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派”很重要的一点叫拥抱资本。门户网站时代，大部分投资人来自海外，因为当时中国的VC市场、天使投资市场完全没有建立起来。百度、腾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实在干不下去的时候，问过很多当时“84派”的企业家，你能不能做投资人？有很多企业嗤之以鼻，因为他们不理解创投投资也不理解互联网。这些互联网企业大部分都去境外上市，也跟当时的上市制度有关系，中国证券市场一开始就是为国有企业脱困而设，所以在很多方面实际上没有适合这些互联网企业上市的土壤。中国本土的投资机构开始成规模地投资互联网企业，是进入新千年以后，特别是2010年以后的事情。

中国的互联网企业，一开始都是模仿国际互联网模式，为什么有些做得比国外原创企业还好呢？譬如，腾讯QQ本是模仿ICQ，为什么在中国能搞起来而以色列就搞不起来？ICQ的创始人号称是以色列的创新之父，他是这么解释的：因为中国的人口基数大！中国的市场太大了，用户太多了，中国互联网根植于中国的庞大市场，发展前景更广阔，这就叫“巨国效应”。

互联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迭代很快、分化很快。互联网从门户到移动互联网，它们的商业模式、产品也都经历了不断的迭代，可能两年以前还叱咤风云，两年以后就销声匿迹了，这是互联网这个行业或者这个技术的一个特点。像深圳腾讯这样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善于微创新，长于应用创新，所以比国外同行更有后发优势。这一点我们在讨论腾讯、讨论华强北的时候已经有过较详细的分析。

“15派”和移动互联时代

“15派”的根基其实源于2011年。这一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手机市场，移动互联网时代到来。移动互联网时代让中国真正缩小了所谓社会阶层的差距，无论今天在深圳这样的城市，还是远在偏远山区的一个普通老百姓，今天都用上了智能手机，尽管品牌可能不一样，但都是智能手机。这一点非常关键，就是说我们用技术的手段有意无意地改变了信息贫困。

不仅是信息均衡、教育均衡，原来很多高门槛行业都被移动互联时代的车轮碾平，最显著的例子就是金融业。传统的金融业态要持牌经营。在中国不是谁都可以干金融的，是要发牌照的，发牌照就是一个计划经济手段，或者叫管制经济手段——牌照经济。能拿到牌照的企业总是少数，因为中国传统金融牌照的门槛实在是太高了。移动互联网带来了新的金融业态。“互联网+”金融这些年的发展极为迅猛。中国家庭的开支主要用于买房和消费。房贷、消费贷是门大生意，尤其消费贷还是一个新的现象。现在很多互联网巨头都做消费贷，做得还很大。这就放大了金融泡沫，加剧了金融风险。很多P2P的产品最近这些年出事、老板跑路，迫使政府痛下决心监管这些所谓新金融业态的企业。经历一系列金融风险以后，社会已经形成一致共识，要严格监管，要备案，有一些也要发牌照。随着5G时代的到来，“互联网+”“物联网+”会进一步深度介入传统行业，如传统家电行业、汽车行业，它们会发生脱胎换骨的变化。

以滴滴、今日头条、共享单车为代表的“15派”企业家崛起得异常迅速。这批企业家的命运如何，现在还无法定论，因为互联网的这种模式迭代很快，同时产业波动也非常大。这是最年轻的一批企业家，但是已经在迅速分化，无法定型。随着5G时代的到来，这批企业家还会进一步分化。“15派”企业家现在是闷声发财，但是他们遇到了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监管环境可能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内涵段子被下架。再比如互联网巨头的跑马圈地、行业垄断，已经影响到了国家的创新发展战略。“15派”的分化是必然的。

“15派”企业的深圳属性进一步模糊了，他们往往以华为系、腾讯系、阿里系进行归类，地域属性反倒不那么明显了。深圳的“15派”企业家可能是阿里系的，北京、上海的“15派”企业可能是腾讯系、华为系的。交叉投资，跨地域运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跨界作业，全球化发展，这也是“15派”企业的一个特点吧。

