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为早期，任正非就被人称为“任疯子”。因为那时华为还没怎么赚钱，任正非就声称华为要“做一个世界级的、领先的电信设备提供商”，并且逢人就传播这个狂想。这个被著名政经评论员秦朔认为是中国知识企业发展史上最宝贵的梦想，在当时看来是如此不可思议，以致他被人称为“任疯子”。正是这个“疯子的梦想”，引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移动通信（含3G）、数据通信、光网络、固定通信、业务与软件、终端等诸多领域取得辉煌成就。今天的华为，早已不是在世界通信设备列强盘踞的中国四处觅食的土狼，而是频频出击海外、令国际IT大鳄方寸大乱的雄狮。甚至，像美国这样的西方大国动用国家的力量遏制华为，打压华为，也不能轻易得逞。
任正非为什么会如此“疯狂”？也许只能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美国西部淘金者发现金矿的情形来大致类比。煤炭取代木柴、汽车替代马车、电流点亮灯泡，都是值得人们“疯狂”的时刻。在大学期间就学过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学的任正非，在华为一成立就做香港程控交换机代理生意的任正非，当他悟到行将到来的是一个多么伟大的通信变革时代，他的兴奋当然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一时还没有看到通信业远大前景的人们可能会觉得他不可理喻、狷狂，乃至于疯狂了。在关于华强北的故事中，我们已经说得很充分了，20世纪后半叶是电子通信行业的大变革时代，电脑延伸人脑，电子技术改变传统产业，最重要的是，电子通信彻底颠覆人类的沟通方式、生活方式，数以万亿美元计的IT金矿等待人们去挖掘。华为已经圈好地、打好桩、挥动镐锹挖到了第一批矿砂，淘到了第一桶金子，任正非为什么不可以欣喜若狂一回？
任正非曾经自我解嘲说，他和华为是因无知才跌进了通信设备这个天然的全球最激烈的角力场，竞争对手是拥有数百亿美元资产的世界著名公司。事实是，即使任正非选择擦皮鞋，他的皮鞋也会擦得与众不同。不过，任正非真要选择了擦鞋，无论他的皮鞋擦得多么好，擦得多么赚钱，擦出一系列连锁店，也绝不会擦出像华为今天这样的影响力。正因为任正非及华为进入的恰好是现代信息业的基础产业，而信息产业又恰好赶上蓬勃发展的狂飙时期，一场威武雄壮、波澜壮阔的商业大戏才会由任正非及华为来担任主角。CIBC世界市场分析师史蒂夫说，华为公司对网络市场的影响，正如丰田和本田两家公司对汽车市场的影响。而我们这个时代大片的主题已经不是石油、汽车，而是信息革命和网络技术。任正非及华为正好赶上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后的第三次浪潮，并演活了这部大片的中国主角，才成为万众瞩目的耀眼巨星。近代工业革命成就了汽车、石油等工业公司，现代信息产业革命成就的正是微软、IBM、英特尔、华为和中兴这样的知识企业。
有几件事情联系在一起，足以证明当年的任正非并非盲目自大，而是胸有成竹。前面提到过，在“**”时期，任正非听从父亲的教诲，抓紧时间自学电子计算机、数字技术、自动控制学，这是任正非比别人看得更清、想得更远的知识准备。华为成立伊始就代销香港的一种HAX交换机，靠价格差获利不少，只恨拿不到货，拿货价太高，根本不愁销路，任正非由此感觉到了中国通信市场的巨大需求。任正非是都匀一中1962届高中毕业生，任正非的父亲任摩逊曾担任过都匀一中校长。而在华强北的故事中，我们曾经提到的电子工业部直属大型军工企业083基地，总部就位于贵州都匀，下属电子企业与研究所多达37家，技术人员多达3万人。083基地早在1980年就到深圳考察，集资710万元，在深圳开办窗口企业，企业名叫深圳振华电子公司，1981年，振华电子分别办起了深圳华匀电子公司、深圳深匀电子公司和华发电子公司，华强北的振华路、华发路就是因此而得名的。任正非作为都匀人，不可能没注意到家乡在深企业正是通过电子产品开发才重获生机。1988年，深圳大学的通信技术研究所开发了两个重要软件：一是大容量、多功能无线寻呼中心电脑控制系统；二是LAKE2-10数字程控交换机，均创下“国内第一”。就在深圳大学边上从事程控交换机业务的华为，会不会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一定的影响？还有长虹公司，不是四川那个生产电视机的长虹，而是深圳市政府和长春邮电学院合办的公司，在华为刚刚开始搞程控交换机的时候，他们的产品就已经卖了1个亿了，不过他们的2000门交换机开发出来之后就没有再继续开发，后来就没有再发展。当然，还包括中兴通讯的前身，中兴半导体公司，在1987年就已经研制成功68线的小交换机，1988年又研制成功500线的数字程控交换机——ZX500。相信这些都被任正非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因此，任正非才会有那么疯狂的想法，那么疯狂的自信！电子通信产业的海阔天空，正呼唤像任正非这样的时代英雄。
