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先被卷进现代商业涡流的，他们垦荒芜、植高楼、通有无、新建制，以创意为瑰宝，以实利为衡准，事事敢为天下先。凭着敢闯、敢冒险的拓荒者精神，他们冲破旧体制的层层束缚，在南海之滨打造出一座现代化商业都市。这群来历复杂的深圳商人，数量是如此之众，发展是如此之速，影响是如此之巨，不能不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因特虎首倡“深商”概念是在2002年年初，当时因特虎研究深圳已近两年。两年的深圳研究给人的感觉是：深圳的魅力乃在于深商！深商兴盛则深圳兴盛，深商式微则深圳式微，深商可以憧憬则深圳可以憧憬，深商不可冀望则深圳不可冀望。深商的繁荣不是来自对既有财富不择手段的搜刮与聚敛，而是源于对新财富和新价值合乎理性的创造和追求！2007年出版的《深商的精神》和2018年出版的《深商简史》对于深商有全景式的阐述。《易经》云：大人虎变，君子豹变，小人革面。木心说，豹子一身的皮毛很美，它知道得来不易，爱护得很。君子豹变是由丑变美、由弱到强的过程。深商40年，庞若大象，敏捷如豹。本篇以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为大背景来看深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成长。

改革开放40年，中国诞生了四代各有特点的企业家，他们大致可称为“84派”“92派”“99派”，现在最新的是“15派”。这四代企业家，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不是按年龄划分的，而是按照一个特定年份的标志性意义划分的，因此各有特点。

金融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管清友分析过，“84派”应该说叫从无到有，很好地把握了中国短缺经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经过强势扩张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现在处于新老交替的过程；“92派”从黄金时代步入到白银时代，他们的历史机遇在于地产的崛起；“99派”现在还处于互联网的蓝海之中，有的崛起，有的没落；“15派”迅速崛起，迭代分化，他们的命运还处于观察当中。我们今天四代企业家处于同一个舞台，四世同堂，四代同堂。

“84派”：袁庚、王石，蛇口基因

1984年，中国产生了许多直至今天依然举足轻重的商界大咖，因此1984年被中国媒体称为“企业家元年”。

早在1948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创作了一部政治预言小说，书名就是《1984》。书中描绘的1984年的世界是一个令人感到窒息和恐怖，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的假想的极权主义社会。而在真实的中国，从1948年到1984年，企业却浴火重生，逐渐获得了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基本权力。比如，配置各种生产要素、人事任免、内部管理、奖金分配、利润安排等，这些权力在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习以为常，但在当年，却如同打开市场之门的金钥匙。深圳改革开放的经验得到肯定，“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彩车开进了国庆大典。

就在1984年5月，一位名叫王石的年轻人用卖玉米赚的钱成立了一家公司，“除了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其他都涉及了”，这就是后来的万科。

前后几年，一批“身份不明”的企业在全国各地涌现出来，这批带头人中，包括后来赫赫有名的企业家柳传志、张瑞敏、王石、刘永行、刘永好、南存辉、郑元忠、马胜利、潘宁、李东生、李经纬等。他们后来均成为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的领军人物，而1984年正是这一切的起点。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是“邓小平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周其仁的观点是，正是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了中国经济的制度成本，才使这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有机会成为全球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综合起来，早已存在的要素成本优势、改革开放显著降低制度费用以及中国人力资本的迅速积储，共同成就了中国经济的竞争力。

那么，深圳“84派”的企业家有什么特点呢？《中国企业家》杂志曾以深圳蛇口企业家为观察对象，总结提出过“蛇口基因说”。

2005年，牛文文还在《中国企业家》杂志工作时就已经注意到，袁庚与蛇口一批企业之间存在着某种精神联系。在蛇口这种小地方，竟然孵化出了平安、招商、万科、华为和中集这些著名的大公司。当时他领着记者几次跑到深圳，努力尝试探寻这种联系。

那是2005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袁庚在家人的搀扶下，走到约定的小咖啡厅里。考虑到见面机会难得，牛文文特意做了准备，想认真地与老爷子聊聊蛇口的事。见面寒暄之后，他发现90岁高龄的老爷子，看上去健康开朗，能清楚地表达意见和看法，但已不适合做一板一眼、一问一答的采访。印象深刻的是，袁庚高度评价了从蛇口走出的这批企业家。他当时一上来就握着与牛文文一道前来的王石的手，嘴里反复念叨：“王老板，干得好！”从进门到离开，老爷子都说了同样的话。席间，他为《中国企业家》杂志和深圳走出的这批企业家题词：“南国之星”和“中国企业家”，落款是“袁庚二〇〇五年六月十五”。(1)

