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京派文化，上海有海派文化。如果说，深圳也已经开始形成“深派文化”的雏形，那么“大家乐”就代表着深派文化的“根”和“范”，而大芬油画就代表着深派文化的产业支撑和生长方式。埃斯库罗斯说过，“艺术”的力量远比“需要”弱小。深派文化艺术正是在市场需求的哺育下茁壮成长的。

油画起源于西方，但在深圳这个以金融、电子产业闻名的城市里，却有一个占地仅0.4平方千米的小村庄，聚集了1200多家画廊与店铺，8000多名画工和画师，20 000名油画从业人员，向外输出的油画作品，总产值一度占据全球商业油画市场产业的70%。这个小村庄，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大芬油画村”。自1989年设立第一家油画工厂开始，大芬村便开启了长达30年的油画批量生产之旅，曾被誉为“世界油画工厂”。

从一个宁静的小村庄，到全球最大的商品油画集散地，这一切都源于30年前一名叫黄江的画商的无意之举。

黄江：艺术工厂老板

黄江是广东四会人。母亲是教师，喜欢画画，这让黄江从小对绘画产生了兴趣，中学时他多次参加绘画比赛。1970年，他游过深圳河跑到香港，做过服务生、装修工、修理工。直到1974年从一个朋友那儿看到行画的商机，才扎下心做这一行。行画起源于欧洲。20世纪60年代，欧洲人开始向韩国下行画订单，之后又传入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在香港，人们习惯称之为“韩画”，流传到内地之后，则被称为“行画”。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香港约有300人从事这一行业。1975年，黄江在香港弥敦道恒丰中心租房子开办画室。1978年，他又在澳门开了一间画室。他一直是小作坊式的生产模式，规模不大，在香港行画界也没什么影响。1983年，黄江和合作伙伴到了人工、租金更便宜的福建晋江合伙开油画厂。他们成为第一批把行画引入中国内地的人。

1987年，黄江跑到深圳罗湖区黄贝岭与人合伙开了一间工厂。600多平方米的工厂招揽了60多名画工，临摹各种世界名画。这在当时的中国，算得上是一家规模不小的油画工厂。此时，越来越多的香港画商出于成本考虑，开始在福建莆田和广东广州、深圳等地开办油画厂，行画产业在中国内地落地生根。

两年之后，周边地价飞涨，房东通知黄江，月租金从2000元涨到6000多元。合伙人对工厂的控制也日益加强，他不能忍受，决定出走单干。

黄江开始在特区外的布吉镇一带找落脚地。“最好租金便宜，画工还要最少地受到外界干扰。”黄江这么想。

他走到了大芬村。

一条小河绕着大芬村，流水潺潺，岸边一侧是农田，有牛在河堤上吃草，另一侧是低矮的民房，黄鸡在巷子里觅食，鸭子在空地上大摇大摆地走着。整个村子不到300口人。黄江感觉走进了一个宁静的港湾。

他决定留下来。

1989年10月，黄江租了大芬村村长洪必龙位于村口的一幢两层半小楼，这是村里当时少有的楼房，250平方米，每月租金1600多元。

黄江把商品油画产业带进了这个经济落后的村庄。他组建了一个20多个人的油画工作室，画工是从广州、东莞、晋江等地招来的，不少是他过去的徒弟。

黄江从香港的贸易公司接油画订单、取样板，拿到大芬村给画工们画。那时候，商业油画刚开始在国内发展，竞争少，订单增长快。

黄江的名气渐渐大了起来。大芬村的画工也越来越多。不少绘画爱好者和美术学院毕业生听说黄江找人画油画，陆续从全国各地赶到大芬村，这些人中包括画家刘文全、邓佳杰。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芬村聚集了几百名画工。画笔、画布、颜料等周边配套产业陆续进村。由于画工聚集，租金便宜，散居深圳各地的部分画商不断搬进大芬村。

黄江从未料到他的一次无奈之举，改变了自己，改变了一座村庄，改变了若干喜欢画画的人的人生，更改变了商业油画的市场生态。大芬村成为世界商业油画领域的重要标签，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油画村第一人”。