总的来看，从20世纪80至90年代开始，百万民工如潮水般涌入深圳，上演现代版“出埃及记”，本来毫无商业经验、与现代工商业几乎注定无缘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深圳找到了自己的商业“圣地”。他们胼手胝足，筚路蓝缕，在流水线、写字楼、建筑工地、临街商铺……接受现代商业文明的洗礼。随后，文人经商，官员“下海”，科技人员怀揣一纸研究成果，前来深圳淘金、创业。直到今天，深圳已经成为中国创业欲望最强、商业气氛最浓的现代商业都市。2019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上，总共有7家总部位于深圳的企业进入榜单，分别是：平安保险（29位）、华为（61位）、正威国际（119位）、恒大集团（138位）、招商银行（188位）、腾讯（237位）、万科（254位）。除了招商银行和万科有国有股东背景外，其余5家都是民营企业。上海虽然也有上汽集团、中国宝武、交通银行、中国太保、绿地控股、浦发银行和中远海运等7家企业上榜，但这7家企业基本上都是国企。深圳还有比亚迪、中兴、中集、顺丰、长城科技、怡亚通等500强企业梯队，光启、柔宇、研祥、迈瑞、华大、金蝶、优必选、大族激光等一批迅速成长的中坚企业。以后深圳企业的世界500强数量肯定会超过中国老牌的商业都会上海。上海的根基是央企、国企和外商投资企业，而深圳将成为中国的创新中心、中国的硅谷，不断创造出新的世界知名的500强企业。

不靠乡缘、血缘，深商为何也能抱成团？

2004年6月2日、3日，深圳万佳百货、新一佳超市等40余商家的POS机集体发生“故障”，两天“维修”期内，银行卡刷卡消费业务一律暂停，这就是当时震撼全国的深圳“银商之争”。

深圳是国内的“刷卡乐园”，但消费者的潇洒刷卡对零售商来说却是沉甸甸的压力，因为每次刷卡零售商都需要向银行方面缴纳1%或1.5%不等的手续费。按照公开报道的刷卡额，以1%的刷卡手续费费率计算，2004年春节期间，零售商向银行方面缴纳了220万元手续费；五一期间，手续费更是高达560万元。

数字的背后是零售商与银行业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据了解，此次集体行动之前，深圳市不少零售商曾单独与银行方面协商，要求降低费率，但都遭到了拒绝。深圳之外，也曾发生过成都国美和上海永乐单挑银行业的事件。在那两起事件中，零售商都表示如果银行方面不降低手续费费率，就将拒刷银行卡。当时，这两起事件引起了新闻媒体的广泛关注，但由于银商之间势力悬殊，最终这些事件都不了了之。当时银行方面甚至拒绝与这些商家进行公开谈判。

也许是吸取了以往的教训，深圳的大型零售商这次实现了全面联合。据统计，最后参加联合行动的商家共46家，其中包括深圳本地的零售业巨头华润万佳、新一佳超市、百佳超市等公司，也包括外来的国美、苏宁及顺电等大型家电连锁公司。除超市之外，众多的百货公司也加入其中。此外，深圳市新华书店、深圳市天音通信及海王星辰医药等专业零售公司也出现在集体行动名单中。名单中也看到了好又多量贩这样的台资企业。这些零售商的年销售总额超过300亿元，占深圳市年零售总额的60%以上。零售商要求银行将刷卡消费手续费费率在原有的基础上降低0.5个百分点，如果这一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将从2004年6月1日起集体拒绝刷卡消费。

因为这次是集体行动，所以整个事件的进程与成都国美和上海永乐那两次事件有着很大的差别，行动组织得很有章法，并且最终让银行方面坐到了谈判桌前。2004年5月20日下午，深圳零售行业协会与深圳银行业代表在深圳发展银行大厦里的谈判持续了2个多小时，最终因谈判双方分歧过大而宣告失败。波及全国的“银商之争”终于爆发。

尽管深圳银商双方就刷卡消费手续费率问题展开的谈判最后还是没有谈出理想的结果，但是银商双方能够通过各自的同业公会来展开商业谈判，就说明深圳商人已经有了集体谈判的自觉意识，说明深圳商人并不都是勇猛有余、理性不足的，深圳商人是有谈判精神的，也更加说明深圳的商人看起来像一盘散沙，实际上却是有凝聚力的。

共同利益是深商抱团的内在动力，商会、行业协会是深商结伙的组织形式，这是深商与以往靠乡缘、血缘来维系的旧式商帮的一个最大的不同。深圳市零售行业协会的存在是分散的深圳零售商得以采取集体行动的重要原因。2004年2月下旬，一家会员单位反映银行刷卡手续费费率太高，商场每年付出的费用在逐年增长。零售行业协会马上逐一向会员展开调查，发现各零售企业在支付银行手续费费率方面的支出都相当大，于是召开会长联席会议。协会的提议得到会员单位的积极响应，共有40余家零售企业联合向银行提出降低刷卡手续费用要求。自愿选择放弃公务员待遇、甘当民间行业协会职业秘书长的深圳零售行业协会秘书长花涛认为：“行业协会是社会中介组织，是行业共同利益的代言人。当行业利益受到不公平待遇时，就应该站起来与别的行业去交涉。”于是，他带领零售行业协会发起了深圳零售企业第一次联合起来的集体抗议，这也是国内首次由行业协会出面，代表一个行业公开与另一个行业叫板的事件。

