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这句最能体现深圳人心境的话，本来专属于深圳大运会。2005年11月，深圳市申大执委会向社会公开征集申办口号，得到广大深圳市民及全国各地热心人士的热烈响应。在征集到的793份口号中，没有深圳户籍的外来妹郑惠琦想出来的这句“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最终脱颖而出，成为深圳申办第26届大运会的口号，并于2006年5月正式对外公布。

开放的深圳，多元包容，文明交汇，与世界没有距离。深圳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试验田，一直努力追赶世界的潮流，向世界敞开着胸怀，保持和世界的零距离。深圳申办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这句口号，契合了深圳人具有世界眼光的追求，后来广为传播，并在深圳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之际被评选为“深圳最有影响力的十大观念之一”。

深圳与世界的距离在拉近

根据《深圳十大观念》介绍，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港英政府在深港边界开辟了两个游览区：一个是落马洲警署西侧山顶，可居高远望深圳河北岸皇岗村、渔农村一带；一个在坪洲岛，可远望大鹏半岛南澳一带。这两个游览区吸引了大批外国游客，他们用望远镜来眺望皇岗村：皇岗村一带只有水田、鱼塘和零落的村庄。弯腰劳作、赤着双脚，两腿被海水泡得红肿的村民，在对岸瞭望台上外国游客的“观赏”下艰辛地劳作着。

当时每逢涨潮，海水就会倒灌进皇岗村的水田，使其成为“咸水田”。“咸水田”种出的稻谷与一般的水稻不同，稻米呈红色，用这种米煮的饭被当地人称为“红米饭”，红米饭苦涩粗糙，难以下咽。在“咸水田”里起早贪黑劳作的村民，一天最多可收入9角钱，而对岸的香港人，即使做麦当劳的兼职，也可以一小时赚到2港元（约合人民币1.67元）。

被誉为“当代希罗多德”“现代新闻大师”的波兰传奇记者卡普钦斯基，曾于1957年经香港到深圳，初访中国。当时，他曾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他们穿的衣服都一样，男的穿的都是深蓝色的中山装，女的穿的都是样式雷同、带小碎花的裙子。所有的人都面朝前方，笔直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沉默不语。车厢内一片寂静，谁也不说一句话。我想尽量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上读懂什么，但是他们都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应。没有人瞥我一眼，尽管我在这些身穿制服和花布衣裙的人中比较显眼、引人注目，因为我的穿着也很奇怪，是一年前在罗马买的那套笔挺的西装。”

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其实也是中国与世界之间架起的一座桥梁。深圳与世界的距离在拉近之中，终于融为一体。

一切都随着1980年国门的打开、深圳特区的建立而改变。落马洲山顶上那个专给游客开放的瞭望台被日渐冷落，然后彻底消失。

1980年年初，一位美国游客来到深圳，他用自己的镜头记录下了老城变化前安静的面容：蓝天、白云、青砖大屋、石板小巷，那些建了近百年的老屋和碉楼，那些像帽檐一样伸出屋墙遮盖住人行道的骑楼，那些布满了墙壁的褐灰色的斑驳，那些望不到尽头的田野、池塘和乡村……

这位叫亨达的美国人和中国粮油集团签署了一份合同，获准向中国出售瓶装可口可乐。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批公开进口的美国饮料。

可口可乐在中国内地迈出的这一步深深刺激了其竞争对手百事可乐。1980年10月，百事可乐在香港的业务代表李文富向深圳市政府提出到深圳投资设厂。1981年2月，深圳与百事可乐合作成立了深圳市饮乐汽水厂。拿不出现金的深圳提供田贝5000多平方米的土地作为投资，百事可乐提供设备和50万美元的流动资金；产品的80%外销，以港币结算，产品的20%内销，以人民币结算。这家汽水厂投产当年产值771万元，利润86万元，在深圳建市起步的岁月里，这是效益最好的企业之一。

1985年10月，时任美国副总统，后来出任美国总统的老布什及其夫人第一次访问深圳，在深圳停留的2小时40分钟，只去了一个地方——饮乐汽水厂参观。在生产线旁边，老布什兴致盎然，拿起一罐刚刚生产出来的罐装百事可乐喝了两口，然后风趣地说道：“我在深圳喝的百事可乐比在美国喝的味道还要好！”或许，在老布什看来，深圳的口味与美国的口味已经没有了差别。

