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曾说，深圳的主要经验就是“敢闯”。深圳最能体现敢闯精神的有两个“第一槌”：一是广为人知的土地拍卖第一槌，敲开了中国大步迈向经济市场化道路的大门；二是鲜为人知的文稿拍卖第一槌，开了中国文化产业化的先河。

中国精神产品市场化的第一篇宣言

1993年年初，深圳青年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王京生向时任深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杨广慧提出，要筹划首届全国文稿拍卖活动。杨广慧听了，觉得这个创意非常好，就让杂志社准备一个书面报告。

1993年3月份，深圳青年杂志社向深圳团市委、市新闻出版局和市委宣传部写了一份请示报告，报告说：在全国一片“下海潮”的冲击下，一大批“文化精英”们也被搅得坐立不安。弃笔从商，极不情愿；继续爬格子，甚至连一个打字员的收入都赶不上。贫穷、困惑、无奈，已成为当今中国大多数文人的生活写照。文化市场的发育，亟须注射一针强有力的“催化剂”。这个“催化剂”就是文稿竞拍，把竞争机制引进文化市场，让文化作品成为最有价值也最具大众化的消费品，使中国文人的创造价值在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得到升值。

深圳市有关领导对这个报告做了批示。当时的中共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批示“是一项有意义的实验”；深圳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厉有为的批示是“组织好，策划好，可一试”；市委副书记林祖基批示“这也是一项改革，此事有助于将文艺作品推向市场”。杨广慧也批了字，大概是“此举很有意义，实际上是率先开辟了文稿市场，既发展了市场体系，又使‘文人们’大受鼓舞”。(1)

为了把这个活动搞好，市委决定由杨广慧担任首次文稿竞价组委会的总监督，王京生任组委会主任。

1993年7月，《深圳青年》刊登了一篇卷首语：《为文人造个海》。这实际上是首次文稿竞价活动的宣言。文章呼吁：“建立起一个市场，一个公平地体现出知识和知识分子价值的市场，让文人凭着自己的智慧富起来；让智慧仗着文人的经济腰杆流通起来。”“攥住了经济的杠杆，就能提升起文化和文化人的命运；攥住了知识产权的杠杆，就能提升起优秀文稿的地位和价值。”“优稿优酬，也许惊世骇俗，其实顺理成章。在一个能够点石成金的时代，我们不能让已有的金子湮没在沙砾之中。”

卷首语写得充满**：“竞价会上的第一声槌响，将声透五千年，响动三万里，文人‘言义不言利’的藩篱被一槌洞开。这第一声槌响，让文人能够伏身潜心于格子，又能从格子上浩浩然站起来。”

杨广慧认为，这是中国精神产品市场化的第一篇宣言，铿锵有力，或者说是文化产业化的第一次实操尝试。

改革开放以来“最精彩的策划”

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段亚兵就专文介绍过深圳著名的“两槌”：物质文明建设上，有1987年土地使用权拍卖第一槌；精神文明建设上，有1993年文稿拍卖第一槌。有人评价说：文稿拍卖“是国内30年来最精彩的策划案例之一”。深圳人策划文稿拍卖，是让知识体现价值的一次尝试，是维护文人尊严的行动。拍卖的木槌敲开了文人潜在价值的泉眼，流出了知识产权财富的汩汩清流。

文稿拍卖的最初创意来自深圳青年杂志社一个叫王星的普通编辑、记者，他是在工作中被逼得没办法，才想出了这个“歪点子”。

20世纪90年代是个“经商狂热”的年代，中国陷入了全民经商的热潮之中。在深圳尤其能强烈地感觉到经商热那种灼灼逼人的热度。王星对此有深刻的体会，他当时是深圳青年杂志社的编辑兼记者。《深圳青年》当时是一本著名刊物，以其观点犀利、内容新鲜、语言生动活泼为读者所喜欢。当时杂志的销量非常高。杂志社记者太少，光靠自己的队伍写稿远远不够，需要约稿。但是王星发现约稿很难，他感觉深圳的文人对写作不太感兴趣，大家都投入到倒卖BP机等生意中去了。约不到好稿是他当时最感头痛的事情。如果稿件质量不高，他这个编辑的日子就不好过。社长兼总编的王京生同志严把杂志质量标准，要求每一期杂志都几近完美。