3年后，2008年，《中国企业家》杂志用封面文章刊登了那次采访的成果，标题是《蛇口基因》，向蛇口和袁庚致敬。牛文文在刊首语写了一篇文章《蛇口是一种什么样的基因》。他说他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深圳的企业和广东其他地方的企业很不一样；深圳企业当中，出身蛇口的和华侨城的又不一样。当时，平安、招行、中集、万科、华为这些蛇口企业，已经显现出超群的领袖气质，势贯下一个20年，代表了中国企业未来的方向。这些企业身上有没有共同的“神秘基因”呢？

牛文文分享了他在这3年里对“蛇口基因”的认识：

（1）“公企业”。中国大企业的主流形态，要么是国有企业，要么是民营企业，但这些蛇口企业是一个新品种，万科的郁亮说应该叫“公企业”。它们不接受没有大战略大愿景的国有股东，为此不惜换股东，也决不搞MBO或老板个人控股，即便是私人企业华为，老板任正非据说也只有不到5%的股份。于是，它们就取得了一种在国家战略和企业（家）战略之间的平衡，既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又保证了强烈的企业家精神——这正好是100年前招商局创始人身上流淌过的血液！

（2）大行业。平安（保险）、招行（银行）、中集（集装箱）、华为（通信设备）、万科（房地产），这些企业的行业选择具有极强的开创性和未来性，不要说在它们创业的那个年代，就是在今天也是非常具有扩张空间的“大行业”。而且，这些行业很大程度上是由它们开辟并定义的。为什么这群企业家能够不约而同地选择这样一些“大行业”？要知道，在这些企业发展历程中，充满各种可以赚快钱的行业和业务**，但它们几乎一致地坚守了当初选择的主业——有远见不容易，能坚持更不容易。

（3）不犯法。低调是企业人的本分，在科龙、健力宝、粤海等事件频出的广东，这些蛇口企业有惊无险地走过来了——在高速发展的转型经济体里做企业，这份清醒和自爱，格外难得。

不犯王法，这是王石的原话。王石当年选择不私有化，本身也是这种现象的结果。王石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男人都像打出枪膛的子弹，不管出发点多么笔直，最终都会回归到大地上。也许当公司做到万亿级的时候，就会有归宿的问题。尽管万科是他创办的，但他不愿意把万科变成他自己的，不愿意变成他子女的，当然也就不愿意变成外部其他私人的。

现在中国的年轻创业者已经很少能遇到当年王石他们的困境，也很难理解王石他们当年的选择。在现在的年轻人看来，创始人同时也是企业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今天像阿里巴巴和腾讯这样的创业创富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人可以既拥有巨额企业财富，也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但是在王石那个年代，他的想法是可以理解的。这也是为什么任正非并没有把公司大部分股份放到自己名下，而是分给了公司8万多员工。这应该是他们那代人的独特的情怀。

“92派”：改制、创业、股市风潮

“92派”是指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大批在政府机构、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受“南方谈话”的影响，纷纷主动下海创业，形成了以陈东升、田源、郭凡生、冯仑、王功权、潘石屹、易小迪等为代表的企业家。泰康人寿董事长兼CEO陈东升是“92派”这个名词的发明者。“92派”企业家是反映中国改革进程的一个重要群体，陈晓守著有同名图书《九二派》，记录了这代企业家的理想与商道。

“92派”是中国现代企业制度的试水者，和之前的中国企业家相比，他们应该是中国最早具有清晰、明确的股东意识的企业家的代表。1991年，俞敏洪离开北大英语系，1993年创办“新东方”。1991年，冯仑和合作者分头借钱，筹钱3万元，成立海南农业高技术联合开发投资公司。1992年，郭凡生下海，创办“慧聪”。1992年，田源下海，创办“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1992年，原深圳蛇口工业区常务副区长武克刚下海，创办“通恒”。1992年，胡葆森离开河南省外经贸委，创办“建业”。1992年，苗鸿冰离开石油部办公厅，创办“白领”。1995年，黄怒波去职中国市长协会副秘书长，创办“中坤”。

华泰保险董事长兼CEO王梓木于1996年辞去经贸委工作，下海组建华泰保险集团。他认为，是市场的力量改变了他们这一代人的命运，让他们从官场进入了商场。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让中国真正掀起了市场经济的大潮。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制定，推动了“92派”这代人下海创业。王梓木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出来以后，下海已经有了一些制度上的依据，并且有了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所以当时我在政府工作，就想我能不能也亲身实践一次现在的企业制度。”

