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的土著居民叫“真粤人”，“其真劗发文身越人，则今之徭、僮、平鬃、狼、黎、岐、疍诸族是也”。明末清初的屈大均，有“岭南三大家”“广东徐霞客”之称，他在《广东新语》中说，真粤人多已融入后来的中原移民之中了，而“今粤人大抵皆中国种”。

“今粤人”都是从中原地区迁徙过来的北方移民，大致分为广府人、福佬人（潮汕人）、客家人，构成今天广东的三大民系。千百年来，这三大民系大致分居于广东的西部、东部和中部地区。虽然也有些杂居，但是总体上界线分明。直到深圳崛起，吸引广东三大民系真正合流。

深圳地处岭南，隶属广东。广东人又称粤人。

现在的深圳，还有没有屈大均所说的“真粤人”的后人呢？

徭、僮、平鬃、狼、黎、岐诸族人在深圳的后裔尚不可考，唯有疍族人，在深圳似乎有迹可循。

疍民，又叫“蛋民”“疍家人”“水上人”，曾是东南沿海一带河网水道上以船为家的人群，由于居住地点不固定，随河而徙四处漂泊且擅唱民歌，因此被称为“水上吉卜赛人”。学术界较主流的观点认为疍民主要源于古代的百越，学者罗香林、傅衣凌等人认为，疍民乃是居水的越人遗民，与畲同源。而福州疍民源于百越中的闽越。福州疍民与福建其他疍民，与广东乃至华南沿海及浙江的疍民有着同源的关系。譬如，一些福州沿海的疍民是来自南下的浙江疍民。历史上部分福州疍民迁入浙江和江苏，还有部分则又由浙江回迁福州。广东、海南包括深圳的疍民，在历史上往来迁徙，与其他地区的疍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深圳疍民是与畲同源的一族，还是被迫迁海而居的汉人？是世代祖居于深圳及其周边，还是历史上断断续续地从别处迁来？这些都无定论，可以确定的是：疍民的风俗文化在今天的深圳是有确凿的证据的。

深圳民俗学家廖虹雷专门考察过深圳南澳镇疍民舞草龙的来由：古时南澳渔民，除受世人歧视外，还要受海啸、台风的威胁。“渔民对海具有一种既亲切又惧怕的心理，故在出海前要到附近的神庙祭祀后，才扬帆出海；每只渔船都安置海神位，若遇风险便点烛、烧香、祈祷。”(1)渔民崇拜的海神除妈祖之外，非海龙莫属。

由于他们以船为家，岸上没房没地，只能在年初二那天就近到山头割草，稍晒半天，黄昏将草扎成龙，晚上插香舞龙。舞完后不可能把草龙搬回船上贮放，就地在海滩上将草龙焚化，意指龙归大海，希望龙王爷保佑来年风平浪静、四季平安、渔产丰收。当天割草，当天扎龙，当天舞龙，当天化龙，俗称“一天龙”的祭海习俗就这样形成了。

由南澳疍民舞草龙的习俗可以看出，现有的深圳原住民中，有“疍民”这样历史悠久的“真粤人”。虽然他们在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沿海地区不断迁徙，是不是早先意义上的百越后裔已经很难考证，但是毕竟在深圳落脚居住很多年，并且保持了逐水而居的漂泊生活方式，古老的“水上吉卜赛人”的遗传因子在他们身上迁延至今。

黄开林：谁点亮了深圳第一盏渔火？

在深圳西部珠江口沿岸，生活着一批早期的移民、拓荒者，他们从周围各地流浪于此，建起“基堤鱼水围”（简称“基围”），过起围垦、捕鱼的生活。住在“基围”附近的人就叫作“基围人”。“基围人”因为居无定所，漂泊不定，也被称为“水流柴”“无门闩”。

在海堤两旁，可见到的浅海滩涂不多了。一条条纵横的长满绿草的土堤，把水平面分成棋盘般的方格。这就是人们养殖鱼、虾、蟹的“基围”，又叫“基堤鱼水围”，深圳西部整条海岸线都有这样的基围。