任正非押对了“知本”
任正非有一段著名的话：“资源是会枯竭的，唯有文化才会生生不息。一切产品都是人类智慧创造的，华为没有可以依存的自然资源，唯有在人的头脑中挖掘出大油田、大森林、大煤矿。”如果说，在粗加工业，中国企业的成本优势在于廉价劳动力，那么在高新技术产业，中国知识员工的待遇较之国外同行则存在着更大的落差。这个巨大的成本落差被本身就是技术型知识分子的任正非瞅准了，他要在脑海中开发金矿，他在商海中发现了“人黄金”。华为从成立之日起，看重的就是知识，而不仅仅是资本。在华为人看来，机会、人才、技术和产品是公司成长的主要牵动力。在这四种牵引力中，人才所掌握的知识处于最核心的地位，而资本则被搁置在牵引力之外。这是一种与传统资本理论完全相反的知本理念。
民营企业家任正非与国有企业、外资企业争夺人才的“杀手锏”就是高薪。早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只要是本科毕业生，进入华为，年薪起点就在10万元，这是招应届大学生的标准（从社会上特招过来的更高），至于工作一两年后达到20万元以上是很轻松的事。那时在华为做人力资源工作的汤圣平说：“今天的社会，太多的有钱企业，太多的有钱企业家，在中国财富百强的企业名单前十位企业中，有的连员工社会保险的钱都不肯交。任正非在华为的股份不到5%，他愿意将财富分配给员工。”中国著名高校计算机专业的毕业生就这样成批地被吸引到华为，为任正非“效力”。
曾是军人的任正非像戚继光训练“戚家军”一样训练着他的“华为军团”。“戚家军”主要以农民和渔民为主，朴素、体质好，没有“兵油子”习气；“华为军团”都是些刚从学校出来的毕业生，素质好、可塑性强，没有“商油子”的种种恶习。华为给了这些其实啥都不懂的大学生白吃、白喝、白学习的机会。经过华为的历练，这些“学生军”变成了既懂业务又懂管理、既懂固定又懂移动、既做过营销又做过销售、既做过研发又做过市场、既做过国内又做过国际、既骁勇善战又有极高忠诚度的“商业雄师”。任正非就是这支军队的最高统帅、总教头、精神领袖，他指挥着这支军队攻城略地，所向披靡。
今天，任正非的这个军团人数已近20万，战车的辙痕遍及世界各国。华为一早就开始淡化渲染任正非的个人魅力，并努力使这支队伍公众化、正规化、国际化。1996年，任正非就开始把目光指向国际公司管理体系，美国HAY咨询公司香港分公司任职资格评价体系第一个进驻华为。1998年，中国首部公司管理基本法，被业界视为中国企业在实践中探索职业化管理，同时亦作为未来秩序被中国企业清晰、系统地表述出来的“华为基本法”定稿出世，一时间给中国企业界带来了强烈震撼。2000年，由IBM为IPD（集成产品开发）提供咨询，打破了华为以部门为管理结构的模式，转向以业务流程为核心的管理模式。2001年，华为研发系统开始实施CMM管理。2005年华为向海外市场进军，人力资源管理开始实现全球化。2009年，华为开启了“HR三支柱”的探索道路，2014年日趋成熟，充分发挥了对公司战略和业务的支撑作用。
1993年，任正非领导华为团队成功开发2000门的程控交换机，产品先进，价格只有国外同类产品的1/3。但中国的电信市场被外国产品所垄断，不信任华为的产品。华为于是放弃大城市的市场，转向国外产品影响小的农村市场发展。第一目标就是任正非的祖籍地——浙江金华的义乌。20世纪80年代，浙江义乌还是一个农业大县，还用不起价格昂贵的国外通信产品，所以愿意采用华为的程控交换机，但他们提出了一个苛刻的条件，就是产品赊销，先安装机器，运行正常后再分批付款。华为将这一订单视为公司的翻身仗，公司的命运系于这一战。员工一连4个月都在工地上，终于将设备调试成功。此时的华为已经倾其所有，背水一战，不成功便成仁。幸运的是，华为打赢了这一仗。到1994年，华为的程控交换机已经在中国农村占据了重要位置。“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成功了。