黄江本人曾对《深圳侨报》的记者说，自己对大芬村是“一见钟情”：“我第一次见到的大芬村，（它）就是山坳坳里一个僻静的旧村落。在别人眼里是环境差、位置偏的穷乡僻壤，在我眼里却是办画厂的最佳选址，我第一眼就相中了它。”

0.4平方千米的山坳坳里，随处可见芦苇丛，路也都是踩出来的沙土路。村里最高级的交通工具就是三轮车，车一过尘土飞扬。村里的房子也破破烂烂的，有几栋新建的楼房稍微好一点，最高的一栋也才4层楼。全村300多人，每家一年的收入就百余元，有台黑白电视机便算是村里的富裕人家了，但当时原特区内，彩电已经很流行了……

黄江说他第一次见到大芬村的时候并不是他第一次到深圳。黄江从小在广州长大，20世纪70年代“逃港”去了香港，来深圳之前在香港就是做行画生意的。行画是从国外引进的一种艺术品复制方法，以临摹世界名画为主，在名画的基础上抓住流行趋势进行再创造，也称“商品画”。由于内地的人工和房租成本远低于香港，黄江就到广州、江门等地办画厂，再把油画从香港卖到国外。后来发现深圳除了人工、房租低廉外，报关手续比其他城市方便，费用也更低。1987年，黄江就辗转来到深圳，最初在黄贝岭和别人一起合伙办了一个油画厂，但没想到才一年多，工厂的房屋租金就从每月2000多元涨到了6000多元。

商人总是趋利的，当时有人告诉黄江，原特区外的租金要便宜很多，他就到布吉转了一圈。当时布吉老街已经很繁华了，有“小旺角”之称，但是黄江却一眼就看中了大芬村。在大部分人看来，当时的大芬村环境不好，落后且偏僻，但是在黄江看来，这里就是他办画厂的最佳选址。

大芬地处原特区外，不用办边防证，黄江从广州、东莞找的一些画工只要办一个居住证就可以了。房租便宜，民风也淳朴，虽然偏僻了点，但在黄江看来就像是一个安静的港湾，可以给画工一个安静的环境专心作画。黄江对大芬“一见钟情”。

1989年中秋节前夕，黄江带着20多个徒弟来到大芬村，花了1600元租下了250平方米的民房开了一个画厂，就在大芬落下脚来。

黄江当时来大芬就是带着生意来的。1986年，沃尔玛在香港登报找行画供应商，黄江就拿着样板去给他们看，对方觉得质量不错，就给他下了6000张的订单，市场价是7.5元一张，但是沃尔玛的出价要低一点，一张只有6元，单张利润被压得很低。但是黄江考虑到订单有6000多张，不舍得放弃，思来想去还是把这单生意接了下来，最后小赚了好几千元。

做完沃尔玛的第一笔生意后，黄江就成了沃尔玛的供应商。1989年，黄江来大芬“拓荒”，带着他最得意的弟子和技术较好的画工。有了沃尔玛的生意支撑，开头不算太难。渐渐地，黄江的名气传开了，订单越来越多，画工们干活越来越有劲。后来，到大芬找黄江想跟着他干的人越来越多，连广州美院、四川美院等科班出身的毕业生都有。

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当初跟黄江一起做事的徒弟们看到了其中的商机，纷纷自立门户。那个时候在大芬办画厂、开画廊的基本都在黄江手下干过，他们接了单子，又找更多的画工来画，慢慢地，大芬依托行画生意慢慢发展起来。

现在黄江还记得，1992年4月，一位法国客户给了一单36万张的订单，要他一个半月完工。这在当时的生产状况下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因为那之前黄江一个月的业务量最多也就10万多张。但生意来了不能推啊，黄江就想着召集整个大芬村的400多名画工共同完成。

