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全世界有创造力的人的参与，深圳才会成为全球“创客之都”！

鼓励创新，宽容失败，来了就是深圳人。这些理念对中国内地有志青年极具吸引力，这是深圳的优势。而香港的优势在于有一整套完备的自由经济体系，这对于世界的商业资本和全球创业者和冒险家极具吸引力。香港的优势和深圳的优势叠加起来，就能成就世界全新的一极。

深圳+香港，失去想象力了吗？

香港，是深圳的开始，也将伴随着深圳的未来。

当年开发蛇口的，是香港招商局。

当年深圳被设为经济特区，是因为毗邻香港。

深圳被看好，因为香港。

深圳被看衰，也因为香港。

深圳有无远大前程？还是要看香港。

关于香港，早年间有两本脍炙人口的小说《大班》和《望族》，是英国人詹姆斯·克拉维尔写的。前者讲述香港开埠，后者讲述香港商行。如果再看看美国人乔·史塔威尔的《亚洲教父》，通俗意义上的“香港故事”就差不多全都知道了。

每年中秋，香港都有“大班冰皮月饼”售卖。所谓“大班”，是指19世纪初期在香港的各国海盗或是走私船船主所公推的大老板。《大班》就写了一个这样的大班故事。彼时的香港是一决贫瘠的不毛之地，土地完全无法耕种，因此清朝毫不以为意地以之消灾。然而横行在南中国海的英国大班却深深地了解，这是踏入中国的门户：沿海而上可由大沽口直取北京，直指清廷的咽喉；据险而守则是四处活动的最佳根据地。他们也知道，这个小岛是扼守东西交通的枢纽，往东航经太平洋可达美洲，往西经过马六甲海峡可达欧洲。此外，它还是躲避当地随时肆虐的台风最佳的避风港。集诸多优点于一身的香港，终于在被“慧眼识英雄”的英国海盗用他们抢来的钱贿赂议员们影响政府决定后，成为英国的囊中物，并最终成为英国女王王冠上的一颗明珠。

《望族》则是讲述老牌英国商行、新兴美国商行、夹缝中求生的华人华商以及国共势力、苏俄特工在香港这块弹丸之地角力斗法的故事。小小的香港，为何吸引了八方神仙？因为“这里是亚洲的十字路口”。

耶路撒冷是亚非欧三大洲的十字路口，3000年来，商队与军队、智慧与暴力、繁华富裕与血雨腥风交相辉映。那里流淌着奶和蜜，也流淌着血和泪。香港会不会也是如此？

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842—1997年，香港曾为英国殖民地。二战中，香港亦遭日寇**。二战以后，香港经济和社会迅速发展，不仅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更成为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和生活水准最高的地区之一。香港是全球第三大金融中心，是重要的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与纽约、伦敦并称为“纽伦港”，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的城市之一，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被GaWC评为“世界一线城市”。香港是中西方文化交融之地，把华人智慧与西方社会制度优势合二为一，以廉洁的政府、良好的治安、自由的经济体系及完善的法制闻名于世，有“东方之珠”“美食天堂”和“购物天堂”等美誉。

香港也在经历痛苦的转型。20世纪80年代，香港制造业几乎悉数内迁，引进高科技产业却未见成功。1997年7月，香港在回归的次日即遭遇“亚洲金融风暴”的袭击。港人居住条件改善计划受挫，零售业和旅游业严重依赖内地游客。特区政府与中央政府的衔接还在磨合，香港与北京、上海、深圳、新加坡、中国台北、首尔、东京、新德里、孟买等亚洲城市的竞争激烈，变数很多。

小说《望族》中有这么一段，大老板奎伦·戈恩特告诉新到香港的美国商人巴特利特：

“罗思韦尔—戈恩特商行是上海血统，因为公司最早的经营据点是上海——亚洲最大的城市，罗思韦尔—戈恩特商行曾经在上海独霸一方。而对手斯特鲁安商行一直以香港为基地，香港过去不过是个穷乡僻壤，直到近年才有所改观。正是那些带着钱财、头脑和胆略南来的上海人造就了今天的香港，也造就了香港的未来，使之成为目前和未来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大都会。”

