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稿竞价的卖方被动员起来后，6月开始请审读委员会的评论家们如雷达、白烨等到深圳审稿。但是，谁会成为“买主”呢？文稿拍卖不出去怎么交代？组委会对“买主”的排序，一是国内外出版机构及报刊社，二是企业，三是个人。但出版社似乎观望的很多，于是组委会更看好深圳的企业，决定先主动去找一些钟情文化的企业家，说服他们投资文化，并决定在正式的竞价会召开前，先交易几部作品作为示范。

王星找到的第一个企业家是时任深圳机场候机楼有限公司总经理的李远钦。他对李远钦说，参加国内第一次文稿竞拍，花十几万元，比做一个整版的报纸广告值。李远钦心有灵犀，当即表示最少买2部文稿。9月间，文稿竞价完成了首次交易。李远钦决定用8.8万元的总价格购买著名作家史铁生的短篇小说《别人》（1万多字）、王东华的社会学著作《新大学人》（约40万字），远远超出作者自标的价格。组委会以前总担心没人买怎么办，现在看来企业家是真正的买主，出版机构倒不怎么热衷。

首宗交易成功，而且交易的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和纯文学作品，国内外数百家媒体迅速地报道了这条消息。冰心老人得知后，当晚托人向史铁生表示祝贺。《深圳商报》在头版位置以“五千年文化史添精彩一笔”为题报道这件事后，还配发了《“造海”三题》的评论，鼓励企业与文化“联姻”，为尽快建立完善文化市场注入强大的经济活力。几天后，购得《新大学人》著作使用权的深圳机场候机楼有限公司，与深圳海天出版社达成了合作出版此书的协议。在深圳竹园宾馆举行的签字仪式上，国家新闻出版署副署长、文稿竞价活动顾问王强华到场祝贺。王强华说，深圳此举开全国之先河，他对此很有兴趣，并透露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考虑开放书籍选题市场。杨广慧参加了签字仪式，在讲话中他鼓励企业参与文稿竞价，希望更多的企业在文稿竞价中名利双收。

首次成交的消息在海内外上千家报刊及电台电视台发出，李远钦和深圳机场候机楼公司一夜成名，无论是在电视上，还是在报纸上，到处都是深圳机场候机楼公司和李远钦的大名。企业家说明会、港澳人士说明会接连举办，一系列的新闻推动之后，接下来，霍达以自标价100万元的《秦皇父子》参与竞价。不久，上海作家叶永烈又标出千字3000元的高价。无疑，高价为王星制造了新闻由头。

这一切似乎都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事情要真是这样，那就太顺利了，也就不叫改革和突破了。首次交易成功的消息发布后，在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也引出了强烈的争议。9月底，上海《文学报》刊登了一则题为《漫天要价，轻率“叫卖”，引起文坛内外不满，深圳文稿拍卖起风波》的文章。这篇文章引起的风波对文稿拍卖不利，但也从另一个方面推动了文稿拍卖的影响力。令王星猝不及防的是，霍达叫卖100万元，引发李国文、张洁、从维熙、叶楠、刘心武、梁晓声“六作家退出”的风波。从维熙等6位作家发表声明，不任文稿竞价的“监事”。有的作家开始质疑，“文稿竞价怎么可以在开槌之前有交易？”有的作家惊叹“炒地皮经常会炒出天文数字，没料到文稿竞价也会有天文数字”等。

6位作家中途退场是组委会不愿看到的事，但文稿拍卖不能停止。组委会向6位作家曾给予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尊重他们“退出”的权利，同时也明确仍将文稿拍卖活动的简报寄给他们，以使他们了解活动的进度。

就在这时候，霍达到深圳进行文稿提前交易。她的剧本被深圳市三洲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买走，出价100万元。杨广慧回忆说：“京生告诉了我这件事，但没要求我参加签字仪式，我想他是不想让我卷入另一场可能的风波，因为‘六作家退出’风波已闹得沸沸扬扬。”但杨广慧还是去了，“我想我到场就能表明市委对文稿竞价活动的支持立场没有变。文稿虽然属于精神产品范畴，与意识形态有关联，但它仍具有商品属性，我国的法律似乎还没有哪条规定说精神产品不能标价和买卖啊。”