时间紧迫，黄江就想着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又快又好地完成画作，后来还真被“逼”出了后来惯用的流水线模式，即这个画工专门画山，那个画工专门画天空，每个人负责一部分，画完后就传给下一个画工。画的每一个部分出自同一个人之手，水平稳定，熟练后还加快了速度。后来客户来验货，直夸这些画就像复印出来的一样。

由于质量好、速度快，大芬的油画产业慢慢形成了集聚效应，2000年以后，来大芬办画厂、开画廊的人越来越多，整个大芬村出口的油画占到了欧美油画市场的70%，凭借行画，大芬开始走上发展道路。政府也开始注意到这个市场经济下自然形成的“油画村”，投入了大量资金在大芬村修路、拆迁旧屋，昔日的穷乡僻壤变成了偏居龙岗的“欧洲油画小镇”，大芬村的油画产业在政府的扶持下逐渐走上正轨，茁壮成长。

明星画工赵小勇

在大芬村的发展史上，最出名的除了黄江，还有一名叫赵小勇的画工。他被称为“中国凡·高”，荷兰凡·高博物馆附近的仿制油画，不少都是出自他手。

赵小勇是湖南人，从小喜欢画画，为了生活在深圳四处漂泊，一直到1997年8月加入大芬村的队伍，才算安定下来。在大芬，他每天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临摹凡·高的作品，尤其是《向日葵》和《咖啡馆》，因为这两幅最好卖。时间长了，赵小勇成了画凡·高作品的“专业户”，对其他画没了兴趣。

2006年，摄影师余海波拍摄的系列作品《大芬油画村》获得第49届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二等奖，并被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永久收藏。赵小勇是照片主角之一，因此名声渐起。尽管大芬村有很多临摹凡·高油画的画师，但客人们在村里打听凡·高的油画时，首先提到的都是赵小勇。媒体称他为“中国凡·高”。

2017年，以赵小勇为主人公的纪录片《中国凡·高》获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中外合拍长片，被认为具有强烈的时代性，传达了中国人寻求原创之路的内在力量和精神。影片先后在欧洲多国上映，赵小勇再度“火”了起来，他的画也从过去的几百元，上涨到最贵时的1.2万元。

关于《中国凡·高》，有这样一段介绍：这是一部讲述文化产业奇迹的大芬村画工转型的故事，画工们从农村来到深圳大芬村，与西方油画结缘，将个人命运与欧洲绘画相连接，铸建新的人生梦想。他们从最初为了生存养家的“复制”，到渐渐地进入凡·高的人生和艺术寻求，不断发生着思想上的变化。大芬村画工的转型同时映射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转型，传达了深圳移民勇于创新的文化特质，具有全球化语境的深刻思想内涵，表现出深圳移民的创业精神和青年画工的“中国梦”。

赵小勇说《中国凡·高》传递出的最大的意义是“一定要原创”。

1972年出生的赵小勇第一次来到大芬村的时候，这里只有黄江开设的一家油画工厂和几百名画工。他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临摹凡·高的作品。渐渐地，赵小勇的“事业”迎来春天。他有了闲钱就买关于凡·高的书和画册，曾攒了500多元买过一本高价画册，认真琢磨凡·高，思考“为什么他要这样画”。

1999年，他向一位香港画商自荐，终于有了数10张凡·高订单，单价180元。他在出租屋的窗户外打出“专画凡·高”的招牌，生意越来越好。最大的订单是仿制数千张凡·高的《鸢尾花》，赵小勇教会了妻子画凡·高，叫了弟弟和小舅子来帮忙，还招徒弟，可依旧忙不过来。他干脆省去用铅笔画底稿的步骤，直接买来设备印刷底稿，之后再人工上色。他收到了一笔6位数的定金，生平第一次发现，画画竟能如此赚钱。

这时的大芬村出现了第一家画廊。这是一个新加坡人开的，专门向聚集在这里的画工们买画。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来到大芬村参观、买画。几年内，大批画廊出现，业态逐渐形成。来大芬村的客户越来越多，画师们开始有了推广自己的意识，很多房子的窗户和围栏上都挂着广告牌，诸如“专画地中海”“肖像画”等。客人看到感兴趣的牌子，便径直爬上楼去。