为了筹集研发资金，为了给客户赊销产品，华为需要巨量的资金。除四处借贷之外，华为还向员工借钱：先给你发高薪，转手再把你的薪水借走，许你高利息，许你股份和期权。就这样，华为作为一个以集体企业注册的私人企业，在资金压力下，一步一步蜕变成一个以内部员工持股为特色的“四不像”企业，或者说，华为变成了一家真正的集体企业。这家集体合股企业以肥水不流外人田的方式众筹了珍贵如血液的运营资金，回报了用个人资金支持企业发展的员工，凝聚起员工的心，一致对外，开疆拓土。
“农村包围城市”的市场策略，不仅在国内市场取得巨大成功，在国际市场上也攻城略地，势不可当。俄罗斯市场、亚非拉市场先后对华为开放，欧美发达国家的通信市场也不得不渐次对华为开放。2005年，任正非入选《时代周刊》全球“建设者巨子”100名排行榜，这是中国唯一入选的企业家。《时代周刊》的评价说，华为正重复当年思科、爱立信卓著的全球化大公司的历程，并且正在成为这些电信巨头“最危险”的竞争对手。
但是华为的追求远不止于此。
早在1999年，华为就已经在俄罗斯设立了数学研究所，吸引顶尖的俄罗斯数学家来参与华为的基础性研发。从2001年开始，华为加快了国际化研发布局的推进速度。美国是CDMA、数据通信和云计算的发源地，华为便在硅谷和达拉斯设立了两个研究所。欧洲是3G的发源地，爱立信是3G技术的领导者，为此华为在瑞典斯德哥尔摩设立了3G技术研究所。俄罗斯在无线射频领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华为便在莫斯科建立了以射频技术开发为重点的研究所。
华为在德国、瑞典斯德哥尔摩、美国达拉斯及硅谷、印度班加罗尔、俄罗斯莫斯科、日本、加拿大、土耳其，中国的深圳、上海、北京、南京、西安、成都、杭州、重庆、武汉等地设立了16个研究所。“2012实验室”主要研究的方向有新一代通信、云计算、音频视频分析、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等，旗下有很多以世界知名科学家或数学家命名的神秘实验室，包括香农实验室、高斯实验室、谢尔德实验室、欧拉实验室、图灵实验室等。华为“诺亚方舟实验室”主要围绕人工智能展开研究，设立于香港科学园，实验室主任由香港当地大学教授出任，并聘用了全球各地区科研人员从事基础研究工作。2014年2月27日，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2014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华为与欧盟及产业界各方共同推动5G PPP Association（5G公私合作联盟）正式成立。2015年1月20日，华为在西安宣布，网络功能虚拟化开放实验室（NFV Open Lab）正式建成。2016年5月，华为设立迪拜研究中心。2016年6月14日，华为宣布法国数学研究所成立，旨在挖掘法国基础数学资源，致力于通信物理层、网络层、分布式并行计算、数据压缩存储等基础算法研究，长期聚焦5G等战略项目和短期产品，完成分布式算法全局架构设计等。华为还在巴黎建立了数学、美学、家庭终端和无线标准四个研发中心。华为俄罗斯研究所独立于欧洲研究所，该研究所曾在3G和2G算法层面有着巨大突破。俄罗斯研究所包括7个“能力中心”，以此集结当地的基本算法领域人才。这7个能力中心分别是：非线性能力中心、算法工程化能力中心、最优化能力中心、信道编译码能力中心、信源编解码能力中心、大数据分析能力中心、并行编程能力中心。成立于2008年年底的加拿大研究所，是5G核心竞争力的研究中心，分布于渥太华、多伦多、蒙特利尔和滑铁卢四个城市，拥有400多名研究人员。日本研究所主要从事材料研究工作，印度研究所则专注于软件交付。
华为研发聚焦在ICT领域的关键技术、架构、标准等方向，致力于提供更宽、更智能、更高能效的零等待管道，为用户创造更好的体验。在未来5G通信、网络架构、计算和存储上持续创新，取得重要的创新成果，同时和来自工业界、学术界、研究机构的伙伴紧密合作，引领未来网络从研究到创新实施，还与领先运营商成立28个联合创新中心，把领先技术转化为客户的竞争优势和商业成功。
华为将主流国际标准与产业紧密结合，与全球主流运营商密切合作，为做大ICT产业做出贡献。华为推动WRC-15为IMT新增至少500 MHz全球频段，发布5G技术Vision白皮书；在SAE/PCC领域推动网络能力开放、Service Chaining等重要议题；领跑NFV标准，推动ICT融合标准生态环境；促进Carrier SDN产业孵化；推动更易互联互通、适当增强的IP/Internet领域安全原则；引领Flex-OTN标准，是100GE/400GE以太网标准的主要贡献者；在IEEE 802.11启动和引领下一代WiFi标准的研究。
