响，深圳客家人很早就具有开放意识，乐于接受新生事物。深圳毗邻香港（历史上同属新安县），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最早进入的地区。当年的瑞士基督教巴色差会派员来到内陆省份传教办学时，受到当地民众的抵制和当地政府的驱逐，唯有客家地区有所例外。1848年，巴色差会在深圳沙头角办起第一间客语小学，率先向客家人输入西式教育模式，比1905年清朝宣布取消科举改办西式教育提早了半个世纪。1855年，在深圳客家人协助下，巴色差会派遣牧师顺利进入新安县布吉圩李朗村，揭开了在此传教办学的序幕。1864年，李朗村建立起存真学院，成为深圳历史上第一所大学。1891年，巴色差会在龙华浪口开办的“虔贞女校”成为新安及香港远近闻名的学校。瑞士巴色差会档案馆现存上千张当年传教士留下的照片。

近代以来，每当民族危难之际或历史转折关口，深圳客家人都能挺身而出，敢为人先。如赖恩爵面对英国侵略者奋起还击，在九龙海战中打赢鸦片战争的前哨战；郑士良在孙中山领导下打响辛亥革命前推翻清朝封建帝制的第一枪；曾生领导以客家人为主体的东江纵队点燃了抗日救国的烽火；袁庚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在蛇口首先扛起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旗；南岭村村民弘扬客家人勤劳刻苦、崇宗报本的精神，不忘传统，艰苦创业，村干部及其家属带头劳动致富，鼓励年轻人积极向上，成为勇立改革潮头的“深圳客家第一村”，并且提出“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口号。

伴随客家先民艰苦垦拓、开基立业建起的一座座客家围屋，成为深圳客家文化的生动缩影。据统计，深圳的龙岗、坪山、坪地、坑梓等地现存客家围屋100多座，以罗氏鹤湖新居、曾氏大万世居、黄氏新乔世居为代表。其中位于龙岗的鹤湖新居，由来自梅州兴宁的开基祖罗瑞凤始建于清代乾隆中期，是我国目前所见为数不多的大型客家围屋建筑。2016年3月，由美国某电视台摄制的纪录片《寻找外祖父》，记录了一位拥有1/4客家血统的非裔女子罗笑娜，历经波折探访，最终找到外祖父的根脉所在——深圳龙岗罗氏祖屋鹤湖新居。此纪录片在美国、加拿大、牙买加及国内播出后引起轰动，激发了更多海外客家后裔寻根认祖的热情。鹤湖新居建筑的设计由内外两“围”环套而成。总体上是客家围屋布局，但其内部却是广府民居的式样，独立成套，私密性较强。这是广府文化和客家文化在深圳水乳交融的一个生动案例。

深圳客家人靠山面海，在垦殖创业的过程中，与本地广府人和疍家人交融相处，善于吸收不同族群的文化。如沙头角吴氏客家人来自梅州大埔，他们在下海划船打鱼的过程中，将原乡的“鲤鱼灯舞”进行加工，创造出鱼灯舞这一滨海游艺民俗，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鹏镇赖氏客家人与南迁大鹏所城的“北方军人”混杂相处，形成独特的“大鹏话”，创造出追念英烈的“大鹏清醮”习俗。深圳客家传统美食如“客家盆菜宴”既保留了山地客家的特色，又吸纳了海洋文化和当地文化的精华，从而形成具有“山风海韵”的深圳客家民俗文化。1991年海天出版社编印出版《深圳民间歌谣》，其中客家山歌就占了90%的篇幅。深圳山歌大多与梅州山歌相似，但也有本地特色。如地处山区的梅州山歌比较高昂激越，而地处滨海的深圳山歌则比较舒缓平和，唱腔起伏流转。因为深圳是著名的侨乡，许多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往往吟唱家乡歌谣来表达爱国思乡之情，有些还以外国词语入歌。如反映华侨回乡娶亲的《带新郎新娘入洞房》唱道：“今晚脚踏新娘间，一句唐来一句番。今晚新郎新娘very good，明日转过艾斯湾。”客家人喜欢象征祥瑞太平的麒麟，麒麟舞也是深圳客家的游艺民俗。沙头角中英街每年祭祀天后娘娘，既跳客家的“麒麟舞”，又邀请疍家人的“水上迎亲舞”一同表演，吸引深圳与香港两地居民参加。而盐田渔民举行婚礼，既表演“水上迎亲舞”，又融入客家山歌演唱。

客家移民文化为建立特区后的新客家移民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

潮汕人：早就在深圳河对岸安营扎寨，是最坚决的深圳投奔者

潮汕人是不是比客家人更早来到广东，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有一点很明确：客家人是通过“山路”进入岭南的，而潮汕人是通过“海路”来到广东的，潮汕人因为在粤东的潮汕平原繁衍生息，故此被称为潮汕人。

粤东地区的汉族移民，大致可分为福佬人和客家人两个支系。福佬人占据平原，客家人在山区居住。两个支系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语言：福佬人讲闽南语系的潮汕话，客家人讲客家话。从移民潮汕的播迁路线来看，福佬人从福建南部沿海迁入，客家人则从江西由山脉向闽粤山地逐渐分布。从迁移地理来看，福佬从海线来，可称为海系；客家随山脉而迁，称为陆系。按传统的说法，莆田是福佬人发轫之地，宁化则是客家人的摇篮。

必须说明的是，福佬人和客家人都是源自中原汉人。福佬人，也称河洛人，源于中原，是迁徙到闽南和潮汕地区的中原移民后裔。潮汕人属于福佬民系，其形成与从福建进入的移民有着直接的关系。福建历来地狭人众，而广东的潮汕地区与其只有一岭之隔，是福建移民迁入的第一站。

