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队、歌手、流行歌曲，这些香港的娱乐元素，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对于深圳来说都是新鲜的时髦之物。翻唱《夜色阑珊》的周峰就加盟了香港公司，学唱了流行歌曲。深圳早期竹园宾馆的音乐茶座是最早的酒吧音乐。1986年的“大家乐”露天舞台就是一个大型的“卡拉OK”歌舞厅。深圳的歌舞厅、酒吧又是另一种形式的“大家乐”舞台。

深圳的原创音乐发端于现场音乐。早年间，酒吧曾作为深圳原创音乐的摇篮，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歌手、乐队，并在全国率先形成了独有的酒吧文化。20世纪80至90年代，歌舞厅、夜总会等场所培养了大量的歌手、乐队，他们不仅为观众带去了极具生命力的现场音乐，还通过现场演唱的积累创作了丰富的原创作品。在深圳的歌舞厅里诞生了中国流行乐坛的第一代歌手，其中比较出色的有周峰、陈汝佳、陈明、戴军、李春波、黄格选等。他们从深圳歌舞厅的小舞台走向全国的大舞台，深圳在一段时间里成为流行歌手的培训输送基地。

2000年，以根据地、本色、简约为代表的酒吧兴起，成为原创音乐人、乐队的主要阵地。深圳知名音乐人、策划人郭翔告诉媒体：“当时的现场音乐特别火，每天都像在开演唱会，观众特别多，酒吧生意也很旺。很多观众在结束后还跟乐队攀谈，我们就像明星一样。对音乐人来说，每天对着观众演出是最开心的事情。”每个周日酒吧打烊后，许多乐手还从四面八方聚到一起，切磋、交流，玩到天亮。“那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很美好，酒吧文化、现场音乐带动了原创音乐的发展。”

深圳酒吧业的兴盛吸引了大批有音乐梦想的年轻人，周笔畅、陈楚生、凤凰传奇、姚贝娜、刘力扬、刘惜君等都曾在深圳的酒吧里唱过歌。陈楚生刚到深圳时，一边送外卖一边求职，由于当时的酒吧数量太多，他不得不拿笔把每个酒吧的地址、电话逐个记下，再一个个前往试唱。最终如愿的陈楚生，在酒吧歌手的职业磨炼下写出了那首唱响全国的《有没有人告诉你》。

一场造星游戏，让周笔畅和陈楚生这两个深圳式青春偶像浮出水面，那就是湖南卫视轰动一时的《超级女声》和《快乐男声》选秀节目。

2005年，中国内地最具轰动效应和影响力的大众娱乐活动是什么？答案几乎毋庸置疑，那就是《超级女声》。这个曾经许多主流媒体不愿多着笔墨的娱乐节目，已经成为当时中国最受欢迎的电视节目，“超女”的收视率超过10%，这个数据来自央视调查机构索福瑞，而非湖南台自己。万人报名，队伍排出两三千米；成都、重庆、上海乃至济南，无数“玉米”“凉粉”“笔迷”“盒饭”（不同参赛选手各自支持团的自称）走上街头派发传单、发放CD，为偶像拉票。《超级女声》已经不只是一个娱乐节目，它侵入了生活，唤醒了参与感，影响了社会。

《超级女声》让周笔畅一夜成名。

周笔畅，1985年出生于湖南长沙的一个音乐世家，其曾外叔公是第一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吕骥，外公外婆和妈妈都从事音乐或音乐教育工作，爸爸也是音乐爱好者。周笔畅的父母希望她长大后能成为作家或记者，所以给她取名“笔畅”，寓意“文笔流畅”。

1991年，她的父亲从共青团湖南省委调到深圳莱英达集团工作，母亲吕园园也进入深圳福田小学担任音乐教师。她跟随父母从湖南来到了深圳，先后在园岭小学、岗厦小学和福华小学就读。直到20岁之前，周笔畅一直在深圳学习、生活。在深圳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里，周笔畅接受着最前沿的资讯和最崭新的文化熏陶，成为纯粹意义上的深圳人。

2003年，参加高考，周笔畅以总分681分（当年广东高考总分900分）的成绩，考入广州星海音乐学院。

2005年3月底，周笔畅参加湖南卫视节目《超级女声》，5月6日获广州赛区冠军，并最终在8月26日的总决赛中获得亚军；9月发行出道后的首支单曲《笔记》，后来被收录到第一部由人民音乐出版社编辑的《流行音乐》教材中。