1949年8月深圳解放时，这片海滩上聚居的“基围人”已达4000多人，东一堆西一堆地形成不同的居民点。1950年12月19日，省赴宝安土改工作团到达南头，次日县政府发布土地改革文告。宝安是广东省三个土改试点县之一。第二年春天，土改队员在普查时惊诧地发现，这滩涂边上的一个个“村子”竟没有名字！为使土改工作顺利进行，他们向上级汇报后，给这些“基围人”的聚居点逐一起了村名：翻身村、劳动村、自由村、安乐村、和平村、共乐村……从此，这一批具有明显时代色彩的地名被写入深圳史册，沿用至今。

目前深圳的“基围人”人数约有1.5万，主要分布在特区内的大新、白石洲、蛇口及宝安区的新安、西乡、福永、沙井等沿海地带。

“基围人”并不是深圳的原住民。在当年土改和人口普查的登记簿里，写着他们的籍贯。他们大多来自珠江三角洲的广州、东莞、番禺、珠海、中山、南海、顺德、佛山、惠州这9个市县。有的因为捕鱼作业来到了这里，有的为寻找发展到这一带定居，有的为躲避原籍土匪恶霸横行而来，更多的是长年在外的农业打工者，一路打工糊口漂泊到这里。

据史料记载，珠江口的围垦活动始于宋朝。自清代起，东莞、番禺、中山的沿海人民就开始围垦造田。深圳西部的古老滩涂区，由小到大，经历了多少世纪的暗淡、寂寞，是什么时候由谁点亮了第一盏渔火？我们的视线无法穿越久远的古道，无法从现有的史料中考证。从当地的老一辈人口中才了解到，20世纪初叶，从外地“漂”来第一伙陌生人，在深圳沿海荒无人烟的浅海滩上搭起第一间窝棚住下，从事捕鱼捞虾工作。但他们很不稳定，等到了休渔期，这些人又漂走了。从那时候起，这些鱼客被人叫作“水流柴”——如同浮在流水上面的柴薪杂物，漂泊不定，四海为家。20世纪30年代，深圳最早的“漂的一代”越来越多，大王洲山和坪洲山附近增加了许多茅草窝棚，开始在这里过上定居生活。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们在这一带开发的自然放养鱼虾的鱼塘已有3000多亩，能种水稻的薄田2000多亩。(2)

秦始皇南征：中原移民首次大规模进入岭南，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商与西周时代，广东先民便与中原有经济文化往来。春秋战国时代，岭南与吴越、楚国关系密切，交往频繁。历史上楚庭、南武城的传说反映出这一时期岭南与楚、越的关系。《国语·楚语上》也有“抚征南海”的记载，可见当时岭南与楚国有军事、政治关系。由于岭北楚国商人常与岭南贸易，出现语言交流现象，因此成熟后的粤语也还带有一些楚音。那时，番禺的珠玑、翡翠、犀角、象牙等名贵商品，已扬名中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既想扩大领土，也垂涎番禺的名贵商品，遂出兵岭南。

秦始皇的南征，恐怕算是岭南地区最早有历史记载的大规模移民。

公元前222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后，派50万大军驻扎五岭一线，试图统一百越，却遭到土著的顽强抗击，50万精兵几乎全部葬身此地。一些残兵败将流落民间，播下了北方人的种子。

据说，以屠睢为统帅的50万秦军分为五路，向五岭之南挺进。其中一军驻扎在余干（今江西余干），一军扼守南野（今江西南康），一军守镡城之岭（今广西桂北越城岭），一军占据九嶷要塞（今湖南宁远境内），还有一军“处番禺之都”。在强大的秦军攻势下，力量分散的南越族各小国只好退出部落聚居地，躲入密林深谷之中打游击。屠睢攻占番禺后，急于推行暴秦的各项制度，以为可以压服越族人。但是越族人不肯屈服于秦军的暴力，同心驱逐外敌，他们利用熟悉地形、善于水战与爬山设伏的长处，白天隐伏于山林之中，晚上四出偷袭。其中的西瓯族人还发动了一次大攻击，杀得秦军尸横遍野，并击毙其统帅屠睢。这故事显示了岭南原住人的刚强善战与不屈服于暴力的本根文化。