深圳的商会建设一直领先全国。早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袁庚就在蛇口工业区允建商会，梁湘主政深圳以后更是鼓励发展商会组织。深圳工商联是全国最早参照海外商会模式改组为“总商会”的。但是，深圳早期的企业家多是外商，民营企业的普遍崛起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与此相对应，深圳外商投资协会是深圳发展最早也是办得最好的商会之一。外商中，港资企业习惯在邻近的香港参加自己的商会，因此深圳没有非常有影响力的港商协会，但是台资企业还是必须在大陆结社，所以，东莞、深圳等台资集中的地区，台商协会十分活跃。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深圳民营企业家迅速成长起来，一批青年民营企业家，经常聚集在深圳市福田区青年联合会主管的福田区民营企业家联谊会，他们开讲座，搞联欢，走出去，请进来，非常活跃。福田区民营企业家联谊会秘书长王理宗成为著名的商会活动家，他能以个人名义将各自为战的深圳民营企业家召集到同一张圆桌旁。家具行业协会、服装行业协会、经纪人协会、海归俱乐部、电子商会、华强北商家联谊会等一批正式、非正式商人会社也越来越显露出各自的魅力，其整体素质和活动能量即使与温州商会相比也毫不逊色。例如，深圳集装箱拖车运输企业协会发起停止支付船务公司在提货单环节“换单费”的集体行动，迫使全球最大的船务公司马士基低下头来寻求“对话解决”问题的途径。深圳家具行业协会组织会员企业应对美国贸易委员会针对中国木制卧房家具的反倾销调查，为深圳企业挽回近1亿美元的损失。

2004年6月22日，深圳设立行业协会服务署。原有经济类行业协会146个，对口31个部门管理，现在全部归口行业协会服务署。这不是“31个婆婆”变成“一个婆婆”的问题，因为行业协会服务署本质上不是“婆婆”，而是“行业协会的协会”。行业协会服务署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全力推进深圳行业协会的“民间化”。此举被誉为“深圳一小步，历史一大步”。由此，深圳商会、协会步入飞速发展的时期。

后来成为广东高科技产业商会秘书长的王理宗是深圳商会活动家中的杰出代表。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民企老板，他们都乐意把王理宗当好朋友。王理宗认为，自己所在商会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企业家的家园感。王理宗称：“民营企业家在精神上是孤独的一群人，得到尊重、理解和认同是他们的普遍愿望。”在王理宗眼里，商会的每一次活动都是“家庭”聚会。

与王理宗一样活跃在深圳商会界的活动家还有深圳市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长兼秘书长郭小慧、南山区民营企业家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吴海宁、深圳零售行业协会会长兼秘书长花涛、深商研究会会长黄东和等。在2004年那场激烈的“银商之争”中，深圳零售商协会秘书长花涛一直充当着本行业的代言人，为行业的整体利益摇旗呐喊。在“银商之争”期间，花涛告别了“公家人”身份，成为一个彻底的“协会人”。当时在福田区总商会任职的黄东和全程介入“银商之争”，与华强北商家联谊会密切互动，组织深商论坛，动员学界和社会各界资源关注“银商之争”，推动成立华强北商会，创办深商研究会，出版专著《我们为什么需要商会》《深商的精神》等，携手《南方都市报》进行跟踪报道，传播“深商”理念，助推深商群体从“利益集团”升华为“意见集团”。

徐建是一位传奇律师，也是中国第一个民选的律师协会会长。他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毕业，当过律师，做过司法局副局长，引领中国法律实现了一次又一次突围：他参与起草了中国第一部《财产保险合同条例》；他在深圳筹建第一家对外律师事务所；他第一次把“见证”引入中国；他在深圳首开民间仲裁业务；他在担任深圳市司法局副局长期间，推动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律师事务所、第一家合伙制律师事务所、第一家个人律师事务所在深圳的诞生。他是第一个辞去司法部副厅级职务的国家公务员，他是中国第一个民选的律师协会会长，也是第一个经历“罢免风波”的律师协会会长，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法律突围之后，他把深圳市律师协会构建成一个依法行政、依法治会的试验区……

林慧，深圳市商业联合会执行会长，兼有国企管理经验和深圳企业家联合会的工作经验。随着“深商”群体逐渐被社会熟知、“深商”概念日益清晰，以及“深商”精神的广泛传播，2005年12月，林慧等以市场化法则发起成立了深圳市商业联合会，简称“深商联”，她们一开始就明确了自己使命：让“深商”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商帮，把“深商联”打造成中国最受尊敬的商会。