一般认为，历史上的西晋永嘉之乱（311年）、唐朝安史之乱（755—763年）和北宋靖康之乱（1126—1127年）是促成潮汕人祖先从中原一路南迁的三个重要时点。

迁徙的主要路线是从中原迁至江南，再入闽越，约在宋元年间大量迁入潮汕，最后在省尾国角的潮汕定居下来，繁衍至今。中原移民与南越土著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不断融合同化，即成为现今的潮汕人。

中原汉人开始南迁进入潮汕，始自秦汉时期，但仅是零星迁入。直至唐代，潮汕地区仍是蛮荒之地，多瘴气，江河多鳄鱼，山上老虎出没。宋代之后，中原汉族移民才开始较大规模地迁入潮汕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在南宋末年，十几万闽南的莆田人集体移民到潮汕地区。

潮汕先民迁徙的形式是“举室南迁”，即以姓氏为代表的整个家族集体迁徙。现在潮汕许多乡村都是同一姓氏的乡村，许多祠堂都是同一姓氏的祠堂，众多族谱的记载，都表明潮汕先民的迁徙主要是整个家族的集体迁徙。

志书上也多有记载，如《闽中记》：“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明确指出南迁先民是中原士族，是以姓氏为代表的整个家族集体迁徙的。

潮汕地区三面背山，一面向海。境内虽有富饶的潮汕平原，但历来地少人多，人均可耕地不到三分田，这样的生存环境培养了潮汕人精耕细作的优良传统，故潮汕人有“种田如绣花”的说法。他们不仅在农业上精耕细作，在手工业上也精雕细琢，在商业上更是精打细算，极善经营，闻名海内外，故有“东方犹太人”之称。在中国历史上，晋商、徽商和潮商曾闻名天下，而且晋商和徽商的名头显然要比潮商显赫，山西人开的“票号”左右了大清朝200余年的金融市场，连慈禧太后也向晋商伸手借过银子。财大气粗的晋商衣锦还乡，极尽奢华地建宅子，直到今天还留下了诸多山西“大院”。只是现代晋商和徽商都偃旗息鼓，而潮商旗帜依然树立。这与晋商和徽商本质上都是官商，唯有潮商走市场之路不无关系。作为官商，晋商和徽商依附于朝廷经营盐、米、茶叶等生活必需品，或者开票号，一旦进入这些垄断经营行当，伴随而来的便是巨额利润。然而晋商和徽商一旦失去依附，他们的好运也随之完结。潮商坚持走比较单纯的从商之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所以能一直走到今天。

潮汕人分布在广东东南沿海，生活无不资养于海洋。耕海、冒险、海神崇拜等海洋文化至为发达，是潮汕文化一个最重要的特质。唐宋时期，潮州渔民已在深海渔场作业，出现了我国最早的渔场之一。北宋就有印尼的商船到潮州进行贸易。明清时期，潮汕地区已有发达的海洋性商业贸易活动。即使在清初海禁时期，潮汕商人还是偷偷进行海外贸易。“潮州帮”商人集团与“广州帮”一样，远涉鲸波，逐海洋之利。鸦片战争之后，汕头开埠，潮汕人到海外谋生者比比皆是，因此潮州八邑成为和江门五邑齐名的重要侨乡。潮人拥有精明头脑和拼搏精神，再加上南洋这些国家当时经济远远落后于中国，喜好抱团的潮人生意便越做越大。如今东南亚地区尤其是泰国，许多大商人的祖籍都在潮汕。

由于潮汕人中的精英分子更多地选择外出营商，导致本土人才匮乏，当地公共服务无法满足现实需要，潮汕本地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如人意。历史上的韩江时代，潮州是经济政治文化中心；近代海运时代，汕头取代潮州成为潮汕地区的商业中心，电影《红牡丹》关于香港的镜头就曾在汕头老街取景，那时的汕头时髦地号称“小上海”。历史上，海外潮汕人最密集的地区是泰国，泰国米其实是潮汕人在泰国种的米，泰国的首都曼谷到处都是潮汕人，潮汕人据说还做过泰国的国王。香港崛起后，潮商云集，香港1/3以上的上市公司是潮商背景的，李嘉诚是击败上海商人、英美商人的香港潮商的代表。

可以说，在深圳改革开放前夕，潮汕人虽然还没有大规模进入深圳，但是已经在海外布好局，在深圳河对岸安好营、扎好寨了。等到1979年，深圳开埠建市，广府人还在以广州为傲，不是太愿意离开广州；客家人还在忙着“逃港”，离开深圳与坚守深圳的人，各有理由；只有潮汕人，距离深圳只有半天、一天的路程，义无反顾地来到深圳，成为广东三大民系中最坚决的深圳投奔者。深圳是海外潮汕人回内地投资的首选地，深圳也是外出打拼的潮汕人创业的第一站。深圳第一任市委书记吴南生就是潮汕人，他在海外华侨中招商引资，其中响应最多的就是潮汕华侨。深圳特区001号外商就是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潮籍商人谢国民。还有深圳第一家外资银行，香港南洋商业银行董事长、潮商庄世平，更不用说深圳世界级集装箱码头盐田港的投资者、潮商李嘉诚。吴南生还动员了数以万计的潮汕人来深圳拓荒搞建设，其中就有后来的深圳南山海岸城董事长李茂水、深圳创世纪转基因公司董事长吴开松、宝能集团董事长姚振华、卓佳地产董事长卓振波、茂业集团董事长黄茂如……40年来，潮商战绩最辉煌的城市就是深圳。

(1) 宝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宝安县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2) 摘自黄开林《寻访深圳早期移民“水流柴”》。

(3) 叶国泉、罗康宁：《粤语源流考》，《语言研究》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