1978年5月，在深圳的莲塘和香港的麻坑之间的深圳河上，一座宽不足1米、长不足10米的小桥悄然建起。带头建桥的莲塘村书记万仲英为这座简陋的小桥取名“莲麻国际桥”。这座搭建在深港边界上无任何报批手续的小桥，惊动了港英当局，也惊动了中央政府。

说起这座“国际桥”兴建的原因，其实很简单：深圳河的两岸，同样是种菜养鸡，可香港那边每月可收入1200元港币以上（约合999元），而深圳这边起早贪黑每个月也只能收入30多元人民币。有110个过境耕作证的莲塘村，完全有利用香港环境致富的条件，但水流湍急的深圳河成了村民过境“揾食”的最大障碍。于是，万仲英和村民们决定在深港界河上建一座桥。后来，莲塘村的村民们正是踏着这座“国际桥”过境耕作，就地销售蔬菜鸡鸭，开办了深圳在香港的第一个养殖场。到1980年，莲塘村民每个月已有1500多元港币（约合1249元）的收入，那时中国内地人的月收入不足100元。

随着深圳人的收入与世界缩短了差距，深圳人的文化生活也渐渐地与世界没有了距离。20世纪80年代初，小城深圳最热闹的去处，是广东唯一一家有空调的剧场——深圳戏院。剧院里每周都有新片上映，既有内地电影，也有香港电影，还有外国电影。而架起“鱼骨天线”的深圳人，还有着当时中国其他地区居民无法享受到的“待遇”：和香港人同步观看香港的“翡翠台”“本港台”。

而中英街这个“一街两制”的奇特景观，从它的兴衰更容易读懂深圳与世界的距离在拉近、拉近、再拉近之中，终于融为一体。早年间，长度仅有200米的中英街每天的游客人数都能达到数万人，仅深圳一侧的店铺年销售额最高曾达6亿元人民币，可谓盛极一时。然而在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中英街没落了，因为内地的游客直接前往香港已不再是一件难事。

深圳经济一开始就是全球化的

1769年，詹姆斯·瓦特经过多次实验，制成了第一台单动式蒸汽机；1782年，他经过改进又制成了联动式蒸汽机。蒸汽机的发明，是人类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标志，使人类由200万年来以人力为主的手工劳动时代进入了近代机器大生产的蒸汽时代。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促进了英国各个工业部门的机械化。根据1841年的材料，英国工厂工人在棉纺织业中占68.7%，在毛纺织业中占60%，在丝纺织业中占40%。工业革命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使英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工业强国，号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工厂”。英国在殖民主义炮舰政策的配合下，向世界各地输出工业品，占领的殖民地面积比自己国家还要大，早就取代西班牙成为“日不落帝国”，人口在19世纪已经飙升到了2.5亿。根据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的分析，鸦片战争中，英国出兵的深层原因就是为了直接进入巨大的中国市场，希望清朝政府能够承认英国是“平等”国家，并且按照“自由贸易”的方式开放通商。这也是英国人将鸦片战争叫作“通商战争”的理由。而当时的清王朝对此一无所知，结果糊里糊涂地吃了败仗，赔款之余，割让香港给英国。这种说法改变不了鸦片战争是不平等的侵略战争的本质。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与“世界工厂”的第一次遭遇中，并没有把握住进入工业化时代的第一波全球化机遇。

早在英国殖民时期，美国就已经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基础。这个独立后的新兴国家不仅拥有大批工艺精湛的手工家庭作坊，还有着令人敬畏的造船能力，而且它的生铁产量也占据全球总产量的15%左右。更重要的是，美国的自然禀赋独一无二。南北战争之后，北方的工业资本家战胜南方的大农场主，美国进入工业化的快车道。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美国取代了英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在钢铁、汽车、化工、机器设备、飞机制造、电气产品、医药以及军事装备等制造业的各个领域，其生产规模和出口份额都位居世界前列，成为世界工业品出口的重要基地。以电力和内燃机的使用为主要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领衔者正是美国。