近年来，深圳市的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全市社会组织突破9000家。虽然深圳社会组织的多项工作已经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社会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仍然是一个问题。唯有服务，唯有设计和提供专业的、优良的服务才能立足，才能发展。深商联正是因为紧贴会员的服务需求，不断创新管理机制和服务模式，才赢得了广大会员企业与社会各界的认同和尊重。自2009年以来，深商联连续多次被评为“深圳市5A级协会”，2010年被国家民政部授予“全国先进社会组织”称号。先后组织开展十二届“深商风云人物”和“影响中国的深商领袖”评选、十届“深圳老字号”评选、“改革开放三十年影响深圳30个经济人物”评选和德勤深圳高科技高成长20强评选等活动；召开中国深商大会、全球深商大会，构建深商更大发展平台；积极开展国内外交流与合作，助推深商更好地融入世界，拥抱世界，迈向国际化；通过建立深商档案馆、制作深商口述史等系列品牌宣传节目，在国内外引起广泛影响，有效地提升了深商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迄今为止，深商联已成深圳规模最大的民间商会平台，名副其实的“深商之家”。来自五湖四海的深圳创业者在“深商”的旗帜下聚集，迅速崛起成为当今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现代商帮。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第六届全球深商大会上这样评说：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有两个商帮最为显赫、最为成功，一是浙商，一是深商。浙江人会做生意由来已久。但相比而言，深圳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地方，可能20多年前还没有“深商”这个词，但是今天的深商已经蔚为壮观。浙商、深商，这两个企业家群体过去40多年里代表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潮流和主流。

朝向一个“好商量的社会”??

深圳是个典型的现代移民城市。作为“我的生活与你无关”的“陌生人社会”，深圳比较彻底地摆脱了“熟人社会”的裙带关系，使得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无条件的利他主义，可以在无血缘关系的陌生人社会得以有条件地实施。其前提条件就是：契约界定，法治保障。

无数离开故乡、脱离“单位”的深圳移民以独立的“自由人”姿态融入深圳，自主择业，自主创业，成为新兴工商业者或中小企业主，也就是“citizen”（市民）。深圳因此成了“city”（城市），出现了“civil society”（市民社会）的新型社会关系。

奉行“小政府、大社会”理念的深圳市党政领导历来重视政府职能转变，力主市场化导向，尽量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支配，资源配置主要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建设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率先构建更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深商正是在这种自由竞争的宽松环境下发育、成长并壮大起来的。在深圳，不需要三头六臂、八面玲珑，也能做生意。有个科研技术人员口笨手笨，在老家的科研所干活最多，得益最少，还老被嘲笑。但他脑子不笨，他大着胆子来到深圳，在天安科技园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搞起了一个大公司。这样的深商案例数不胜数。

深圳的商业氛围，不是没被打搅过。大到“蛇口风波”的大讨论，小到“10元捐款门”的口水仗，有时是生死攸关，有时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好在是东风与了深圳便，才有了“东方风来满眼春”这一说。但深圳会不会总能如此幸运？当放权让利的改革走过皆大欢喜的浅水区，走向利益格局错综复杂的深水区的时候，深圳靠什么来确保市场导向、确保商业预期？

深圳的答案是令人满意的：在日益多元的社会环境中，法治化是最大“公约数”，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深圳作为市场经济的先发之地，必须加快建设一流法治城市，确立法治在城市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基础性、规范性、保障性作用，积极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形成安全有序可预期的发展环境，使一流法治成为深圳新时期最显著、最核心的竞争优势。

深商联合会主席王石曾通过对深商“契约精神”的诠释，巧合地呼应了深圳的“法治化”改革蓝图。“契约精神”本来就是法治精神的一种凸显，体现了对契约、法治、规则的遵守与敬重。“契约精神”作为现代商业文明的基石，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契约精神”尊重契约关系人之间的“平等、自由的协商”。签订合约、制定法律，前提条件是平等协商。利益关系越复杂，就越需要心平气和地商量。财务、商务，好商量；公共事务、社会事务，也好商量。不好好商量，或者商量好的事不作数，甚至干脆不商量，一味蛮干，只会导致商业运作的无法预期，也会导致商人命运的无法预期，一切长久的打算都将因此变得毫无意义。

商人，某种意义上就是“好商量的人”，现代人的生活绝大部分就是商人们讨价还价地帮我们协商安排好的。但是，这还不够，还需要全社会都有协商的氛围和风气，还需要一个“好商量的社会”。移民社会中，独立、自由的个体之间，是有“商量、合作”的天然需求的，缺的是协商的方法和习惯。孙中山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把“学会协商”作为治理现代中国的基本功、基础课。商会作为“集商议、重商权”的社会组织，更是“学会协商”的好平台。在朝向“好商量的社会”的努力中，深圳值得期待，深商值得期待。

(1) 牛文文：《蛇口是一种什么样的基因》，《中国企业家》200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