陈楚生的故事就更草根，也更富有传奇色彩。

16岁那年，陈楚生的生日，哥哥给他买了人生中第一把吉他。陈楚生每天一有时间就躲在自己的小窝里弹吉他，用音乐记录自己的心声。父母觉得上高中的他应该以学业为主，门外面经常传来父母的催促声和唠叨声，而他却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里。

沉迷吉他的陈楚生没有读完高中就辍学了，他去哥哥开的汽车修理店帮忙，每天跟轰鸣的发动机打交道，身上手上沾满了油污，一天忙完倒头就睡，“生活看不到一丝希望”。

2000年，19岁的陈楚生背着一把吉他从家乡海南来到了深圳，开始了酒吧歌手的闯**生涯。初到深圳时，陈楚生在老乡阿伍叔刚开业的快餐厅落脚，不要工钱，包吃住。就在那家坐落于深圳华强北的庆发餐厅，陈楚生切肉、送餐、收账，什么活都干。晚上下班后，同餐厅的男孩们就让楚生给他们弹琴唱歌。

为了得到在酒吧里演唱的机会，陈楚生趁着送外卖的机会，骑着单车在大街小巷中穿梭，记下每个经过酒吧的电话号码，晚上回到住处后一个一个地咨询。经过努力，有几家酒吧同意他去试唱，而在试唱了几家酒吧之后，陈楚生充满深情的歌声终于得到了一家酒吧的认可，从此他正式成为一名酒吧歌手。

就在陈楚生离开庆发餐厅后不久，他与唐磊结识。那时，唐磊还没有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丁香花》；而陈楚生也才开始被音乐圈的朋友称为“小弟”。当时，唐磊住在东湖，陈楚生在离他不远的草埔合租了一间房子。这两个地方，其实都是所谓的“城中村”，租金便宜。他们都是靠在酒吧跑场来养活自己。事实上，在酒吧驻唱并不浪漫，唐磊把它称为“干酒吧”。

那时，他们差不多每个月都要换酒吧唱。经常上个月是唐磊在这家唱，这个月就是陈楚生来；有时上半场是陈楚生，下半场是唐磊。他们每晚要跑两三家，每家唱30到40分钟，每场拿80到100元。然而，并非每晚都有活干，也不是每晚都能拿到钱。每到月底，他们就很担心，因为不是所有的老板都会痛快地跟他们结算工钱。酒吧的环境也让唐磊颇为感慨：“干酒吧就是这样，我们都曾碰上形形色色的人，喝酒闹事的、砸酒瓶子的，逼你喝酒的，这就是酒吧。”

每到周末，唐磊会去陈楚生那边一起做饭吃。到了晚上，他们在出租屋的天台上，唱自己的作品，交流弹吉他的技巧。陈楚生每写一首歌，都会在这时唱给他听。“那是一段单纯、开心的日子。”

也就在那时，唐磊第一次听到了楚生的《姑娘》。当时的小弟“吉他弹得并不怎么样，唱歌也完全是在模仿”。唐磊记得，陈楚生那时唱歌，并没有现在这么接近齐秦的感觉。当时，他很像郑中基。正是酒吧跑场的生活，让陈楚生成长起来，他今天唱歌的方式，基本都是在酒吧学的。其实也是生活所迫，“去酒吧面试，人家觉得唱得不好，只有回去抓紧练，跟高手学”。

幸运的是，在成为酒吧歌手之后不久，陈楚生就得到了参加深圳本土原创音乐节的机会，并做客深圳广播电台《我唱我歌》栏目，其原创歌曲《想念》《寻找》《姑娘》等连续一周在该节目中滚动播出。接着，陈楚生与李湘、金海心一起参加了北京光线电视在华南理工大学举办的现场演出。2001年，陈楚生在上海举办的亚洲音乐节新人大奖赛中获得“最具潜质歌手”奖，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关注。2003年，在长沙举行的全国PUB歌手大赛中，陈楚生拔得头筹，并签约了百代唱片。虽然他与百代唱片的合约最终以失败告终，但这为陈楚生日后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2007年，在深圳唱了7年的陈楚生在朋友们的鼓励下参加了《快乐男声》，以绝对优势登上了冠军宝座。