“比新加坡还强吗？”

“当然。”

“胜过马尼拉吗？”

“当然。”

“比起东京呢？”

“东京将永远只是日本人的天下。”戈恩特的眼里闪着光，“香港是亚洲最重要的大都市，巴特利特先生，谁掌握了香港谁就最终掌握亚洲……当然我们谈的是贸易、金融、航运和大企业。”

今天的情形，与《望族》所描述的20世纪60年代的情形，已经大大不同了。但是有一条道理是相通的：有什么样的人，就会做成什么样的事；聚集什么样的人，就会成为什么样的城。

北京、上海、深圳，都从全国范围内吸纳人才，城市禀赋不同，人才取舍的标准也就不同，因而呈现出来的城市特色也不尽相同。深圳的城市凝聚力是实用主义，是野生动物园的丛林法则，活得下来就留，活不下去就走，活得太好了也会走，讲究的是不讲究。北京、上海、深圳也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吸纳人才，并且都已取得长足的进步。

首尔和中国台北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社会经济基础都不错，但是本土人才的基数都不大。这是它们不及香港的地方。

新加坡与香港很相似，某些方面比香港更具优势。比方说：香港的英语文化、英式治理方式，新加坡也有，甚至比香港更到位；但是新加坡作为城市国家所拥有的独立性、自治经验，则是香港所没有的。如果说，香港和新加坡都作为东西方文明的桥梁，香港相对于新加坡的优势是离欧美文明不会更远，离中华文明的腹地却更近。近年新加坡确实有赶超香港的表现，在中西文明的拿捏裁断上也已经显示出更为洒脱飘逸的气象，但这主要是因为香港还处于回归后的适应期，如何以不同于港英时期的新方式嫁接东西方文明，香港也许还有一段路要走。

东京是无可争议的亚洲大都会，但是无论东京如何强势，其宿命只能是亚太势力中一方的领地，断难成为各方势力折中斡旋之地。日本文化的固执与褊狭，注定“东京将永远只是日本人的天下”。这一点与《望族》中奎伦·戈恩特所描述的殊无二致。日本人的孤岛心态，允许自己出击世界，却难以做到悦纳世界。日本近代教育起步很早，持续发展得也很好，S级的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号称国际超一流大学。国际一流大学竟有九所之多，大阪大学、名古屋大学、东京工业大学、一桥大学、东北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九州大学、北海道大学、早稻田大学，都囊括在其雄心勃勃的“超级国际大学计划”之中。即便如此，也并不表明日本具有容纳世界的胸襟。

新德里和孟买是香港的新对手。印度无疑是世界上文化最多元的国家之一。印度教、伊斯兰教、基督教、锡克教、佛教在印度都有广泛的传播，语言上更有难以想象的多样性。印度经济的厚积薄发吸引了全世界的投资者和冒险家。印度的人口基数和经济体量都很大，英语文化和本土文化有过深度磨合。新德里和孟买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聪明大脑的云集之地。印度的问题是：其历史与人文被大英帝国阉割得太过厉害，以致迷失了其印度属性和亚洲属性，要作为亚太文化的代表，印度缺的不是多样性，而是独立性。印度理工学院培养的IT人才遍及世界各地，美国硅谷更是这些IT人才的聚集地。但是理工就是理工，理工不是人文。理工人才可以借用英语培养，要参与世界性的文明对话，还得仰仗本土人文。

香港的前途是香港+深圳！

诚如《望族》所言，香港是大陆亚洲和海洋亚洲的黄金分割点。港英时代的香港已经打开了面向海洋亚洲的扇面，改革开放以来，深圳代表珠三角协同香港已经打开了面向大陆亚洲的另一扇面。“深圳+香港”可以成为中华文明与其他东方文明以及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最大交集。