但是有关部门在“六作家退出”的风波后再次要求叫停文稿拍卖活动。深圳市领导和深圳青年杂志社负责人一起赴京向有关部门汇报、解释，文稿拍卖活动才得以艰难进行。组委会在技术上做了调整，地点从原定的深圳会堂改在容纳人数较少的深圳图书馆演讲厅，对海外媒体也适度限制。当时参与拍卖活动的杂志社记者回忆，海内外100多名记者云集深圳，但拍卖场地的改动，使得一半记者入不了场，场外气氛异常活跃。“他们有些不满，但我们有难言之隐，能够做的只有把本刊记者和工作人员的位置让出来。我诚心希望那些未进场的同行们理解，在一些真相可以讲出来的现在。”

为了让首次文稿竞拍更加稳健，在开槌前几小时，组委会进一步调整竞拍篇目，将20部调整为11部。顾城的《生命停止的地方，灵魂在歌唱》，原来是作为特别竞价篇目推荐的，但顾城杀妻自缢后，舆论对他的残忍行为作了批判，所以取消。

1993年10月28日下午2点40分，首次优秀文稿竞价会正式开始。组委会主任王京生代表主办单位发言，他说这是一次试验，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我们的确要为文化产品的市场化做出尝试。

中国首次文稿竞价终于拉开了大幕。长篇小说《世纪恋情》起价3.2万元，以8万元首先成交；张抗抗随笔《恐惧的平衡》，2000字，以1.6万元成交；魏明伦的杂文集《巴山鬼话》，被全场唯一的个人以8万元购得；电影明星刘晓庆的选题《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以17万元被一家美容企业买走（成交一个月后，这个选题再度以108万元被别人买走）；叶永烈的纪实文学《毛泽东之初》，被深圳证券公司投资研究会以26万元购得；争夺最激烈的当数10号作品《深圳传奇》，由北京作家倪振良采写的讲深圳特区15年创业史的长篇纪实文学，起叫价为4.5万元，数次叫价后被深圳天虹商场以88万元的“天价”竞得，在文稿竞价中名列榜首。

尚在写作中的《深圳传奇》，是一部体现主旋律的报告文学作品。这是由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部门集体策划的《中国经济特区开发区纪实丛书》中的一部，以众多高层领导人及创办深圳经济特区当事人提供的第一手资料，揭开深圳崛起之谜。在这部文稿写作之前，深圳已出了一本《深圳的斯芬克斯之谜》，属长篇报告文学，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作者倪振良竞拍时自标价为千字300元，只要有人出到7.8万元即可成交，但拍卖的结果是，他得到整整高出11倍的回报。这说明好作品是能卖出高价的，也说明深圳的文稿竞拍是符合唱响主旋律这一宣传原则的。竞拍会结束后，作者倪振良加大写作力度，将原定的26万字容量扩展到50万字。1994年年底，在时任深圳海天出版社社长许宗衡等的多方努力下，《深圳传奇》快速出版了，该书之后获得该年度中国国家图书奖。

参加竞价的11部作品全部成交，成交率为100%。按作者自标保留价计算，成交递增率为两倍多成交额达249.6万元。深圳的文稿竞价成为当年最重要的新闻，引来全世界的目光。但是首次文稿竞价的意义，不在于经济指标的突破，而是思想观念的突破。

10年后才有“第二拍”

2004年11月19日16点，作为“深圳首届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重点项目之一的“小说影视剧改编权、电影剧本、电视剧本拍卖会”落槌定音，16部作品顺利拍出11部，总拍卖金额594.5万元。

1993年中国首次文稿公开竞买在深圳举行后，海内外媒体的舆论效应令各方对打造一个持续规范、纯市场化操作的中国文稿交易平台充满了揣测和期待，没想到一等10年才有第二次尝试。

《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曾焱以《中国文稿拍卖十年走了多远》为题，对10年前后的两次拍卖做了比较：

