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曾经有个荔枝节，借品尝新鲜荔枝的机会招商，可谓荔枝搭台，经济唱戏。由于招商效果一年不如一年，最后荔枝节改成了“高交会”，高新技术搭台，招商引资唱戏。现在这种大庙会式的“高交会”也面临模式创新。首届读书月是在“高交会”问世的第二年推出的，当时普通市民的普遍感觉是讶异，都以为这不过又是一个心血**的政绩工程，不出三届定会无疾而终。然而，深圳读书月一搞就是20年，而且好像越来越火爆，规模越来越大，规格越来越高，参与的市民也越来越多。

不是读书日，不是读书周，不是读书节，而是读书月，一年的1/12，跟读书死磕上了。这群知识分子，熟读书、推崇书，仰慕书香社会，有些书卷气，自尊心尤其强，受不了“文化沙漠”的评价。他们初来深圳的时候，也说深圳是“文化沙漠”，等他们成了深圳的一分子，就急不可耐地想摘掉“文化沙漠”的帽子。换作“老广”抑或是香港人，都会对“文化沙漠”的指斥一笑置之，但是这群多少有些自诩清高的中原知识分子，却绝对敢以毕生精力同“文化沙漠”对抗到底。一年才一个读书月，10年、20年的读书月，总时间不过一两年光景，太小意思了。怪不得金庸说：一个新的城市能有如此欣欣向荣的读书尚学风气，是我没意料到的。

（2）谁在“死磕”读书月？深圳读书月的利益支撑点是什么？

单有发起者和推动者的意志力，并不足以说明深圳读书月的20年坚持。读书月活动持续开展20年，背后的利益支撑是什么？政府支持是必要前提，但是从账面看，政府的拨款微乎其微。前5届读书月，每年的专项资金只有区区80万元，第5届以后逐年递增，最高也不过每年四五百万元，不超过1000万元。10年读书月的总开支不够修1千米的高速路。即使算上市财政之外的各区、街道、社区的配套资金跟进，政府对读书月活动的投入也依然有限。

分析一下读书月的“深圳模式”：政府倡导、专家指导、社会参与、企业运作、媒体支持。这里，政府的作用仅限于“倡导”，真正“运作”读书月的是企业。深圳读书月组委会从第5届开始，实行委托承办制——由深圳出版发行集团总承办。深圳出版发行集团再以总承办名义寻找企业加盟，将运作市场化。正是在这样的运作机制下，万科地产、卓越地产、农业银行、中国移动、杭州银行等品牌企业先后成为深圳读书月的合作伙伴。

在一个年购书量连续排名全国第一、一次书展图书销售量多达2000多万册的城市，由企业主导运作读书月似乎是不二之选。然而企业运作的读书月会不会太向企业利益倾斜，导致读书月“益商家，不益读者”？

先看看深圳河对岸的香港书展。香港书展被誉为“世界上参加读者最多的书展”，在暑期举行，非常受假期中的中小学生欢迎；香港书展期间购书大幅优惠，参展图书低至5折销售，非常受市民欢迎；演讲嘉宾也是形形色色，非常多元。

反观深圳读书月，定在每年11月，学生参与非常不便；购书优惠少，重批发不重零售；演讲嘉宾清一色“阳春白雪”，高处不胜寒。难怪有深圳学者坚决要求深圳读书月改期：把读书月的时间改在暑假期间，方便广大的大中小学生参与读书月活动。他们认为，年青一代才是读书月活动最应该关注的群体，读书种子要从他们当中培养。

他们还要求读书月要惠及市民，并建议给市民发购书卡，让市民切实感受到读书月跟自己的关系，也多多少少让市民家里有一些书。他们尤其建议读书月要让书唱主角，多办一些书展，多让大家直接跟书接触，多一些书的氛围。这也是深圳书展的部分来历吧。

学者钱文忠说：过去有一种说法，经济越发达的地方，市民的阅读兴趣就越低。但现在看来，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以深圳为例，这里的经济如此活跃，市民的阅读兴趣却十分浓厚。