越来越多的画商、材料商和画框商聚集到大芬村，更多的画工涌入这里。商品油画开始在大芬村成为一个完整产业，这座小村庄渐渐变成了油画村。在不少人眼中，深圳这座新兴城市是一片文化沙漠，大芬村油画产业的出现，让这个文化沙漠有了一抹绿色。

2000年左右，当地政府开始改造大芬村的环境，新建步行街，整修街道，意欲把大芬油画村作为深圳文化产业的“名片”。2003年以后，大芬村行画市场的发展速度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想象。“订单像车轮一样赶着画工们往前走”，赵小勇忙得没办法，终于开始对外招徒弟，他的画室最多的时候有8个人干活，包括他们夫妻。他租了两套房，妻子做饭，给画工们包吃包住。

2004年，大芬村成为首届中国文博会唯一的分会场，被文化部命名为“文化产业示范单位”。大芬村因此更是名声大噪，世界各地的订单纷至沓来。2005年时，世界70%的油画来自中国，中国油画的80%来自大芬。从2006年到2008年，大芬村每年的出口额达到12亿元人民币。

但从2008年开始，赵小勇突然发现，订单骤减60%，到了2009年，没有一个订单，他这时才知道，原来全球金融危机来了。

在赵小勇看来，订单的减少是早晚的事。更关键的是，喷绘技术的引入降低了作画成本，也拉低了大芬油画村的档次。因为喷绘一张画，只要100元不到，而手绘的一张画，至少要300元。到了2012年时，大芬村的画工较顶峰时期锐减了50%以上。

2014年8月，在摄影师余海波和他女儿余天琦的陪同下，赵小勇和他的两个朋友去了荷兰阿姆斯特丹，见到了凡·高的真迹。这是他自1997年以来的梦想。

在凡·高博物馆，看着自己临摹了无数遍的《星空》和《咖啡馆》真迹，赵小勇忍不住落泪，他感觉自己的呼吸快要停止了。“不一样，还是不一样，颜色有差别。”他自言自语，用20年临摹了十几万幅的凡·高画，还是比不了博物馆里的一幅作品，连色彩都差得多。赵小勇萌生了做原创绘画的想法，用凡·高的手法、色彩画一些自己的原创画。过去，他从来没有这样的想法，一直只是纯粹地模仿，赚钱养家。

同时，他还发现一个让他心情很复杂的事实：一张大幅的高仿作品，在德国、荷兰等地可以卖到1000多欧元，但画出这些画的大芬村的画工们，得到的仅仅是200元人民币。全球化贸易的不平等在艺术领域仍旧通行，大芬村的很多画工只是处于生存链最底端的机械复制者，每日重复地绘制着高仿画，和流水线上的工人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从1997年开始，赵小勇和他的妻子、弟弟、小舅子等，临摹了10万多幅凡·高作品，很多人把这些数据视为他们的某种成绩，然而机械性的高强度重复工作，有时会让赵小勇烦躁不安，直到前往荷兰阿姆斯特丹看过凡·高真迹后，赵小勇才突然意识到那10万多张仿制画，也许根本不能叫作品，充其量算是产品。他们也根本不能算画家，临摹得再像，都不如自己的一张原创。

“每个人最珍贵的是成为自己，哪怕真正的自己并不牛，也不要成为别人。”荷兰之行后，赵小勇开始尝试画自己的原创画：我不要再画别人，我要画自己。

仿制凡·高，赵小勇的画一幅能卖上万元，做原创就又回到一幅几百块的起点，但比起价格，有一种更有意义的东西叫作价值。哪怕穷其一生都画不出一幅世界名作，也要坚定地为自己而画。