经济学家胡释之认为，官员下海，从一个分配别人的财富的人变成一个给自己和他人创造财富的人，从一个维护体制的人变成一个瓦解体制的人，使得这批企业家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方面是成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其他企业家一道，真正支撑了中国这些年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是成为改革的动力。在中国，传统的观念是官本位，学而优则仕，走仕途是知识分子的最好选择。而经商是最让人看不起的，属于走投无路的选择，弃官从商更是让人难以想象。抛开一些特殊背景不说，从这点可以看出，当时邓小平的讲话给全中国带来的巨大风气转变。这是真正革命性的，创业成为潮流，企业家成为社会的主角，并深深影响了这以后读书人的选择。

在经济学家厉以宁看来，“92派”同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涌现的那些企业家是不一样的。20世纪70、80年代之交出现的一批企业家，大多都是体制外形成的企业家，有胆量、敢拼搏，但他们缺少专业的训练。而“92派”则不同，他们有专业知识，有开阔的眼界，有世界眼光，有志使中国经济在国际上名列前茅。他们不是体制外形成的，而是先在体制内成长起来，再从体制内转到体制外的。

在深圳的企业家中，最早感受到春天气息的是三九集团的赵新先和一个军队作家李延国。

1992年2月20日，赵新先在新兴大酒店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以南方药厂为基础组建的三九集团正式成立，该集团将开展制药、食品、电子、房地产、旅游、金融、服装、印刷包装等多个行业的业务，并实行跨国经营，直接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

李延国以前给《人民日报》文学版写过一些经济题材的报告文学，比较关注国有企业改革问题。那时候，南方制药厂和海口的一家药厂为“三九胃泰”的商标打过官司，闹得全国上下都知道。有说长的，有说短的。李延国采访完南方药厂以后，写了一篇文章叫《第一生产力》，写出了赵新先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抓住了南方药厂知识型企业的本质。李延国在南方药厂采访的时候，正是赵新先最困难的时候，于是他把自己的一些苦恼和思考的问题跟作家讨论，李延国意识到，这是关系到国企改革、具有普遍意义的一个事件，就写了一篇《亚洲王之剑》。赵新先看过稿件后说：“老李啊，这篇文章太尖锐，能发出来吗？”李延国也没有把握，因为当时对国企改革的不少问题争论激烈。稿件送给《人民日报》文艺部，他们觉得太尖锐，压着不敢发。不过，不到一个星期，《邓小平南方谈话》传达到部主任一级的领导，部队传达到军领导。文艺部想到《亚洲王之剑》这篇报告文学正好配合了形势，于是马上送给副总编和总编看。副总编看完后批示：“加编者按，发。”加了编者按，主标题是“亚洲王之剑”，副标题是“科技实业家赵新先的‘机制革命’”。

到1992年年底，深圳外商投资企业达到5000家，居全国城市之首。全国已有近80所高校涉足特区建设主战场，进行科技创业和技术开发，不仅创造出一大批适销对路的高科技拳头产品，而且涌现了如深汉科技实业公司、长虹通讯设备公司、深圳活力宝公司、南方药厂、深圳京科科技开发公司等一批技术力量雄厚、经济效益显著的明星企业。

回顾历史，1992年是深圳的又一次移民**和创业**，现在的企业家中，有许多就是在邓小平南下考察之后来到深圳的。

河南新乡的朱保国，20世纪80年代初就以专业技能以及成功率极高的办事能力获得了领导们的赏识。1990年，朱保国参加广交会，在朋友的力邀下去深圳特区转了一圈。朋友对他大谈特谈深圳的种种好处，有两条朱保国听得特别入耳：第一，深圳这个新兴的移民城市，人人都很独立，没有盘根错节的复杂的人事关系；第二，特区政府对小企业很支持。就这两条，让在内地当了几年厂长的朱保国感觉找到了梦想中的天堂。搞企业一定要在深圳搞！1992年，30岁的朱保国离开新乡来到深圳。他怀里揣着一张花费9万元从一位老中医处购得的一剂口服液配方，在深圳创建了国内知名的保健品品牌“太太口服液”。

1992年，一个漂亮的哈尔滨女孩刘伟宏也来到了深圳。刘伟宏本来是一个国营企业的员工，可是到了1988年，她却辞掉了铁饭碗，在大街上租了一个摊位卖起了服装。服装摊不大，她也没有什么经验，但她有女孩子的直觉，进的衣服总能卖得出去，很多女孩子都到她的店里买衣服，她一个月能赚1万元。到了深圳，刘伟宏很快发现当时的东门汽车站具有极大的商机。她毫不犹豫地租下了一个40平方米的商铺。由于汽车站的人流量大，汽水批发的生意很好做。接着，刘伟宏凭着敏锐的商业眼光开始投资开酒楼，1992—1997年，刘伟宏一连在深圳皇岗口岸、泥岗村、笋岗等地方开了四家酒楼，生意越做越大。租房开酒楼，把生意做旺后，房主就要求提高租金，否则就不续租。这个时期的刘伟宏已经深刻地认识到物业开发的重要性，做商业必须要有自己的物业。于是，她成立了深圳市怡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从此，深圳房地产界有了一个美女老板，也有了一个怡景品牌。