屠睢身亡后，秦军还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南越族人也奈何不得强大的秦军，双方僵持不下，形成“秦军三年不解甲弛弩”之势。

由于岭北到岭南的交通不畅，影响秦军的给养。后来，秦将监禄（一说监为官衔，名史禄）率工兵在海阳山开凿一条水道，连通了湘江与漓江，民间称为秦凿渠，也称零渠（唐代时改称灵渠）。于是，粮草可以从岭北水运至岭南，解决了秦军给养问题，使秦军得以打持久战。于是，秦始皇再派任嚣为统帅，率领赵佗等将领，出动楼船沿秦凿渠南攻岭南。水军参战增强了秦军的战斗力，加上任嚣、赵佗步步为营，又善于安抚越族人，恩威并用之下，终于逐渐平定了越族的反抗。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统一了岭南，设置南海、象、桂林三郡。深圳属于其中的南海郡。南海郡辖境是东南濒南海，西到今广西贺州，北连南岭，包括今粤东、粤北、粤中和粤西的一部分，今广东省的大部分地区属南海郡。南海尉任嚣在郡治番禺筑城，世称任嚣城，这就是广州建城之始。

秦将赵佗任龙川县令后，上书朝廷要求从中原迁居50万居民至岭南。从中原迁来的50万人，除了遭到贬职的官员之外，大多是“贾人”（也就是“商人”的意思），是朝廷重农抑商政策的打击对象。既惩治商人，又渗透了岭南，朝廷认为一举两得。因此，岭南北方移民的经商血统确实是有根有据的。据记载，秦代的移民大致有5批。为了稳定军心，解决大批士兵的配偶问题，南海郡向秦朝廷申请加派3万单身女性来岭南，其理由十分含蓄：“为来自北方的士兵补衣服。”秦朝廷最终批准了这个申请，但在数额上打了折扣，1.5万名中原女子浩浩****地加入支援边疆的行列。

秦末汉初，南海尉赵佗割据称帝，后归属于汉，封为南越王。赵佗实行“和辑百越”的政策，提倡中原人与岭南人通婚，尊重岭南人的风俗，促进融合和社会和睦发展。通婚是和睦中原人与岭南人关系、增进中原人与岭南人之间友好感情的重要渠道。赵氏政权对此颇为重视。南越王室从自身做起，带头与岭南越人通婚。例如南越明王赵婴齐就娶越女为妻，生子建德，封为高昌侯。中原人与岭南人的民间通婚就更加普遍了。这个事实从侧面反映了当时外来的中原人与当地岭南人的关系是比较融洽的。

越南史学家黎嵩在《越鉴通考总论》卷首云：“赵武帝乘秦之乱，奄有岭表，都于番禺，与汉高祖各帝一方，有爱民之仁，有保邦之智，武功慑乎蚕丛（安阳王蜀泮），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教民耕种，国富兵强……真英雄才略之主也。”

广府人：从西向东迁徙，是深圳最早的中原移民

广府人指以粤语为母语的汉族族群，主要语言是“白话”。广府民系主要分布在今广州、佛山、东莞以及粤西东南部的广大地区，属下有九大分支。20世纪30年代，历史学家罗香林教授在论述客家文化时较早提及了有关广府民系、广府文化的说法。2012年5月成立的粤广府会先后提出了广府文化源流“三地说”（即肇庆是发祥地，广佛是发展地，港澳是发扬地）等观点。