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时往往就会有好创意出现。一天晚上，王星来到啤酒屋与几个朋友喝啤酒，瞎聊天吹大牛。大家一方面为深圳的经济繁荣而兴奋激动，另一方面又为文人身价不断贬值而苦恼。有人说，文稿为什么就不能像电子产品被别人抢着买呢？这句话像火花一样在王星脑中燃烧起来。他突然想到，能不能用一种市场的方法推荐和选择文稿呢？第二天宿醉未醒，王星爬起来开始起草文稿拍卖活动策划案。文案写好后，他感到十分兴奋，立刻骑上自己的摩托车一溜烟直奔杂志社，找社长谈了自己的创意方案。

得到社长的肯定后，王星马不停蹄，骑着摩托车来找杂志社的编辑部主任邓康延。王星请他起草文稿拍卖活动的《宣言》。这就是后来由王京生、邓康延、王星署名的《为文人造个海》，以卷首语的形式在1993年7月号的《深圳青年》上刊发。

没有做不到的，只有想不到的。那时的深圳，为一个普通记者的奇想提供了萌发和生长的土壤。

王星为自己想到文稿拍卖这个点子激动不已，他首先是把它确定为一个商业行为。拍卖成交的佣金、企业对活动的赞助、延伸开发常规的文稿交易佣金、无形资产的收益……王星梳理出一系列的商业机会点。

他将自己的想法向深圳青年杂志社的社长王京生汇报，这位从团中央派到深圳的团干部立刻看到了其想法中所蕴含的历史性意义，同意以杂志社作为主办单位，并为这项活动赋予了挑战观念、突破传统的高尚文化意义，但是依然要求王星独自承担活动的运作经费，并承担可能出现的运营风险。

为了这次活动，王星差点将自己的住房和身家性命押上，他做好了挑战与牺牲的准备。文稿竞价策划最难的应该是项目的审批立项。由下而上层层报批，越级批准的可能性几乎没有。王星采取的是一种变通的方式，即政府支持、民间运作，通过政策加关系变通立项。

在北京期间，王星拜会了文坛泰斗冰心老人，文化部原部长、著名作家王蒙，著名诗人艾青，他们对这个活动均表示极大的兴趣和关注，这坚定了王星的信心。紧接着，他广泛接触和拜会北京的其他作家以及文艺评论家、学者和出版界人士。所到之处，作家、学者们无不为他惊人的想法叫绝，他们被王星充满**的演讲所感染，他们知道，深圳是操作这个活动最理想的地方。

除北京之外，王星又去了南京、上海、杭州，他与江浙作家沙叶新、叶永烈、黄蓓佳、苏童等进行了深入的沟通，同样获得了他们的认可和支持。

最离奇的是，他说服了刘晓庆参与文稿拍卖。

在首届文稿拍卖中大出风头的刘晓庆的作品，只有一个标题，这个标题在现场就拍出了17万元的高价，事后又追加到了108万元的天价。以这个标题作为副标题的书最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书名是《我的自白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刘晓庆在这本书开头的“缘起”一章中介绍了自己参与到首届文稿拍卖活动中的缘由——

我是一个幸运者。在过去，抱着近乎感激的心情我淋漓尽致地挥洒了十好几年的青春。奋斗，成功，焦虑，恐惧，充斥了我全部的时间和空间，直到一天惊回首，已过去了30多个岁月。想想自己的年华去了哪里？最灿烂的20岁到30岁干了些什么？想不出来。模糊中觉得大概都是在纷乱的拍摄现场，黑暗而憋闷的摄影棚录音棚里消磨掉了。剩下的是什么？是那空洞、抽象，看起来光芒四射实质却残酷冷漠的四个字：电影明星。