（3）深圳，谁在读书？

“深圳人忙忙碌碌，谁有工夫读书”的印象是不是个误解？这个城市到底谁是真正的买书人、读书人？

据统计，在中心书城，香港读者的购书量占到总量的15%；在罗湖书城，中心书城和南山书城尚未开业时，香港读者的购书量占到总量的17%。节假日时，在书城推着手推车开心“扫货”的香港读者比比皆是。

深圳的图书为何如此有吸引力？一是便宜。香港图书的价格是深圳图书价格的4~5倍，香港图书纸质较好，印工精致，装帧无可挑剔，但书价高得吓人，几乎使内地去的人要“望书兴叹”。一本200页的小说售价为75港元，而同样页码的书在深圳只要15元人民币就可以买到。香港往返深圳的车费，都比不上在香港书店买一部长篇小说的价钱，因此不少港人家中的藏书大半是从内地购买的。二是规模大、品种齐全，像深圳书城这么大的书店在香港非常罕见，这里各种各样的书应有尽有，令香港读者叹为观止。

当然，深圳这座新兴移民城市的主角永远是年轻人，买书、读书也不例外。在这样一个竞争压力非常大的城市，每个人都有危机感，“学习”两字永远悬在头上，大学毕业之后就“把书丢掉”是不可想象的。

如此想来，深圳人的读书热情并不低。深圳图书馆每个月都有多场名人讲座，从来都是爆满。几个大的书城和购书中心，全开在闹市区，无论什么时候去，总有许多人或席地而坐，或站在书架前看得津津有味。一到周末或假期，图书馆和书城用“人头攒动”来形容也毫不夸张。上下班的地铁里、公交车上，捧卷而读的大有人在，实在是其他一些城市很难看到的景象。

学者谢冕说：“在我走过的城市中，还没有看到一个城市像深圳这样，好像每天都过着文化的狂欢节。读书月的持续举办，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城市不折不挠的文化攀升。”

（4）读书月读的什么书？

读书月，来读书。读的什么书？谁来开书单？历经20年，推荐书目有何变化？

深圳读书月期间总会看到新出炉的书目：“通过广泛征求社会读者和有关专家意见，并经深圳读书月指导委员会专家审定，报组委会全体委员会议审议，确定本届深圳读书月藏书与阅读推荐书目100种，附录香港、台北出版机构推荐书目各10种，共20种，第十届深圳读书月优秀青少年读物推荐书目50种、第十届深圳读书月优秀音像电子出版物推荐目录30种。”

林林总总将近数百种书籍音像读物，覆盖面往往甚广。细细对比，就会发现除了经典名著、必读书目、实用理论等“有用之书”以外，建筑欣赏、城市图册、手工制作、心灵文学等“无用之书”也有不断增长的趋势。

恩格尔理论阐释，一家人的收入用在“非必需品”的比例越高，说明这家人的生活质量越高。文化是“闲”出来的，不是“制造”出来的，一个城市的推荐书目里渐渐摆脱实用性、目的性书籍，增加了更多开阔视野、陶冶志趣的书，可谓真正精神文明的提升。这是对深圳读书月坚持20年的正面解读和惊喜发现。

但不同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有人认为，书单列的很没针对性，摆在一起面目模糊，每个读者的文化层次不同，不知道是以怎样的标准来定的。

有读者觉得读书月所推荐并打折的那些书，大多其实是些正走红的或已经过了气的畅销书，有点类似超市或商场经常搞的一些促销活动。如同商场所倡导的“我消费，我快乐”一样，读书月的口号也有“我阅读，我快乐”——这一口号忽略了关于阅读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即对真正有意义的阅读而言，重要的并非“阅读”行为本身使你快乐，而是“阅读什么”或“怎么阅读”使你快乐。

深圳学者白金说得比较客观：“书单是谁开的并不重要，开不开书单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开放多元的书评环境，读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旨趣去阅读。”

（5）读书月是谁的秀场？

20年读书月，20年名人秀，秀出了哪些名人？这些人对深圳有感情吗？深圳人对这些人有感情吗？读书月仅仅是这些人的商业秀，还是秀出了这些人与深圳的血肉联系？如深圳读书论坛，是国内外首个以读书为号召，以专家学者演讲为形式，以促进城市文化建设和学术文化建设为目的的主题活动。甫一亮相便万分惊艳：饶宗颐、谢冕、余秋雨等6位专家开坛设讲。深圳人格外兴奋地享受着这一文化大餐。此后的读书论坛，没有一届让大家失望，从老一辈的金庸、王蒙、黄永玉，到中青年的周国平、李银河、余华、莫言，再到通过百家讲坛而被熟知的于丹、纪连海，甚至是刚刚冉冉升起的文坛新星张悦然、当年明月等，他们用各种方式，讲述自己的经历、讲述读书的故事。冲着这一个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读书论坛免费发放的门票总是一票难求。