近年来，随着对古“广信”的研究，人类学、语言学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新成果。据此，一些学者以行政区划来解释“广府”，认为“广府”即“广信府”。古广信（今广西梧州和广东肇庆封开县一带）原是远古岭南苍梧古国的治所，是岭南和珠江流域开发最早的地区。秦凿灵渠把湘江与漓江沟通，从而成了历史上中原汉人进入岭南的第一条水上主要通道，而由漓江转入西江到岭南，必先进入广信一带。秦统一岭南后，广信一带已有不少秦守军驻守，此处扼西江咽喉，沿江东向可达番禺，溯江向西可达南宁，乃战略要地。因此，汉族移民也大批居于此地，加速了此地的开发。在汉代，广信也出现了几位学问家，如陈钦、陈元父子及士燮等。古籍载，交趾太守士燮的威望可媲美南越王赵佗，可见其影响之大。因此说，广信一带的百姓在粤语发展过程中，是曾起了一定作用的，今日的西江流域两岸县市的粤语与珠江三角洲的粤语语音、语汇比较一致，也可证明这个结论。(3)经专家、学者考证确认，自公元前106年起，广信作为岭南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前后历经300多年，被誉为“岭南古都”，是岭南文化和粤语的最早发祥地，在今广西梧州和广东封开一带。在唐代，广信东，称为广东；广信西，称为广西。汉武帝平南越，于广信设立交州首府，统领南方9郡的交趾刺史部近400年之久，广信的主要区域是粤语区域，其中西江流域是粤语的主要分布区域，其粤语与广州话的共同特征较其他粤语区域明显。可见，广信对粤语的形成与广府民系的形成影响至深。

东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年），交趾部改称交州，州治仍在广信。建安十六年（211年），交州刺史步骘到番禺视察时，认为番禺农业、商业发达，地势更有利于发展，故于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迁交州治所到番禺。此后番禺重新成为岭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吴黄武五年（226年）交、广分治，交州辖广信西南地区，广州辖广信以东地区，广州因广信而得名。

秦汉之际，中原移民迁徙到岭南，最早最便利的通道是西边的水路：上溯湘江水系，通过秦凿渠进入珠江水系，先到桂林、梧州，然后才到肇庆、番禺。因此，西江要地梧州（苍梧）是岭南的地理中心点。但是，通往岭南的路从来就不止一条。公元前213年，秦在五岭开山道筑三关，即横浦关、阳山关、湟鸡谷关，打开了沟通南北的三条孔道。横浦关就筑在梅岭顶上，因此梅关在秦时称横浦关也称秦关。梅关古道始通于秦汉，后来被战争所毁。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路过梅岭，见山路险峻难以通行，便向唐玄宗谏言开凿梅岭，当时因发展经济的需要，唐玄宗下诏令宰相张九龄负责扩展梅岭古道。此项工程浩大，经过艰辛努力，终于开通了大庾岭古道。梅关古道从梅岭向南北两边蜿蜒而下，北接江西章水，南连广东浈水，像一条纽带把长江水系的赣江和珠江水系的北江连接起来。加上西汉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时期开始打通岭南各地通往京都新路径——西京古道，也称宜乐古道，可以翻越蔚岭从湖南的郴州直达广东的韶关。这样一来，湘桂灵渠以东的南北交通大为改观，尤其是梅岭古道成了连接南北交通的主要孔道，使当时的百里梅岭古道一片繁荣。“长亭短亭任驻足，十里五里供停骖，蚁施鱼贯百货集，肩摩踵接行人担”，说的就是梅岭古道。

广东南雄珠玑巷被誉为“中华文化驿站，天下广府根源”，南起驷马桥，北至凤凰桥，全长1.5千米，是古代五岭南北梅关古道的必经之路。在移民历史中，珠玑巷被誉为广府人的故乡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是移民通过梅岭古道进入岭南的首站和中转站。广府人家谱大量记载，位于大庾岭南麓的珠玑巷为家族的始祖居地，这表明，一方面广府人是南迁到珠玑巷的“中原人”，另一方面广府人是发端于珠玑巷的“岭南人”。

珠玑巷移民可分入迁和出徙两种。入迁，是从外地迁入珠玑巷及附近地区，出徙则指离开珠玑巷迁入别的地区。其中，自周末至宋代，珠玑移民的“入迁”主要是岭北移民；自唐代起，珠玑巷和南雄盆地有居民“出徙”，而大规模的珠玑居民南迁，则在宋代才开始。因为珠玑巷处在交通要道上，是兵家必争之地，每逢战乱，必定造成迁徙，而稍为长期的战乱，就可以造成较大规模的移民。所以有宋一代曾发生过几次较大规模的移民，到宋元之交，则几乎全体居民倾巢南下。