一直以来，我认为电影演员只是一种生涯而不是一桩事业。虽然我热爱电影，为它付出了最美好的年华并且得到巨大的回报。我得了六次电影“百花奖”“金鸡奖”，还有所有官选民选最佳女演员第一名；无论是我写的书我做的事我唱的歌我拍的电影还是我谈的恋爱我打的官司，都热闹非凡并且轰动一时；我想演什么角色就能演什么角色，想找到最好的合作者就能有最好的合作者，从而心想事成游弋在艺术的自由王国，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一切都随着电影明星这个头衔成几何级数地膨胀，而我的工资却不能增多。我可怜的每个月50元人民币的报酬和我一起同强大的社会做长期、持久、艰苦卓绝的斗争，成为荒唐可笑的螳臂当车。

当巨大的社会车轮风驰电掣般开过，并轻而易举淹没了我声嘶力竭的呐喊之后，我突然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感到了深深的沮丧。

我在愤怒与悲哀之中翻滚、挣扎。

我一个人，孤零零地。

然后我沉默。不是在沉默中灭亡，就是在沉默中爆发。我当然不愿意灭亡。终于有一天我爆发了。爆发之下我去了法国，远离了电影明星。此去整整9个月。

9个月之后我回到了北京。洗净铅华，摇身一变，我成了一个商人。一切对我来说已是别有洞天，换了人间了。

在数不清的新闻发布会上，被问得相当多的问题是：“做生意和做演员有什么不同？能否为我们谈谈你做生意的甘苦？”“你如何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翁？”

问得多了，自然就又开始烦了。索性横下一条心，还是自己把自己拎出来得了。这就是我最早想写书的起源。

整天走马灯似的来回忙碌，写书的事也就一再搁置下来。直到一天，深圳有一位叫王星的先生来访，讲到即将在深圳的一次文稿拍卖：

王：我们想在深圳举行一次文稿公开竞价活动，希望得到你的帮助。

我：文稿竞价？搞得成吗？

王：我们想通过这次活动提高文化的地位，从而使文化与经济结合起来。我们想搞一次文稿拍卖。希望你能参与、支持这一个活动。

我：哦。那肯定我的书价格最高喽！（笑）

王：（笑）所以我们想得到你的一本书。

我：我没有书，只有一个标题。给你们一个标题吧。可以吗？

王：标题也可以。什么标题？

我：我的六次危机。（突发奇想）不，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翁。

（我拿出纸来，在纸上写下“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翁”。）

我：（又一想）不对，富翁是男的，应该是：“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婆”。

王：“富婆”太老了，叫“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吧。

我：（开心地大笑）好啊！“富姐”不好念，叫“姐儿”吧。

大家开怀大笑，我划掉“富翁”的“翁”字，写上“姐儿”。于是就成了今天这本书的副标题：“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

事过之后，我很快就把这事给忘了。在我的潜意识里，这个文稿拍卖的新生事物恐怕是搞不成的，尤其是在深圳——人们称为“文化沙漠”的地方。中间，王星曾几次与我联络，大约是两三次吧，要求我写什么委托书之类，我匆匆写了之后传真过去，也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

几个月后，突然一天翻阅报纸，看到一个大字标题：“刘晓庆的《从电影明星到亿万富姐儿》拍卖了17万”。17万！和我几年前牵扯到的一个偷税官司数字一样。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又听到消息说变成了50万、80万，又过了一个月，组委会请我去了深圳。

在深圳，又一声拍卖的槌声敲落，我的书拍卖了108万。说是我的书，准确地说其实只是一个标题，因为我还只字未写。

就像是鸭子上了架，这下子非写不可了。

刘晓庆的境遇不是偶然的。1979年，著名作曲家施光南的名曲《月光下的凤尾竹》，稿费只有15元。1981年，时值鲁迅诞辰100周年，施光南应乔羽之约，为大型歌剧《伤逝》谱曲。由于当时歌剧舞剧院经费紧张，施光南被告知，“你为《伤逝》谱曲可能没有稿酬。”英年早逝的施光南生前多次慨叹：“我的艺术居然养活不了我的艺术！”20世纪的80年代，国内文化人窘迫的生存状况依然没有多大改变。著名的歌曲《十五的月亮》的词作者傅庚辰，稿费收入只有16元，因此在文化界有“十五的月亮十六元”的戏言。王京生1988年从团中央调来深圳创办《深圳青年》，他深刻认识到，深圳的探索多在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的探索还相当薄弱，所以下决心要给文人和文化作品进入市场创造一个平台，要为文人造个海！