秀场应该不是一个贬义词。一场大型活动总会有人相对来说是主角，成为焦点人物。那么，读书月是谁的秀场呢？这个问题隐含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读书月是非深圳人的秀场。深圳虽然也有放到全国都不错的学者、名人、演讲家、社会活动家等等，但人数似乎并不多。有出息的深圳人应该主动到全国乃至全世界去找自己的秀场，然后再杀回深圳。

这座城市充满了欲望和接地气的东西，遍布商人、投机者和产业工人，一年有那么一段短暂的时间，来一批气质迥乎不同的学者、作家、名嘴，来点“形而上”的论述，多好。他要是借这个舞台成了更大的名，作了更大的秀，是这座城市有影响力、辐射力的象征和标志。他要真在这里成名、建功、立业了，很难想象他会对这座城市没有感情。即使这里只是他的匆匆驿站，但从此也多了一个对“文化沙漠”多些了解的掌握主流话语权的人，这不是什么坏事。至于深圳人，与其说是对他们有感情，还不如说是对他们传授的知识和学问有感情。铁打的讲堂，流水的讲者，请他签个名是对知识的崇尚。

阅读学专家徐雁说：“对于引进深圳的中高级知识分子，读书月活动是有力的文化加速助推器；对于打工者阶层则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人文引导和文明启蒙。”

（6）深圳，自由阅读、自由创作的空间到底有多大？

投奔深圳就是投奔自由，那么深圳自由阅读、自由创作的空间到底有多大呢？

深圳是一座伟大而年轻的城市，除了伟人的推动，它的发展成绩无疑来自改革开放下资本自由的释放、人的自由的释放。大量的海外资本、民间资本与国家资本一道，在这座城市里流动，来自各地的人们自由地在这里选择职业，参与竞争，解放思想，自由阅读，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奠定了充实的人文理念基础。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蛇口工业区的阅览室里，摆放着各地包括港、澳、台在内的各种大型刊物，人们可以随意取阅。自由阅读，让一代深圳人最早接受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等这些与市场经济规律及社会文明规则相关的基本观念。一群有着这些观念的人，在一片荒岛上建立起今天的蛇口，将深圳这个小渔村建设成一座初具现代化城市规模的南国大都市。

人们应该有面对面交流与表达阅读感受的公共平台，有更宽松的出版环境。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是一座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的城市，也一直是一座解放思想的先锋城市，在倡导非功利性阅读的环境下，她应该有勇气迈开自由阅读的步子。

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得主帕特里克·格兰威尔说：“我真想留在深圳当作家，因为这里尊重文化。”

（7）读书月，是让深圳阅读世界，还是让世界阅读深圳？

对于读书月，深圳人常常有“受教育月”的自我感觉。深圳人好像一群冥顽不化、桀骜不驯的孩子，必须接受大师教育，接受图书教育，接受文明洗礼。

为此，有人建议，深圳读书月应该重视介绍深圳，重视深圳人与世界的平等对话、互动、交流。深圳人可以谦虚，但是不可以谦卑到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是做学生，深圳人也要做一个有主见、敢提问、敢发言、敢于亮出自己观点的有个性、有坚持的新型学生，而不是传统意义上被动接受教育的好学生、乖孩子。

深圳人在文化上不该不自信。

（8）深圳有无与世界一流思想对话的能力？

既然是对话，那当然应该是相互的，那么深圳到底有无与世界一流思想对话的能力与实力呢？当年杜威来中国，有胡适作陪；泰戈尔来中国，梁启超为他起中文名。今天的世界级大师来深圳，谁有资格可以陪同？谁有与大师对话的能力？有哪个常设的读书沙龙值得大师们大驾光临？深圳是否曾经尝试与世界级大师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深圳是否有意开始培养与世界一流思想对话的能力和实力呢？