大芬村的原创画家越来越多，他们最初迁来这里是因为觉得这里“很实在”。大芬的画工、画师，白天晚上都在画，不管他们画什么，“很勤奋，很敬业”，这种状态让人感到亲切。况且这里市场发达，画家的作品可以卖出去，能养活自己。而在有些地方，画家画出来的作品只能免费送人。2006年，画商贺克均创办了大芬村唯一一家拍卖行，为这里的原创作品提供了一条出路。带有画廊功能的咖啡馆陆续出现，也让将大芬村作为旅游景点的人得到休憩的同时，能有看到原创画家作品的机会。自行业在2008年发生变化之后，当地政府也在鼓励大芬村油画村转型升级，一方面把市场调整到国内，另一方面则是往原创方向发展。

全球油画产业的“大芬模式”

大芬村作为深圳发展全球化产业链的一个典型案例是偶然的，还是具有必然性？

在大芬美术产业协会会长周峰看来，大芬“中国第一油画村”的由来稍微带有些“偶然性”。油画产业一直是一项由劳动力优势决定的产业。哪里的劳动力价格低，哪里就会形成这种产业集聚现象。

周峰曾深入研究过全球油画产业的发展历史与趋势，他发现“原来油画产业一直在全球范围内转移”。世界油画产业的起源在欧洲，包括意大利、法国等，一直比较发达。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的产业开始向美国转移。“当时有大批画工、画师从欧洲迁往美国，于是订单也随之转移。”周峰认为，彼时美国劳动力低廉的优势充分体现了出来。

同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经济高速发展，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油画产业开始向亚洲转移。20世纪60年代，欧洲人开始向韩国下油画订单，之后又转入中国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

香港画商黄江的出现，令大芬村与油画产业第一次有了交集。实际上，最开始黄江并未看中大芬村，他先是在福建晋江和深圳罗湖黄贝岭开办油画厂。因为黄贝岭的房租飞涨，他才来到距深圳布吉镇三千米的大芬村。借着黄江的名气和大量香港来的订单，不断有福建莆田、潮汕地区的画工加入，大芬村成为画商、画工集聚之地。周峰认为，大芬村成为“中国第一油画村”实际上只是一种偶然，如果没有大芬村，或许还有其他村落足以“胜任”。“大芬从农耕村变身油画村，恰恰是全球产业转型选择了大芬。”

中国规划设计研究院深圳分院高级规划师王婳并不这样认为。“虽然全球化产业转型选择大芬村是一种偶然，但其背后的转移趋势是一种必然。”王婳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分析，由于内地的人工和房租成本远低于香港，而深圳除了人工、房租低廉外，报关手续比其他城市方便，费用也更低。油画产业此类由劳动优势决定的产业必然流向深圳。

实际上，在香港客商进入内地时，不止有深圳大芬村，还有福建莆田和厦门乌石浦，甚至福建莆田的优势更为明显。据说，早在20世纪90年代福建莆田的画师就已经超过了5万人之众。当时，一个叫作刘国泰的莆田画师搞过一个培训班，招收没有基础的人学习画油画。他一边从国外接订单，一边培训画师。但是因为彼时政府不重视，反而让天时地利兼具的大芬村抢了先机。

凭借距离香港近的地缘优势，刘国泰也一度带领徒弟们来大芬发展。福建人擅长画人物画、古典画，因为画工复杂，所以效率不高。但潮汕人爱画简单的风景画，而当时的订单多是以万计数，所以大芬村出现了流水线模式。

在大芬村画师周添财看来，大量海外订单的出现，催生了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和发展状态。真正让大芬村成为世界油画加工、产销集散地的恰恰是流水线作业的生产方式。在早期，大芬村每天可以收到数万幅油画订单，如果没有流水线，根本不可能完成。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以薄利多销、批量订单、外销为主的“油画生产流水线”模式已淡出大芬油画村，电商模式开始崭露头角。从2012年开始，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购的便利性和巨大的流量，带来了油画大众市场的崛起。大芬村已经有300多家油画电商。在王婳看来，实际上这种转型依托的完全是原来的产业链。大芬村早已建立起了完善的油画生产、创作、展示、交易产业链条，形成了以大芬村为核心，辐射闽、粤、湘、赣及港澳地区的油画产业圈。