相较于其他有才华的歌手，陈楚生卸下清高，参加了被许多心气甚高的音乐人所不齿的选秀活动，成为深圳第一个“出走”的酒吧歌手。“选秀是一个很好的展示平台，通过这个平台，我让全国的朋友听到了我的音乐。”陈楚生说，“我的创作其实没有固定的路线。也许有许多人认为我适合唱抒情歌，但我从来不把自己框在一个范围里，希望能有更多的尝试。”有了陈楚生这个榜样，深圳许多酒吧歌手参加了《快乐女声》与《快乐男生》，在选秀中刮起了“深圳风”。

男孩、女孩成为明星的传统路子是这样的：有一定艺术天分，有一些师长栽培，这是基础，但是不够，必须到北京等大城市的艺术学院深造，毕业以后要进到大的文艺单位工作，耐心磨炼，等待好的机会来临。有艺术天分的人很多，能够得到初步指点的艺术爱好者也不少，但是要考进著名艺术学院就不简单了。

《超级女声》《快乐男声》为男孩们、女孩们成名出道打开了另一扇门。只要你有音乐天赋，有音乐爱好，想唱、敢唱，你就可以免费报名参加海选，初选入围你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免费指点，直到最后决出前三名，你几乎不用任何特别的花费，就可以从一个普普通通的邻家男孩、邻家女孩出落成一个光彩夺目的娱乐巨星。因为整个评选过程完全公开，评委们对每个选手的评价也即时公开，选手和评委在同一个舞台上接受公众的评分。从海选到总决赛，“超女”“快男”们一天天成长，一天天懂事，我们看着她们慢慢成熟，慢慢长大。

这是两条不同的娱乐造星之路。如果说前者是计划文化、计划明星之路，后者就是市场文化、市场明星之路。显然，深圳“大家乐”文化属于后者，“大家乐”文化就是市民的文化、百姓的娱乐。

深圳不认大腕

“超女”“快男”开创了一个反偶像时代，芙蓉姐姐、红衣主教、**妹妹，这些网络上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是反偶像时代的“偶像”。无论多么稀奇古怪的人都有机会成为名人，无论唱得多走调、造型多夸张，都有机会在电视上露脸。这在某种角度上也契合了深圳的精神。

深圳人不认大腕，不崇拜偶像。

1993年5月，王雷在深圳青年杂志社总编室工作。当时深圳青年杂志社正在举办一个高层研讨会，王雷负责去机场接机。他接到了一批来自北京的客人，他们客气地称呼王雷“司机师傅”。坐上车，他们热情地和王雷攀谈起来。王雷一路上自然也尽量详尽地向他们介绍特区的新鲜事。

由于观念不同，车上的一位策划大师开始和王雷争论起来。“蛇口风波”说到底只是因为大家观念不同而引起的争论。那个年代，特区的很多观念开放并且先进，争论时他明显处在下风。到了下榻的竹园宾馆，下了车，这位策划大师依然很生气，愤愤地对王雷说：你个司机懂什么？别和我们争，这都是大腕！

王雷当时微微一笑，只是顺手递给他一本刚出版的《深圳青年》（1993年第5期）说，请你读读第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题目就叫《深圳不认大腕》。

这篇由《深圳青年》杂志总编辑王京生亲自撰写的文章说：

大腕、大款，北边人时下造了这些词，用来形容财雄势大的哥们儿、姐们儿。由一窝蜂地慷慨激昂，张口假如我是总理，闭口假如我是市长，听到外地口音就翻出两颗“卫生球”，到互相恭维你是大腕，他是大款，并且羡慕地看着真正的大腕大款飞车而过，或一掷千金。造词的主儿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是真的狂了，还是栽了，我们先不去管他，奇怪的是，这两个词就是在深圳流行不开，尽管在深圳的北边人并不少。

原因就是深圳根本就不承认什么大腕、小腕。

文章还讲了一个有趣的小故事：

某某被京城称为相当重量级的“大腕”——一个女影星，初到深圳，生怕有人围观，到饭店吃晚餐，故意选了街上真正人烟稀少的时候，但酒店里人声鼎沸，来来往往的人，却没有一个人注意她。酒店的服务员，甚至也没有认真地注意她，只是履行着服务程序，热闹惯了的明星终于难耐寂寞，终于忍不住问服务员：“你知道我是谁吗？”服务员更从容：“你不就是某某吗？”没有二话。明星大憾，吃完饭，专找人多的地方走，仍然没有人特别地关注她，更不用说围观。