深圳的知识移民曾经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有充裕的知识储备，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有着更多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激**。他们能够有感而发，也能够聆听、对话。唯一的遗憾是他们所受的训练不足，高层次对话的经验不足。如果深圳读书月能够创造出深圳人与世界对话的更多平台、更多机会，让民间思想能够与世界自由交流，深圳出现像胡适、梁启超这样的对话者就只是个时间问题。

25年前，库哈斯带着一帮哈佛学生来深圳考察时，那时的深圳是不是更没有对话的底气和本钱？但是库哈斯凭一双发现的眼睛，编写出了一本厚厚的《大跃进》，发明了“通属城市”这个特有的名词，从此开始了持续观察深圳的历程，以致后来他也成为这座城市的建设者。事实上，深圳已经屡屡进入众多大师的研究视野。而这些机会，深圳人真正把握住了吗？

（9）读书月，有无必要搞成一场全民运动？

读书月发轫于深圳，目前大有向全国蔓延之势。在深圳本土，读书月迈入第20个年头的时候，全民阅读的理念备受推崇。有媒体开始发问：读书月会不会搞成一场全民运动？

有人欢欣鼓舞，认为对深圳这种商业文化一股独大的城市，当然需要这样的读书运动，而且越多越好，越大越好。知识需要交流，观念需要激**，文化需要推动。深圳就是要多产生文化运动、文化平台和文化仪式，不仅仅是只有一个读书月就好。所以，如果深圳的读书月真正成了全民运动，倒是这座城市之幸。

但是，事实上，深圳读书月还远远谈不上是“全民运动”。如果你不接触媒体，不到书城，你甚至并不知道这个城市在搞读书月。最令人担心的是，读书月或许会造成一种假象，好像深圳人都爱读书。实际上呢？一些把读书月喊得震天响的人其实并不读书，并不好书，并不懂书。他们并无书生气，何以成为书香社会的楷模？

其实，要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不如多一些小书店、小书吧、小茶吧，多一些罗兰·巴特所谓的“懒洋洋的小角落”，多一些闲人，多一些民间的读书会或者读书活动。如果真的有了这些所在，就算哪一天忽然没有人搞读书月了，大家也不会觉得失落，因为那个时候，读书已经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10）网络时代，深圳读书月能够走多远？

在厌烦读书月表面化的同时，一定不要忘记这个城市不算高的受过高等教育人口的比例，不要忘记这个城市随处可见的“文明短板”。据说这座城市1200多万常住人口中，仅有约20%的人受过大专以上教育。换言之，高中文化以下的人口近1000万。在这样的背景、这样的大前提下提倡阅读，确实是任重道远的。

应该搞清楚的一点是，读书很重要，而读书月没有那么重要。读书月的目的是旨在倡导一种崇尚阅读的价值观，养成一种亲近知识的习惯，如果这个目的达成了，读书的种子就会在我们这个城市生根发芽。谈书、买书、藏书、用书、爱书的人比比皆是，则有没有读书月都是无所谓的了，因为崇尚阅读已经成为这个城市的传统。

至于网络，跟阅读并不冲突。并非读纸质的书本才是读书，读网络、读城市、读人生都是读书，这是一种“大阅读”，只要是“专注其事，领会其意”的行为，都可以算是阅读，只不过符号的阅读或者阅读符号更符合阅读的本义。

因此，读书月走多远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毕竟不是为了读书月才读书的。也不是没有了读书月我们就不再读书了。将来，读书月更多的会被当作是一种向书籍和知识致敬的仪式，作为所有爱书人的节日被保留下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读书月，抑或是读书节，作为深圳知识移民的理想主义、书生意气的一种仪式、一种提倡、一种精神宣示，确实有可能成为这个城市的精神符号，甚至成为这个城市民俗、风尚的一部分。

诚如深圳读书月主事人王京生所言：“深圳这座城市是年轻的，但也是伟大的。她的伟大不仅仅在于其创造的物质财富，在这背后，她还代表着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意志和学习精神，是一种别样的、崭新的、高尚的城市文明样式的代表。”

(1) 尹昌龙：《让城市的每一扇窗户都透着阅读的灯光——20年，与深圳读书月一起走过》，海天出版社，2019，第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