除了完整的油画产业链，王婳发现大芬的协作模式也是其成功的关键原因之一。这种协作模式包括油画生产者、经营者之间及油画生产与配套生产之间的协作。由于大的油画经营商有参加广交会等展会的资格，面对的客户较多，他们通常会将大的订单直接转包给小规模的经营者和生产作坊；规模小的经营者接到较大的订单后，也会找同等规模的经营者或生产作坊协同完成。这种协作一方面减少了企业的管理费用，另一方面可充分发挥各个生产作坊的特长，有助于保质保量地完成订单。

哈佛大学著名英裔历史学家弗格森把世界最重要经济引擎称为“中美共生体”（Chimerica）：中国的储蓄者与生产者和美国的借贷者与消费者之间，构成有30年历史的伙伴关系。正是因为中国愿意把从对美出口赚到的钱用来投资美元和财政债券，美国利率才得以保持低位，美国人才有钱从中国买鞋、平板电视和油画。

在全美酒店的房间里挂着的那些油画中，有多少是中国深圳的大芬村生产的？大芬美术产业协会副会长周晓鸿向香港《星期日南华早报》表示，美国的房主和酒店通常是大芬作品的最大消费者。美国建造的房子越多，就有越多的墙壁需要我们的画。但经济危机之后，“世界历史上最过分扩张的消费者”再也买不起那么多中国出口商品了。从中国取得廉价贷款去建造房子，然后抵押这些房子去购买中国廉价油画以装饰墙壁，人人都是赢家——这样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需要把生产从面向美国市场转向中国消费者。

世博会上的“大芬丽莎”

2010年，大芬油画村作为“城市最佳实践区”的案例，代表深圳参加上海世博会，带去了由507名画工集体创作的“大芬丽莎”艺术装置。这幅由小油画拼凑而成的“大芬丽莎”，向每一位参观者露出经典式的微笑，展示着深圳大芬村独树一帜的创意。某种程度上讲，大芬村开始在全世界面前展露文化自觉。

从2005年开始，“树小、墙新、画不古”的深圳做出了把文化产业列为深圳第四支柱产业的惊世之举。从文化沙漠，到文化产业成为这个城市的第四支柱产业，这到底是一场急功近利、头脑发热的文化“大跃进”，还是继率先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果断决策之后又一次英明睿智的产业抉择？是四面合围、别无出路的望梅止渴、画饼充饥，还是以“文化”的名义打破僵局、化腐朽为神奇的神来之笔？

事实上，服装、皮具、工艺礼品，其他制造工业、高新技术产业，乃至房地产业，可能都是深圳文化产业真正萌生的土壤。源于上述产业的平面设计、工业设计、建筑设计，相对于大芬的行画生产而言，甚至更需要创意，更需要文化创新，更具有本土文化含量。深圳的商业广告，尤其是房地产广告，投入之大、创意之新、设计之用心、制作之精良、经济收益与人文影响，皆不输于大芬油画。万科等房地产商发起的“新住宅”运动，被媒体评价为“源自深圳的21世纪的文艺复兴”，这与当年欧洲的文艺复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那就是：被誉为文艺复兴大师的早期人物，大多是为新兴市民阶层服务的画家、建筑家，他们用精美的建筑把新兴的市民价值观具象化、物化，在时尚的市民新宅中，圣母玛利亚的神像被取了下来，美丽市民蒙娜丽莎的肖像挂了上去，文艺复兴就这样开始了。但是，大芬的油画不是为深圳的新住宅作装饰用的，大芬的市场在欧美。如果把源于深圳的新住宅运动近似地比喻为一次新的文艺复兴的话，那么这场文艺复兴的主角是深圳地产界的建筑设计师，大芬的油画商们还只是配角。