在古时，岭南地区为烟瘴之地和官宦贬谪之所。这些先民在兵荒马乱中，扶老携幼，历尽艰险，来到南雄珠玑巷。他们不熟悉岭南的各种情况，不敢贸然再南下，只好在此安顿下来，重新创业。居住数年或数十年后，他们逐渐适应了岭南地区的气候和生活习惯，才逐步南迁珠江三角洲。因此，那里的许多名人望族都把珠玑巷称为“七百年前桑梓乡”。据说，深圳湖贝村的张氏就是唐代重新开通梅岭古道的张九龄的族裔。湖贝立村已有500多年的历史，明朝时期张氏爱月、思月、怀月、念月四兄弟分别在向西、水贝、湖贝立村，张爱月的叔叔张靖轩则创建了黄贝岭村。湖贝哺育了张氏家族、深圳墟、深圳人。

唐朝灭亡至南宋灭亡，燕云十六州沦陷达40年之久，这一时期数量庞大的中原汉人源源不断地经珠玑巷南下珠江三角洲，这是最后一次拉近粤语和中原汉语差别的时期。唐宋时期可被视为粤语的定型时期，因此现代粤语仍能对应宋朝《广韵》的发音，但难以对应元朝或以后的古汉语发音。

中原汉人通过湘江水系抵达珠江水系的西江流域，在梧州、肇庆形成第一个移民中心；通过赣江水系、经梅岭古道翻越大庾岭，在珠江水系北江流域的韶关南雄珠玑巷等地形成又一个移民中心。最终这两个移民中心顺着水系向东、向南延展，在西江与北江的汇合处广州，形成了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由于唐代对广州一带已有“广府”之称，而明清更有以广州为治所的广州府，广州府人简称“广府人”。广州与珠江三角洲一带也成了粤语流通区域的主体。广州从3世纪30年代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明清时期是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大港，是世界上唯一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

政治的超拔、经济的繁荣带来了文化的兴盛。南宋名臣崔与之与弟子李昴英开创的菊坡学派强调经世致用的学问。明代湛若水在继承陈白沙学说的基础上创立了“甘泉学派”，门人弟子遍布大江南北，促进了明代心学的发展与繁荣。清代以陈澧为代表的“东塾学派”主张打破门户之见，《东塾读书记》更是远传日本，成为日本高等学校治汉学专业的必读书。晚清康有为创办“万木草堂”，何子渊、丘逢甲等创办和推广新式学堂，广府人可谓得风气之先，并且养成了“敢为天下人先”的宝贵的性格特征。

魏晋时期，广府人的足迹开始出现在深圳的土地上。

东吴曾开设了一个东官盐场，到了末帝孙皓甘露二年（266年），东吴还设了县级的司盐都尉。东晋成帝咸和六年（331年），东晋拆出番禺县设宝安县。宝安县的治所就在现在的宝安区。那时的宝安县范围很大，包括现在的香港、深圳、东莞，以及珠江口西岸的中山。宝安县隶属于326年就设置的东官郡，治所在今南山区，但当时在深圳一大片区域内，只有一个宝安县。所以，宝安县在古代还有一个别称——东官城。隋朝撤销了东官郡，把宝安县划入南海郡（治所在广州）。唐至德二年（757年），宝安县换了个名字，就是现在的东莞，县衙门也迁到了东莞的莞城街道。两宋时期，宝安已无行政单位，但这里多盐，又重设了东莞（官）盐场。也就是说，东莞县治虽然迁到现在的东莞，但宝安在宋元时期也称为东莞，只不过是经济单位。明万历元年（1573年）朝廷在宝安重新设县，县名不叫宝安，叫新安。新安县的范围和东晋时宝安县差不多，清朝的新安县开始出现了深圳、盐田等大家耳熟能详的名字。由于河南省也有个新安县，民国时期为了避免地名雷同，1914年就把广东的新安县改了名，重新改回宝安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