如果按照所谓的大腕标准，深圳的大腕也许并不少于内地，甚至更多。但是人们不认这些，因为民风不同。

你可以做大腕，他也可以做大腕，你发了大财，别人也可以发财。更重要的是，在商品经济的浪潮里，必然生成更为独立的人格。成功者展示的是自己的生命力度，失败者可以揩干身上的泥土，开盘再来。只要认准了自己生命的意义，自己觉得带劲，什么大腕、大款，根本就不用想。

文章赞同不认大腕、小腕，主张专心走自己的路。

深圳文化学者胡野秋认为，深圳不认大腕由来已久。这是这座城市一种独特的标准，亦是一种别样的姿态。这种标准和姿态源于自尊和自爱。一个没有陈腐之气的地方，何来媚俗？这座城市推崇的标准和姿态是：平视、平等、平易。很多大腕纳闷过，但他们很快明白了，平等的关系是最可靠的关系。他们便也可以自由地在深圳购物、闲逛。深圳人对他们的隐私也不十分在意，该干啥干啥。不认大腕，大家都是大腕。

对于深圳这样一个移民城市而言，能为所有移民共同接受的公共原则只有一个：开放与兼容。闯深圳的人，大多有较强的自我意识和竞争意识，不大容易为别人所左右。曾经在湖南长沙很火爆的“红太阳演艺”，到深圳后遭遇了“滑铁卢”式的惨败，这是因为深圳不喜欢看别人表演，喜欢自己参与。你再幽默、再搞笑、再性感，歌唱得再好、舞跳得再好，但是如果你不让我参与、互动、分享，对不起，我就拜拜。深圳流行的是卡拉OK、Disco、叽喳酷茶、欢乐谷、驴行野外、登山、航海，不是傻傻地坐在舞台底下看别人表演，被别人挑逗。深圳人自己发明的经典娱乐方式是“大家乐”。易中天在他的《读城记》中是这样描述的：我到过红荔路上荔枝公园附近的“大家乐”。那里舞台宽大而场地开阔，设备优良而票价低廉，任何人只要花两三块钱就能买张门票进去观看演出。如果有兴趣也有胆量，还可以登台献艺一展歌喉。不想花钱也不要紧，你可以站在外面看。“大家乐”舞台是开放的，也是兼容的。它没有高耸的围墙、森严的门卫，只有一道低矮空疏的栅栏，象征性地立在座位后面，却留下许多空间，一任围观，不折不扣地是“大家乐”。

深圳不认“大腕”。深圳人来自五湖四海，平日里忙于自己的事业，很少有闲情逸致玩名人崇拜，他们对名人尊重但不谄媚，哪怕你声名再显赫，他们也只是看你一眼，多一句议论都不会有的。深圳人并不管你是大师还是混混，反正你有本事我不嫉妒，你有运气我不羡慕，你有成就我不在乎。有缘握手言欢，无缘抬腿走人，人际关系简单到了谁也不会太在意谁的地步。哪怕你怀才不遇，哪怕你贫穷潦倒，哪怕你大名鼎鼎，哪怕你鸿运高照，只要你在深圳，别人就不会把你当回事。在这样的人文环境里，你会觉得任何人都没有什么了不起。即使再有名气的人物，到了深圳都可以打回原形。

美国学者、人类学博士马立安曾经带着耶鲁大学男声合唱团去龙华的大浪街道以歌会友。他的小侄子是其中的成员。当他们得知在深圳有一个年轻的工人组成的男声合唱团，就莫名的兴奋，坚持一定要在这个城中村里和工人歌手同台演唱。为此，他们把学校传统的演出服，燕尾式的西装收了起来，只穿T恤上场以示平等。但在艺术上他们并不迁就，而是拿出音乐会上的曲目。他们一丝不苟地演唱了美国民谣和另外一些技巧很高的合唱曲，而大浪的青工合唱团也用他们看家的四川和西北的民歌与高难度的合唱对答。这场合唱的擂台**四射，听过的人久久难忘。马立安说，他不敢相信的是这样的“纯艺术事件”竟然可以发生在这样普通的街道里。因此这件事，对于像他侄子这样的美国青年精英们来说是意义非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