如果仅从交易的表面数据来看，10年后由深圳文博会主办的这次拍卖会并没有超越10年前的竞买：1993年公开竞买的作品全部拍出，拍卖总额为300来万元，其中女作家霍达的《秦皇父子》拍出100万元高价，报告文学《深圳传奇》88万元，刘晓庆的一个标题《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也拍了17万元。而这次刚刚落槌的剧本拍卖会，16部作品流拍5部，11部文稿总拍额接近600万元，单部最高成交价100万元也没有超过10年前的纪录。10年前参加拍卖的作品有顾城、谢烨的《英子》，有知名作家史铁生、张抗抗、霍达，此次拍卖除了梁晓声的剧本《红磨房》——而且只拍出13.5万元——作品拍出最高价的剧作家姜一和10年前的名家相比，在名气上还是有一定差距。

但是从纯粹交易的角度，文博会承办办公室主任叶建强接受采访时非常肯定地认为，“拍卖的成功超过我们的预期”，“文稿市场比10年前成熟了很多”。据介绍，这次拍卖在一个月内征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多部作品，卖方基本属自发形成，虽然在质量上有待完善，但一定比例的流拍，说明买方也比较理性，拍卖也是比较市场化的。拍卖公司在此次拍卖行为中所起到的作用，显然也比10年前更加重要和更加符合利益准则。

也许正因为没有确立一个规范的商业盈利模式，1993的深圳竞买在产生了巨大社会轰动之后，并没有激励后来人，拍卖公司也没有从中看到可操作性。在2004年11月19日下午的拍卖结束之后，主拍的郑晓星承认：“如果没有深圳市委市政府参与，拍卖行可能仍然不会主动举办这样的拍卖会。”

20年后“再为文人造个海”

首次文稿竞价的最终成果是双赢的，不仅作家满意，竞价成功的企业也提高了知名度，但批评的声音却从四面八方涌来。最大的非议不是来自外界，而是来自主办者们最想造福的作家群体。当时有一份报纸也在策划类似的活动，但措辞却是“我们不能重蹈深圳的覆辙”。深圳青年杂志社群情激愤，但王京生社长的胸襟却很开阔，他只说了四个字：“由他去吧。”

从1993年到2008年的这15年间，从来没有人给首次文稿拍卖公开做出一个正面的评价。但是历史最终还了当年这种勇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一个公道。2008年，当年的文稿竞价进入了“深圳改革开放三十年十件大事”的候选名单，新任杂志社社长、总编辑王海鸿得知消息的那一刻顿时落泪。深圳青年杂志社同仁无意间充当了文化领域的改革者，也算为社会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所有的委屈在这一刻终于烟消云散，化作了骄傲的荣誉感。

2012年年底，深圳全民阅读活动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了13年，并因此获得了联合国授予的“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的殊荣；但是在市民写作和城市出版方面，深圳没有令人信服的数据和事例，因此数度与“世界图书之都”失之交臂。

曾经于1993年成功举办过轰动全国的“中国文稿拍卖会”的深圳青年杂志社，此时正在谋求转型，听闻此消息后，他们觉得自己在市民写作方面应该可以有所作为。深圳青年杂志社早期骨干如钟铁夫、田地等深圳文化学者，很久以前就有过推动中国全民写作的计划和努力；深圳青年杂志社副总编辑黄东和则在互联网领域有超过10年以上的运营经验。运用互联网动员市民写作、繁荣城市原创的《深圳全民写作计划暨社区文学大赛项目方案》于是报到了深圳市委宣传部，并在2013年入选深圳市宣传文化事业发展基金扶持项目，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深圳引进的著名作家邓一光等高度评价了该项目，认为此“全民写作计划”加以完善后，可以对标影响深远的“美国故事计划”。

组委会发出了《再为文人造个海》的活动宣言：进入自媒体时代，人人都是文字的主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经验与感悟，无论是小说、诗歌、剧本等正式体裁文本，还是QQ空间、博客上的私人记录，都有其独特的价值，都是时代脉搏的真实反映。全民写作计划，将这些真实而鲜活的表达中的优质文字遴选出来，为其排名，并提请社会与政府进行嘉奖，让好文字得到彰显，让好作者得到回报，这正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的全民写作的践行和创新。