华为坚持每年将10%以上的销售收入投入研究与开发。2018年，公司从事研究与开发的人员有8万多名，约占公司总人数的45%；研发费用支出为1015亿元人民币，约占全年收入的14.1%，在欧盟发布的2018工业研发投资排名中，华为排名全球第五，超过思科、苹果公司等巨头。华为近10年累计投入的研发费用超过4850亿元人民币。
华为的知识产权部早在1995年就设立了。从2000年起，华为国内专利申请量以每年翻倍的速度增长。2008年，华为提交了1737项PCT国际专利申请，超过了第二大国际专利申请大户松下（日本）的1729项和皇家飞利浦电子有限公司（荷兰）的1551项。2019年3月19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年度报告显示，华为公司的专利申请量在企业中位居全球第一。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经过30年含辛茹苦的打拼，2万元起家的华为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全球最大设备供应商及第一大基地台建设者；全球营收超过千亿美元，超过美国航天业巨擘波音公司；全球手机出货量达1.54亿部，位列全球第二；赢得全球40多个5G商用合约，位列全球合约数第一；在美国《财富》杂志公布的2019世界500强企业榜单中，华为以1090亿美元的营业额排在61位。“任疯子”当年的疯狂梦想全部变成现实。
尊重人，释放人的潜能
在其他很多新兴国家，多数经济特区均成绩平平。比如，印度仅一个邦就在几年时间里成立60多个经济特区，但并未有任何“经济奇迹”出现。即便在中国，当初被划为经济特区的也并不只深圳一家，但其他城市没有一个能达到深圳今天的“高度”。作为一座年轻的移民城市，深圳能够在短短的40年里创造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得益于“人才”这个要素，得益于这座改革开放城市在引进人才、用好人才、留住人才上的领先优势。有了人，有了源源不断的“孔雀东南飞”，才会有未来深圳的一切成功和奇迹！
1981年，蛇口在全国首次实行人才公开招聘。自此开端，成就了全国各地人才“孔雀东南飞”的盛况。平安集团监事会主席、原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总经理顾立基，就是那时候被“挖”到深圳的。顾立基于1978年3月进入清华大学学习，1982年7月毕业。他清晰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的早上，当熬夜的同学们还在睡觉的时候，宿舍响起了轻轻的叩门声。“请问找谁？”顾立基打开了门。“我是袁庚，是前些日子在你们清华招聘学生的香港招商局负责人，找顾立基同学。”60多岁的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骑着自行车，在女儿的陪同下找到了顾立基。走出宿舍，3个人在一号楼下露天的水泥长椅上坐下来，开始交谈。袁庚希望顾立基来招商局，跟他一块儿突破体制。
蛇口工业区的求贤若渴，打动了原本打算毕业回上海老家工作的顾立基。各路人才汇集，梦想在这里开花结果。蛇口被誉为“单位面积培育知名企业最多的地方”，先后孕育了招商银行、平安保险等世界500强企业，以及中集、安科、金碟等知名企业，就连万科、华为也与这里有着初创期的结缘。1989年7月，南下的列车里清一色的大学毕业生奔赴深圳，当时的报纸称此为“孔雀东南飞”。之前，大学生毕业制度一直是统一分配，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松动，出现了“双向选择”这个词。随着南方经济特区的飞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涌入南方热土。华为作为深圳的高科技企业，每年更是成批地高薪录用相关专业的应届大学毕业生。