1992年，唐万新兄弟带着5000个新疆人浩浩****南下深圳。他从朋友赵世平那里借了5万元钱，在西安先后做了精密合金、西安民生、陕解放等十几家企业的法人股认购权买卖，然后再倒卖给新疆和深圳两地的下家。这是很赚钱的交易。这时候，深圳的股市火得不得了，前几年无人问津的股票成了人们争抢的宝贝，谁能买到股票谁就能发财。新股票不断上市，但仍然僧多粥少，只好采用抽签的方式。深圳的大小宾馆里住满了从外地到深圳买股票的人。在深圳倒卖法人股认购权的唐万新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高招，从乌鲁木齐组织人到深圳排队买股票。唐万新出路费到深圳旅游，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一招手，5000人浩浩****来到了深圳。这5000人被组织到新股发票抽签的窗口排队3天，晚上也不离开，上厕所也要尽量忍着，然后把领到的抽签表给唐万新。唐万新到底赚了多少钱？后来他说：“到1993年3月，我就赚到了5000万元至7000万元。”唐万新的德隆后来成为中国股市的大鳄。

1992年8月，到深圳“玩”的绝不只唐万新的5000个新疆老乡，据称有100多万人挤到了深圳街头排队抽签买股票的队伍里。1990年成立的深圳股市，到1992年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上海人赶来深圳，租下闹市中心上海宾馆的整整一层楼；北京人在帝豪酒店安营扎寨；黑龙江人、辽宁人和吉林人，他们驻扎的天池宾馆距离证券公司只有几步。几个小时的工夫，这些人就把深圳街头所有带“股”字的书全都买光了，就像蝗虫席卷一片正在生长的麦田。有媒体描述当时的深圳：“沸腾了，整个城市在股票的旺火热浪之中。”

8月9日上午，申购股票的抽签表准时出售，仅两个小时就宣布发售完毕，各发售点的窗口全数拉下。上百万人兴冲冲而来，经过两天两夜的苦候，却没有几人买到抽签表。人们的怒火迅速蔓延，股市恶性事件在猝不及防中爆发。11日凌晨，深圳市政府紧急宣布，增发50万张认购申请表。当晚，市长郑良玉发表电视讲话，事态才渐渐平息下去。

“8·10”事件促成了证券管理机构的诞生。但是，初生的深圳证券市场依然良莠不齐。1992年，深圳“老五股”之一的“原野”，大股东彭建东恶意操控股价，以欺诈方式套利并抽逃资金，酿成中国股市第一个大案。生猛的20世纪90年代初，真是一个枭雄与草莽纵横驰骋的年代。

“99派”：全球化、城市化与互联网

1999年到2008年，堪称中国的“黄金十年”，互联网进入中国、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土地招拍挂、股权分置改革。进入新千年之后，中国和印度的差距开始迅速地拉大，然后超越澳大利亚、英国、法国、德国，再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种迅速的崛起在世界经济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管清友总结这“黄金十年”，发现有四个重要的机遇，或者说是红利。

第一个是劳动力的红利。劳动年龄人口的这种红利，15岁到64岁的人口在新千年里迅速增加，从9.2亿一路增长到超过10亿，净增加人口超过德国的总人口，直到2012年之后这个人口数量红利才开始减退，但是人口质量红利依然巨大。人口质量红利就是指中国有最庞大、最雄厚的产业基础，工程师数量、熟练工数量最庞大。印度有人口数量，但是印度的人口质量、基础设施、制度等方面，还没有达到中国的水平。

第二个就是全球化红利。按照传统的经济学里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国做中低端产业，欧美做高端产业，这是符合比较优势的。但是当中国的产业体系越来越完整，特别是在高端制造领域和欧美之间的差距在迅速缩小，当全球化威胁到核心国家的经济利益或者其他利益的时候，全球化的规则可能会出现逆转。

第三个就是城市化的红利。斯蒂格利茨曾经讲过，21世纪最重要的两件事，一个是美国的高技术产业，第二个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中国的城市化其实为中国、为全世界创造了庞大的需求，直到今天这种城市化的动力还在推动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尽管中国城市化的步伐放慢了。

第四个就是互联网红利。这个红利催生了“99派”企业家。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些互联网大佬们其实基本上是“99派”，但是他们又分为两个类别：一个是以新浪、搜狐、网易为代表的门户网站时代，第二个应该是以BAT为代表的时代。可能未来还会加上其他的互联网巨头，但是互联网巨头开始崛起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