在活动公告发布前，有关部门有顾虑。杨广慧说：“我们想这个活动符合小平‘视察’南方的讲话精神，小平说要大胆地试，错了改了就好。我们就决定先试再说。”(2)

一波三折的文稿拍卖“第一槌”

邓小平说，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何谓“敢闯”？对中央给予试验权的特区来说，“敢闯”就是敢闯不合时宜的政策法规的“禁区”，敢闯前人未曾涉足的“盲区”，敢闯矛盾错综复杂、令人望而却步的“难区”，也就是敢为天下先。文稿拍卖最终能够克服那么多的困难、那么大的阻力，成功敲响“第一槌”，与1992年邓小平同志考察南方后的国内大环境是有一定关系的。主办者们曾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还接受过上级有关部门的调查，愣是在有关部门明确反对的情况下敲响了这一槌。人们都听见了槌声，但不知道背后曾经历过多少波折。

在得到深圳市委的大力支持后，文稿拍卖活动一度推进得很顺利。文坛泰斗冰心老人愿意担任组委会总顾问，艾青、王蒙、张洁、从维熙、刘心武、李国文、张抗抗、权延赤、莫言、梁晓声、霍达、陈荒煤、冯牧、雷达等著名诗人、作家和评论家，都为深圳的这个创意叫好。紧接着，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的名作家沙叶新、叶永烈、苏童及宁夏的张贤亮、天津的冯骥才等，也都认为深圳的创意非常好。

1993年5月25日，组委会举行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将文稿竞价的规则、程序、时间等向海内外公布。人们从公布的活动章程和程序看出了组委会的精心准备和周密策划。那时还没有什么文化市场之说，要让中国的文化人在短时间内冲破耻于言利的传统，是十分不容易的。另外，虽然作家们口头上都欢迎这个“首次”，但要真正拿出自己的作品到市场上公开竞价，就会担心作品卖不出去毁了名声。于是，组委会想出用投保的办法来保证作品一定能卖。也就是说，凡是获得竞拍资格的作品，都能保底，成交低于预期价格，或者成交价比现行的稿酬标准还低，那么这个保险将对不足的部分予以补足。组委会找到了太平洋保险公司深圳分公司，商定好进入竞价序列的各类文稿保证能够让作者获得保底价：小说每千字100元，纪实文学每千字150元，散文、随笔、杂文每千字500元，电视文学脚本每集5000元。在竞价时，作品拍卖价低于这个保底价时，不足部分由太平洋保险予以补足；若拍卖价高出上述底价，那么高出部分则由保险公司和作者以对半的比例共享。保底价的标准，比正在执行的稿酬标准高出一大截，当时的稿酬基本价格是千字30元左右。为应对文稿竞价中可能出现的法律纠纷，组委会还聘请了律师顾问团。后来果然有官司，顾城和谢烨合作的《英儿》参加了竞价，但出现著作权争议，最后在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解决。

正是因为准备充分、考虑周详，第一次新闻发布会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各地的作品开始寄往深圳。第一个正式报名竞价的是北京作者彭子强，他的作品是一部30万字的纪实文学；第一个亲自来组委会送稿的人是深圳的“龙之传人”，是已故的两代人合作的《文人读史札记》手稿6本，用蝇头小楷书写而成。后来给组委会来电来函报名竞价的各行各业人士接近800人。年龄最大的93岁，最小的仅10多岁。其中专业作家很多，从维熙、冯骥才、叶永烈、权延赤、贾鲁生、刘心武、莫言、张贤亮、张抗抗、池莉、方方、马原、顾工、顾城、杨利民、刘晓庆等文化名人均有意参加竞价。从维熙的纪实文学《背纤行》、叶永烈的《毛泽东与蒋介石》和《江青传》、顾工的纪实文学《年轻时我热爱》、顾城和谢烨的《英儿》、马原的20集电视史诗片《中国文学梦》等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