于爱成、南兆旭、丁力、王绍培、邓康延、田地、胡野秋、梁二平、从容、王樽、费新乾、孙夜、郭建勋、朱铁军、王威、王国华、廖令鹏、秦锦屏、唐成茂、张樯、王素霞、范明、刘洪霞、欧阳德彬等100多位深圳文化精英、专业文学编辑，参与了大赛优秀作品的提名及其他组织工作。

洛夫、李敬泽、苏童、格非、邓一光、杨争光、南翔、高叶梅、虹影、谢有顺、贺绍俊、徐则臣、孟繁华、邱华栋、葛红兵、杨庆祥、梁鸿、黄灿然、黄灯、黄德海、张慧瑜等海内外文学名家先后成为赛事的终审评委，确保了大赛的高规格、严要求。

在基金扶持资金极为有限的情况下，深圳青年杂志社依托邻家社区文学网，将深圳全民写作计划以深圳社区文学大赛的方式落地，成功举办了七届社区文学大赛，颁发了七次“睦邻文学奖”，吸引了2万多名写作者（注册用户），长期刊登原创深圳题材的文学作品和评论18万多篇次，成为深圳规模最大、市民参与度最高、活动持续性较好的原创文学赛事。从大赛中走出数以千计的写作者，成为深圳文学创作最活跃的一股新生力量。

人人可以写，人人可以评，人人可以得奖。全民写作计划以睦邻精神发起了一场不落幕的文学派对，鼓励以文会友，鼓励社区融合，鼓励文学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主办方深信：每一位社区居民的文学性自述，都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动人美文；每一次认真的阅读和点评，都是真正有生命力的文字拔节生长的机会；每一回善意的点赞和打赏，都是荒漠与甘泉的美丽约会。文学批评家廖令鹏据此提出了“普惠文学”：“普惠性文学是不以结构划分的文学，主张文学平等，文学从业平等，文学传播平等，文学受众平等，并且在这一基础前提之下，所有介入者都能得到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实惠，开放共享仍是核心理念之一。”

城市的崛起不仅要看其经济成就，更要看其文化底蕴。特别是在文化流散和碎片化的电子时代，如何快速有效地积累、梳理、集成当地文化，并形成自身特色，这是一个难题。北京的胡同文化、皇城根文化，广州的骑楼文化、市民文化，积累了成百上千年，那是说唱艺术和传统印刷术时代的必然；近代海派文化、港派文化，借助留声机艺术、电影艺术、广播电视艺术，很快就后来居上，在不足百年的时间内成形，并实现对京派文化的赶超。深圳历史更短，但深圳赶上了互联网时代，借助互联网技术，动员全民写作，快速积累城市文化，这是以往时代的人们想都不敢想的。

正是依托覆盖整个城市社区的网络征稿平台、网络展示平台，全民写作才有了可操作的技术手段，文学作品的征集、评选、激励才有了切实的可行性。严肃的文学赛抑制了网络自媒体的碎片化和无序性。开放、公平的赛事制度和丰富多样的激励机制则保证了随时可写、可读、可评、可奖，与深圳开放城市的文化气质高度吻合，与深圳市民参与积极性高、表达能力强的市民气质也高度吻合，体现了深圳城市文化的特性。以深圳为总题目，迅速集结起海内外优秀的文学资源、话语资源，这正是互联网时代深圳城市文化后发先至的捷径。

“雕版印刷时代的文化高地是北京，近代报业时代的文化高地是上海，电子影音时代的文化高地是香港，网络传播时代的文化高地可以也应该是深圳。”(3)

(1) 陈冰：《当代中国精神产品市场化的第一槌》，《晶报》2008年12月18日。

(2) 陈冰：《当代中国精神产品市场化的第一槌》，《晶报》2008年12月18日。

(3) 王为理，陈长治：《深圳蓝皮书：深圳文化发展报告（201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