高新技术产业本质上是创意产业，是释放人的潜力的产业，对知识的尊重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实际上是对人的尊重，对人的价值的认可。深圳是个新兴的移民城市，“这里的握手比较有力，这里的微笑比较持久，这里看重人的尊严、智慧和爱的力量”。有理想、有知识、有创业**的年轻新移民聚集在这个城市，平等相处，互守边界。深圳的城市精神和气质，与高新技术产业的精神和气质高度一致。在深圳这样一个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大氛围之下，“人”字被大写着，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决定企业有无限的活力和创新能力。
深圳新移民，带着淘金梦想来到深圳，除了满脑子idea和对财富的渴求外，一无所有，一无所靠。一些知识分子型的深圳创业者对自己的技术很自信，但是对搞关系不擅长。他们中的很多人原本是自己单位的科研骨干、技术精英，基于技术上的自信，他们又不服老外的气，认为外国人的技术并不比自己强，凭什么从中国赚走那么高额的利润？于是，他们憋足了一口气，砸锅卖铁地干起了高科技。很多后来很成功的深圳高科技企业在创业初期，条件之简陋令人咋舌。今天的人们在比较京、沪、深的高科技产业的时候，多惊叹于深圳高科技企业的发展之迅速、成功之辉煌，很少深究这些崛起于草莽之间、从不坠青云之志的深圳创业者内心深处的精神追求和人格魅力。而不理解这一点，就无从理解像任正非他们这样的深圳创业者。
《因特虎报告》曾经写道：深圳是一个奇迹。要想理解这个奇迹，有两点至关重要：一是对香港所代表的西方商业文明持发自内心的亲善和学习态度；二是对追求独立、自由和商业财富的深圳投奔者持前所未有的宽容和鼓励态度。前者让深圳人充分享有来自香港财富、技术、管理经验、生活理念外溢的好处；后者使深圳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喷薄而出，这是缔造深圳奇迹真正的内在驱动力。
尊重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合乎人类理性的商业法则，充分释放人的潜能，这是近代西方工商业蓬勃发展、现代商业文明席卷全球的深层奥秘。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从对西方的大量观察中发现，欧洲文化的伟大功绩，就在于发挥个人的潜力，提供一种社会契约，这种契约能使竞争以及市场的其他一切功能，都有利于促进社会改革。同样，通过利用个人的意志力——一种人类的“浮士德”和“普罗米修斯”式的能力，就能创造出一种生机勃勃的文化。
深圳优于其他城市的地方，就在于它为各种人才和各色人等都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和自我实现的广阔天地和选择余地，至少是提供了公平与效率这样一种观念。短短40多年中，深圳之所以能获得如此之快的发展速度，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人的解放，人的思想的解放和潜能的释放，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毕竟，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宝贵的。只有当人自己从种种禁锢和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社会生产力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解放。
幸运的是，初出茅庐、下海创业的深圳人迎头赶上了信息技术革命的新浪潮，层出不穷的新技术带来了无穷尽的商业机会。而新技术、新产品的不断研发所仰仗的，正是对人的创意和潜能的有效激发。人，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深圳人一下子把握到了现代商业文明的根本。当华为的“人黄金”换回来跨越国界的真金白银时，传统的等价交换算式失灵了；当别的城市为招商引资打得头破血流的时候，深圳开始定位为最适宜个人创业、最便于商业创意展开的现代商业都市。怪不得人们要说，任正非选深圳选对了。
(1) 钱汉江、钱飞鸣：《华强北魔方》，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8，第102—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