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深圳被谁抛弃”的话题被讨论得热火朝天，支撑“抛弃论”的重要论据是：平安、招商、华为、中兴等深圳企业的四大金刚将要抛弃深圳，将企业总部搬到上海。平安保险、招商银行是招商系企业，是蛇口基因下的蛋；华为、中兴则是深圳新兴的明星企业，中兴是混合制所有制改革的典范，华为更是民营企业的样板。许多年来，在跟北京、上海、广州的城市口水仗中，华为是深圳最后一张底牌。华为是深圳新兴商业力量的代表，华为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代表，华为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标杆。

华为何其有幸！

华为为什么总是如此幸运？

华为做对了什么，以至于华为总是赢？

逼上创业路

据说，任正非是因为女儿的一句话才南下深圳的，他要给儿子和女儿选择一个不“荒凉”的家，但是深圳却给初来乍到的任正非好一顿“杀威棒”。

刚来深圳时，任正非曾在深圳国有企业南油集团打工，他像在军队给上级首长写请战书一样给南油老总写“军令状”，要求将其旗下的一个公司交给自己打理，结果当然是石沉大海。后来，任正非做电子产品生意时被人骗了100万元，其商业经验之不足，由此可见一斑。事实上，任正非确实不是一个“好”的打工仔，也确实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精明生意人。任正非自己也承认，他是因为在深圳无处就业才不得不创办华为公司的。

任正非在他那篇传播甚广的文章《我的父亲母亲》中透露了自己的身世和被迫创业的过程。

任正非祖籍浙江浦江，爷爷是个做金华火腿的大师傅。父亲任摩逊在北京读过几年大学，是个主张抗日救国的热血青年。后来在一个老乡当厂长的军工厂里做会计，随工厂从广州迁到广西融水，又从融水迁到贵州桐梓。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母亲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父亲任摩逊可以说是一个乡村教育家，曾做过专科学校的校长，母亲陪伴父亲在贫困山区与穷孩子厮混了一生，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园丁”。这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政治地位低，经济条件甚至不如乡下的农户。

任正非兄妹7个，加上父母共9人，全靠父母微薄的工资来生活，毫无其他收入来源。本来生活就十分困难，儿女一天天在长大，衣服一天天在变短，而且儿女都要读书，开支更大，每个学期每人交2~3元的学费，到交费时，母亲每次都发愁。与勉强可以用工资来解决基本生活的家庭相比，任家的困难就更大。任正非经常看到母亲月底就到处向人借3~5元钱度饥荒，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能借到。直到高中毕业，任正非都没有穿过衬衣。有同学看到任正非很热的天还穿着厚厚的外衣，说让他向母亲要一件衬衣，但是任正非不敢，因为他知道做不到。任正非上大学时，母亲一次送他两件衬衣，任正非真想哭，因为他有了，弟妹们就会更难了。任正非家当时是两三个人合用一条被，而且破旧的被单下面铺的是稻草。上大学任正非要拿走一床被子，家里就更困难了，因为那时还实行布票、棉花票管制，最少的一年，每人只发0.5米布票。没有被单怎么办？母亲捡了毕业学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缝补补，洗干净，这条被单就在重庆陪伴任正非度过了5年的大学生活。

任正非清晰地记得，高三快高考时，有时在家复习功课，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就用米糠和菜和一下，烙着吃。最后冲刺的3个月，母亲经常在早上塞给任正非一个小小的玉米饼，要他安心复习功课。任正非说，他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

全家除了任正非读了三年大学，其他弟妹有些高中、初中、高小、初小都没读完。

“**”中，无论任正非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他无缘。在任正非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现，而唯独任正非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粉碎“四人帮”以后，任正非的生活翻了个个儿，由于他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被评为“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1978年3月，任正非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6000人的代表中，仅有150多人在35岁以下，任正非33岁，是军队代表中少有的无党派人士。

1983年，中国百万大裁军，任正非所属的基建工程兵整个兵种全部被裁掉。基建工程兵哪里有项目安排就转往哪里，流动性很强。任正非的长女和儿子的童年，一度是漂泊不定的。基建项目所在地，往往都非常落后、荒凉。20世纪80年代初期，任正非所在的基建部队驻在四川绵阳。当时的绵阳，教育条件很落后，军官子女都没有得到良好的教育，每年高考基本上都是“剃光头”（考不上大学），最好的两个孩子也只是考上了大专。就是在复员转业的这个关键时刻，有一天，12岁的女儿孟晚舟对任正非说：“爸爸，将来我要考不起大学，你要为我的前程负责。”

一句话，击中了当爹的心坎。

2013年，华为资深顾问陈培根最早向外披露，任正非本人曾在办公室里亲口对他说，当时对于是否离开部队，任正非不是没有犹豫过。陈培根也认为，出席过全国科学大会、已是技术副团级的任正非，如果不转业，在部队里也会大有奔头。正因为如此，早两年妻子就南下深圳，任正非却一直留在部队。女儿的一句话，让任正非不再犹豫。为了儿女的前程，他决定转业复员，离开部队，南下深圳与妻子会合，展开了另一番艰辛的打拼。

任正非转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任正非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被人欺骗，栽了跟斗。后来，山穷水尽，无处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这时，任正非的婚姻破裂，自己与父母、侄子住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里，在阳台上做饭。当时广东卖鱼虾，鱼虾一死就十分便宜，父母他们专门买死鱼、死虾吃，说这比内地还新鲜呢！他们挑晚上出去买菜与西瓜，因为卖不掉的菜便宜一些。一个43岁的离异男人，在这样的绝境中，除了选择自己创业，他还能有什么其他选择呢？