“深圳+香港”最可为之事，就是金融、医疗、教育、法律、文化等中国内地与国际社会有巨大落差的事。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从土地红利到文化红利，有形贸易的机会之窗向香港关闭之际，无形贸易的机会之门却向香港敞开了。

在深圳河南岸到香港鸡公岭脚下的开阔地带，开办类似牛津、剑桥、哈佛这样的研究型大学集群就是很好的战略选择。从深圳到香港，从中国到亚太，最缺的已经不是工厂、商场、金融城、摩天大楼，而是全球性的顶尖人才、全球性的顶尖思想和创意。香港已经有了很好的大学基础，港大、中大、科大、城大，证明香港办大学是不错的。但是这些香港大学还不够大，不够有雄心壮志，还在香港600万人的小圈子里打转，没有以全球视野来做大的规划，没有下定决心挑战新加坡国立大学、印度理工大学、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还没有看到自己相对于北大、清华、复旦的比较优势，更没有看到亚太经济的强劲崛起迫切需要像牛津、剑桥和哈佛一样的东方大学来作支撑。这样的东方大学，最有可能出现在香港。香港及华人社会庞大而热情的教育捐献可以在这里沉淀，全球最聪明的大脑可以在这里栖息，亚太地区最好的创意可以在这里孵化。中华文化、东方文化与西式的文明可以在这里充分融合，并孕育全新的可能。

深圳已经能够让全中国最有想法的年轻人前来创业，对海外的华裔技术精英也有了一定的吸引力，但是其国际化才刚刚开始。香港本来是全球性人才的东方驿站，但是近年来香港的英语水平有所下降，其全球性魅力也有所下降，这也许是回归后的正常反弹。香港人很快就会在中西文化的反复碰撞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中国内地也会很快发现：一个彻底内地化的香港对于正在全球化的大中华不仅毫无助益，还可能是越来越扛不动的沉重包袱；相反，一个能够在中西文明间游刃有余的香港才是弥足珍贵的。

2003年7月，因特虎三剑客通过当时深圳社会科学院乐正院长，向专程来深的国务院调研组提交了一份《深圳河套地区发展建议》：“在深港之间的河套地区开辟人才教育特区，在特区内借鉴国际惯例，建设世界一流高校，以简捷的出入关流程招收内地大学生，优秀生毕业后可留港工作、允入香港籍，为香港源源不断地补充高质素人才，维持香港经济继续高成长。这个人才教育特区如同深圳经济特区，关内有关，成为内地与香港人才对接的缓冲区，既规避内地僵化、落后的教育体制，又不会对香港社会本体造成太过强烈的冲击。”

亚洲开发银行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汤敏曾经提出过一个在中国建设一所全新大学的构想。汤敏认为，建立一所全新的大学，比改造、创新一所旧的大学可能见效更快。这是因为，一所全新的大学可以免去许多旧体制下的束缚与包袱，以及各方面不必要的干预。

因特虎三剑客认为，汤敏博士所提议的全新的世界一流大学最适合建在深港河套地区，或者在深港东部地区。因特虎甚至为这所世界一流大学推荐了一个一流的名字：纽伦港大学。她源自美国《时代》周刊《三城记》作者发明的新词：Nylonkong（纽伦港）！因特虎建议：这样的大学由国家支持，深港合办，可以一举解决华南地区经济发达而文化教育落后的老大难问题。

2015年10月3日，香港理工大学赛马会创新设计院举行专题思享会，邀请李欧梵、叶长安、王维仁、黄东和等香港、台北、深圳三城专家学者，就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夏铸九教授提出的“香港副都心计划”进行研讨。

夏铸九先生的“香港副都心计划”就是主张加大香港北部新界地区的开发力度，在港岛都市中心之外，将新界打造成香港的次中心、副中心。而因特虎智库则认为，从港岛到尖沙咀再到新界，会一个比一个新，一个比一个火，香港北部新界地区的规划，必须更具想象力！