1941年3月11日生效的《租借法案》，让美国总统罗斯福有权力免费租借援助各种物资给英苏。租借法案援助的国家包括英国、苏联、中国等共38个国家，总值达500亿美元，折合现在差不多8500亿美元。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历史上第二个“世界工厂”的援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货币体系分裂成几个相互竞争的货币集团，各国货币竞相贬值，动**不定。国际经济因此失序，只能诉诸武力，陷入战争的深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英两国政府分别提出了“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以设立国际金融机构、稳定汇率、扩大国际贸易、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为目的。1944年7月，西方主要国家代表出席的联合国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同意确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后来的关税总协定作为这一体系的补充，统称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即以外汇自由化、资本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多边经济制度，它们构成二战后西方全球化的核心内容。

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全球化规则，西方国家各自依据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美国和英国在科研和金融领域更具优势，而日本和德国在制造业领域更具优势。尤其是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工业从以出口重化工业产品为主导逐步转向以出口附加价值高的机械电子产品为主导，成为机电设备、汽车、家用电器、半导体等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大国。日本经济飞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成为历史上第三个“世界工厂”。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许多工业制成品的产量都在世界前三名之列，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和很高的市场占有率，成为世界上家用电器、汽车、船舶和半导体的主要生产国。特别是在新兴的半导体产业技术方面，日本超过了美国，赢得了全球半数以上的市场份额，确立了继美国之后新的“世界工厂”地位。

除了日本，亚洲的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也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发达富裕的地区。他们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和日本，历史上都处于儒家文化的辐射区域，其中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更是处于中华文化圈。但是战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均受西方价值观影响：中国香港与新加坡受到英国殖民统治，在法律、教育、经济各方面都深受影响；而中国台湾和韩国则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深受美国影响，能够和西方价值体系及经济体系接轨。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为“亚洲四小龙”的出口导向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科学技术革命使发达国家生产转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工业，“亚洲四小龙”拥有质高价廉的劳动力资源，正好发展劳动密集工业。东亚地区的稳定也使它们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发展上。它们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引外国大量的资金和技术，迅速走上发展道路，成为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火车头。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济模式已经十分成熟。产业方面形成梯队：日本领头，偏重技术密集型工业；“四小龙”跟进，偏重劳动密集型工业，形成雁阵结构。这里资金充裕，市场广阔，工厂管理和运营卓有成效而且颇富东方特色，成为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典型案例。正当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土地快速升值、劳动力成本急剧上升的时候，适逢中国改革开放，面向世界打开大门，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拥抱市场经济体系。真是瞌睡时遇见枕头，双方都是求之不得。于是香港、台湾的“三来一补”加工工业、电子制造业潮水般涌进东南沿海，分享大陆的土地红利、人口红利。中国的对外开放为全球制造业成本降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潜力，也“当仁不让”地为全世界提供了一个在后来30多年中低成本劳动力接近“无限供给”的“世界工厂”。

深圳的“发家”史就是在荒芜的海边土地上不断建起工厂的过程。在世界产业转移高峰期，这个海边小渔村慷慨地成为当年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向来自全球各地的“三来一补”加工型企业敞开怀抱。密密麻麻的厂房，工厂宿舍外晾晒的工衣，被围墙圈起的厂房，使得深圳成为“世界工厂”当仁不让的代表。深圳经济特区介入最新、最猛烈的一波全球化，不是在时间上占先机，而且极具合理性，既迎合了全球产业转移的大趋势，又引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潮。这不是偶然的幸运，而是符合必然的逻辑。在本书前文关于世界工厂的“上屋模式”中，已经有过详细的讨论。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深圳通过不失时机的产业升级，不仅从全球化中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好处，而且在全球化格局中渐居中枢位置。

早在20世纪90年代，深圳就开始鼓励用高新技术手段升级传统产业，80年代“前店后厂”式的深港产业格局开始改变，深圳的制造业开始超越香港，并且拥有越来越多的自主产权。新千年后，深圳大举外迁“三来一补”工厂等低附加值企业，大力扶持发展互联网产业，深圳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不仅超越香港，也开始超越台湾地区，追赶日韩。直到近年来，深圳高新技术紧逼美国硅谷，渐渐处于局部领先的“无人区”地带。短短40年，深圳从参与全球化获益开始，不断深度介入全球产业链，成为全球新兴产业资源的交易中枢，成为高新技术应用开发的创新中心，一步一步占据全球产业分工的“C位”（即中心位置）。这是全球经贸格局40年来的最大变化，任何人都不可以无视。