大芬的意义不在于此。大芬油画村的意义或许在于：以绘画技术为谋生手段，原本在深圳是行不通的，有了大芬村之后，即使是技术欠佳的画工也可以被纳入油画生产的工艺流程，不仅个人可以谋生，而且行画生产本身也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产业。中国的艺术家以往要么靠政府拨款和津贴为生，要么凭借艺术专长跑跑江湖，委屈与艰难，不足为外人道。早期来深圳的知识分子、文学家、艺术家，大多流落街头，找工作之难，难于上青天。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工作，也很少专业对口。至于学了美术但还不能称之为画家的新手，就只能在办公室打杂，或者去流水线倒班了。大芬的油画行业，给了数以万计有美术专长的年轻人出路。他们在都市的村落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画着某种形状的线条，涂着某种色彩的颜料。他们的生活可能是孤独的，是单调的，一如当年的达·芬奇画蛋。他们比达·芬奇幸运的是，他们一边“画蛋”，一边可以用“画蛋”挣来的钱买回供自己糊口的鸡蛋。将来，有谁敢断言，在这成千上万只“画蛋”的手中，不会出现一双双画出新时代《蒙娜丽莎》的手呢？

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芬村画工的手，指引着中国文化人的路。在商业社会中，文化与文化人的作用不是帮闲，而是要成为现代商业价值链上不可或缺的一环。事实上，现代文化之于现代商业，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价值杠杆作用。文化，虽然无形，但它不仅能创造出更高的附加值，而且还能决定有形商品是否能真正实现其价值。一件圆领衫，如果没有人文内涵，这件普通的圆领衫就仅仅具有十几块钱的使用价值，而且还未必卖得出去，使用价值未必就能兑现；但是，如果这件圆领衫是件时尚的文化衫，其市场价格就会因此上升到几十块，而且短时间内可以实现大量的销售。这就是文化与文化产业的一个真实写照，文化人从中可以看到自己在商业社会中的价值与出路。

在现代社会向物质满足高歌猛进的过程中，潜在的文化需求更是一个深不可测的财富富矿。美欧一些国家的文化消费占家庭消费的30%左右，也就是说每消费10元钱，就有3元钱是用于文化的。此中蕴含的商业机会与潜力是不可估量的。美国电影、电视和音像出版等是美国出口创汇仅次于航天业的第二大产业。一个剧目就是一个市场，一个可以获利数年、10年乃至几十年的产业。一部《西贡小姐》歌剧，全球收入超过13亿美元。一部《狮子王》动画，票房收入净利润5.8亿美元。一部《泰坦尼克号》电影在世界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后，赚回了18.54亿美元的票房收入。从1995年开始，日本娱乐业经营收入超过了当年日本汽车的工业产值。

今天的大芬只挣回区区几亿元人民币，相比之下，尚不足挂齿。但是，正是透过大芬的油画作坊，深圳人看到了中国文化产业与世界文化产业的巨大落差、巨大利差，看到了深圳文化产业远大的商业前景。在经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深圳人决定把文化产业作为继高新技术产业之后的又一个战略产业来发展，希望在既定的土地面积上，以更少的物耗、能耗，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如果说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尚需要机器设备、生产厂房、货物储运，需要大量的物耗、能耗的话，相比之下，文化知识的产业化简直不需要水，不需要电，不需要标准化厂房，只需要脑子一转，万千财富就会滚滚而来。只要想想大芬村的一支支画笔是如何画出一张张美钞、小小的好莱坞是如何用几卷电影胶片掏空世人腰包的，你就不得不承认：以文化产业来突破对深圳的土地限制、空间限制，真乃神来之笔！

文化产业勃兴，是现代产业结构升级的自然趋势。从工业制造中衍生出工业设计，从商品推介中衍生出广告设计，从技术创新中衍生出尊重创意、尊重人的人本文化，从品牌营销中衍生出诚实、守信、为顾客创造价值的商业精神，从商业实践中衍生出商业惯例、商人性格、商业文明，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演变，逻辑清晰，毫不牵强。但是文化产业之路看似平常，却最为崎岖。个人介入文化产业，无须跨越专利技术门槛，但是个人创意要风行天下，却需要在企业注册、行业监管、知识产权保护、投融资体制等诸多方面首先取得突破，这是对社会宽容度、对法制健全度、对城市文明程度的严肃考验。深圳能否取得成功，尚需拭目以待。

愿“大芬丽莎”笑到最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