为此，因特虎智库提出了“深港之心”计划：

（1）不动香港旧区，启动香港新区。不动旧区、开发新区，这是城市升级的一种行之有效的策略。上海城市升级就是从浦东新区的开发开始的，回过头来再在浦西老区做城市更新。港岛、尖沙咀等香港核心区建筑密度高，历史文化悠久，现有产业关联繁复，不宜大规模规划改造。但是香港新界地区，亦即深圳河套地区、深圳河南岸地区，由于历史原因，基本上保持了原生地貌，可以妥善规划，全新开发。即便法律程序复杂，总体成本也可以预期。

（2）不动社会本体，引进新鲜血液。城市老化不仅体现在城市建筑方面，更体现在城市人口方面。一个城市人口固化、老化，就会惰怠停滞，但是过于剧烈的人口置换又可能会带来不堪承受的社会冲击。把新鲜人群导引到城市新区进行文化磨合和社会适应，既不至于对社会本体造成强烈冲击，又能为城市发展输入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这是汲取近年来香港与内地人员交流的经验教训得出的选择。

（3）深港之心：特区间的特区。借鉴深圳二线关管理办法，一线放开，二线守住。一线、二线之间是“深港之心”，这是深圳经济特区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之间的特区，可谓“特区间的特区”。深圳人等内地居民经过皇岗口岸、福田口岸、罗湖口岸、莲塘口岸等，从深圳河北岸进入深圳河南岸，抵达“特区间的特区”，视为从深圳出境，但是不算正式进入香港市区，亦无须一周一行，而是简化通关流程，可以一天多次往返。香港居民则可自由进出“特区间的特区”，视为不出境，无须另行申报关。深圳、内地居民从“特区间的特区”进入香港市区，则须遵行一周一行之常例。

“特区间的特区”旨在便利深港人员之往来，并将两地交往适度约束在新开发区，减少日常往返对香港社会本体造成的冲击，内地居民也省去以口岸至港岛、尖沙咀的通勤时间和费用，节省赴港购物成本。使香港商贸繁荣而不是窒息。“特区间的特区”还将兼收深圳河两岸的资源便利，孵化深圳急缺而香港充裕的服务贸易、医疗教育、创意文化产业等，联通“深港之心”。

（4）关于深圳河“南岸”的遐想。可以在深圳河南岸沿河建“风情商业街”，将深圳等内地居民喜爱的来自全世界的商品集中推送至口岸地区，送货上门，欢迎选购。

深圳河的南岸可以成为创意文化带，类似泰晤士河南岸、巴黎左岸、纽约SOHO、米兰托尔托纳、日本立川公共艺术区、首尔Heyri艺术谷。集中经营酒吧、咖啡、餐饮、酒店、书店、影院、剧场、音乐厅、图书馆、博物馆、艺术展览馆、手工厝、创意工坊、艺术工作室，满足购物之余的休闲需要。这种世界风情的原汁原味可能是深圳等内地居民渴望体验，却是深圳河北岸暂时无法提供的。

深圳河以南、鸡公岭脚下可以成为“纽伦港大学园区”。这是在远离深圳河岸区域徐徐展开的教育园区，从国际性幼儿园、小学、中学到新型大学、研究院，依次铺开。利用“特区间的特区”，在“深港之心”集中开办国际学校，为深圳、内地居民提供幼儿园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大学预科教育、新式大学教育、高级研究性教育。当然，还有医院、佛学院……深圳河的南岸、鸡公岭的北麓可以是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医院、世界一流寺庙、世界一流博物馆、世界一流图书馆、世界一流艺术馆、世界一流思想一流人才的集散地。

深圳+香港，缺的不是物质力，而是想象力！

愿我们的想象力，不输于早期的“香港大班”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