“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另一层意思

香港是珠江口东岸的一个天然港湾。

在本书的最前面，我们就曾经讨论过，香港崛起的真正优势并不仅仅是自然地理的优势，而是其“自由港”的政策优势。香港开埠之初，劳动力极为缺乏。香港岛被英国人占领之前仅有数千居民，但他们多数以捕鱼为生，时常迁徙。英国官员曾经“花很大力气才从澳门和广州招到首批100名劳工”。于是，英国人宣布香港为自由港，面向全世界商船开放，免征关税，华人更是拥有一项可以自由进出的“特权”，无论他是否为香港本地居民。

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是在自由港基础上形成的，政府除了对关系社会、民生的土地、公屋、食水、大米和一些公用事业进行直接控制、配置或立例管理外，对贸易、商业、工业、航运等重要部门概不干预，让其在市场自动调节下运作，同时实行简便的低税制度，以吸引外来投资。经历多次风浪考验，香港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逐渐趋于成熟。在资本主义世界纷纷强化干预的今天，香港的整个市场体系仍然具有高度自由、高度开放和高度国际化的鲜明特点。自由竞争、自主经营、资金自由流动及政府尽量避免对私人经济干预的原则，始终成为香港政府进行各项经济立法和行政管理的主要政策依据。自1995年以来，香港已连续26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

自由经济体最核心的自由应该是人的自由进出。在香港的发展史上，敢为天下先的广东人、富有经营头脑的上海人以及全国各地以吃苦耐劳著称的中国人，他们也许是逃难者，也许是小市民，也许是冒险家，无论他们从何而来，都得到了香港的包容和接纳。香港较为完全的自由竞争，造就了人们强烈的竞争意识、生存意识，造就了香港企业家敏锐的市场触觉和把握机遇的能力。竞争激烈又充满机遇的香港，可以说是香港企业家成长的沃土，也是各国资本在香港各业大显身手的舞台。

然而，人们仔细观察后就会发现，香港的自由开放对深圳和内地其他地方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圳人喊出了“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口号。

2011年，第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开幕前夕，一首《来了就是深圳人》的歌曲唱响深圳：“不论你从哪里来，这座城敞开门，来了就是深圳人……”，“来了就是深圳人”也成为深圳市民海选出来的“深圳十大观念之一”。

来了就是深圳人，并不意味着闯**深圳不需要付出努力，不需要付出代价。但是，相对于“香港优才入境计划”，“来了就是深圳人”不对来深圳的人作优劣评判，不对来深圳的人预做资格审查。大家起点一样，结果靠自己努力。这与当年“逃港”，多年打拼以后成了百万富翁再回内地投资的香港企业家情形相似。香港接受“逃港”者，并不因为你已经是百万富翁，并非因为你有优才资格，而是因为你是“难民”，在别无选择的情形下选择了香港。香港接纳你，来了就是香港人，给你平等的竞争机会。成功了，你就是优才，你就是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失败了，你再另做打算。

来了就是深圳人，给所有来深者平等的机会、公平的起点。

曾经在深圳迷茫过、成长过的广东姑娘郑惠琦，从报纸上得知深圳大运会公开征集申办口号后，把在深圳奋斗的感悟融合到作品中邮寄出去。她没想到“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这句话，真的被作为大运会口号传遍世界。那时她在深圳打工已经9年，没有深圳户口，暂时失业。她说，自己从心底热爱这个城市。因为这个城市最吸引她的就是“外来劳务工也可以享受公共事务的参与权”。郑惠琦的创意入选了，成功了，证明了她也是优才。

事实上，从深圳率先对外国人来华72小时免签，到大湾区16项惠港新措施——港人买房教育可享内地居民待遇，深圳已经真正面向世界打开了大门。港人、外国人来深圳旅游、创业，较之深圳人，其他内地人赴港旅游、创业要方便得多，受欢迎得多。来了就是深圳人，深圳向全世界敞开了怀抱。连续26年获评最自由经济体、一个半世纪持续享受自由开放好处的香港，却在新的自由开放中扭扭捏捏，顾虑重重。从这个意义上说，深圳对全世界的人才持更加自由、开放的姿态。深圳与世界没有距离，所言不虚。

全世界现有大约4300个经济特区，而深圳是其中最为成功的一个。深圳为什么这么“牛”？秘诀只有一个：人！40年持续不断的对人的吸引力！

有了人，有了源源不断的“孔雀东南飞”，才有了深圳这一切的成功和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