任正非选对了地方

“不称职”的打工仔不得已选择了自己创业，而一旦做了老板，任正非的品质与个性就开始产生魅力。任正非花了两年时间将被骗的百万巨款追了回来，这一件小事就注定：他这一生要么碌碌无为，要么卓越绝伦。他要么是最优秀、最成功的商人，要么连一个平庸的商人也做不成。他的兄弟姐妹多，家庭负担重，父亲出身又不好，高中三年的理想只是吃一个白面馒头。考上大学后，他按照父亲的嘱咐啃书本、钻技术，并且凭着过硬的本领获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参加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并在1982年被选举为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艰苦的生活环境、崎岖的心路历程造就了任正非别样的性格和人格。

白手起家的中国民间企业面临的环境之险恶，非外人所能理解，没有一点蛮劲、狠劲、野性、狼性，不可能在缺资金、缺技术、缺人才、缺市场准入资格的艰难困苦之中杀出一条血路。

选择在深圳创业，任正非选对了地方，赶上了好时机。

1988年春天，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辞掉了副厅级的官职，走过深圳，去了香港闯世界，创办了一家名叫“创维”的公司。那个春天的早晨，黄宏生一身新装，默默整理完办公室的东西后，从书包里掏出一张打印好的辞职报告放在总经理的办公桌上。在人们惊诧而沉默的目光中，他走出了服务6年的进出口公司。泪水不自觉地掉下来了，他知道自己即将迈入的世界，是梦想中的天堂，也是现实中的地狱，他将要在梦想和现实之间奋力拼杀。

黄宏生之所以到香港下海，是因为他清楚在国内办民营企业是非常困难的。到香港去，披上“外商”的行头，就好得多。多少年中，创维都自称“外商投资企业”，直到2000年之后，创维才恢复民营企业的真面目。

就在黄宏生出走香港的前一年，1987年2月，深圳市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以下简称《暂行规定》）。按照文件规定，民间科技企业可独立行使经营管理权，享有其他类型企业的同等权利，其经济活动受政府的管辖和保护。民间科技企业按集体企业纳税，在发展初期可向税务部门申请减免1至3年所得税。民间科技企业可以从国家银行获得抵押贷款、担保贷款或信用贷款。深圳的民间科技企业的门槛很低，股东在2名以上，注册资本只需要1万元人民币。正是这个《暂行规定》给了任正非一条出路，他不必像广州黄宏生那样出走到香港，也不至于像1988年创办用友软件的王文京那样只能在北京中关村当个“个体工商户”，任正非在深圳就可以直接创办自己的民间科技企业。

任正非东挪西借了2.4万元，开始筹备深圳华为技术有限公司。1987年9月，华为“民间科技企业”的身份正式获工商局核准，注册资本2.1万元，任正非等6人平均持有1/6的股份，共有员工14人。华为的初创地点在深圳南山区南油工业区的一栋七层楼工业厂房，有10余间房，那里既是办公室，又是仓库，员工白天工作，晚上就住在仓库里，仓库里堆放着各种各样的从香港进来的交换机配件。

1988年，华为正式营业，主要业务是代理进口香港康力公司的HAX交换机。那时，中国开始对程控交换机有巨大的需求，但是中国的电信市场不相信华为，银行也不支持华为，华为货款回收慢、产品研发投入巨大，企业现金流存在严重问题。为了获得周转资金，华为经常向员工借贷、向亲朋好友借贷，甚至向大企业借高利贷，年利率高达20%，即民间俗称的“滚刀肉”。为了缓解华为的燃眉之急，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厉有为亲自出面，说服银行给华为贷款。在各级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华为得不到银行贷款的局面逐步改善。

在谈到深圳为什么要给民间科技企业发准生证，为什么要扶持华为这样的民间科技企业发展时，时任深圳市副市长的朱悦宁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文件的制定基于两个出发点：一是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必须要有技术人才的社会积累；二是不能过高寄希望于当时尚未进行体制改革的国有企业，必须依靠多元化的灵活的所有制模式。(1)在这篇文章里，朱悦宁提到了华为：创办两年后，华为销售额达到6000万元，政府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找到办公室说，让南油（国有企业）介入吧，搞得太大了。朱悦宁说：你们怎么和我们想的不一样？我们怕搞不大，你们怕搞大。近年来，任正非在媒体上有了较多的亮相。他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说，深圳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政府能够坚持市场化原则，不干预企业的经营。在民间的表述里，这一经验被形象地总结为：“官不扰民，民不媚官。”

1993年6月，深圳以政府规章形式颁布《深圳经济特区民办科技企业管理规定》。这个规定被誉为1987年《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的“升级版”或“转正版”，对内地科技企业来深圳创办科技企业给予了优惠政策，形成了又一波创业浪潮。与华为相伴相生、一起搅动世界通信行业江湖的中兴通讯的命运转折点便发生在1993年。

深圳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成立于1985年，是航天部691厂、香港运兴电子贸易公司和中国长城工业公司深圳分公司（深圳广宇工业公司）3家合营的企业。其中的“中”代表了中国长城工业公司，“兴”代表了运兴贸易公司，“中兴”就是中国要兴盛之意。公司注册资金280万元人民币，侯为贵出任首任总经理。这家原本做半导体的公司在侯为贵的带领下，力排众议，自主研发国产程控交换机。1987年研制成功68线的小交换机，有了第一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1989年研制成功500线的数字程控交换机——ZX500，被认定为国内具有自主产权的第一台数字程控交换机。就在产品畅销、利润大增的情况下，公司股东之间开始闹纠纷，最终分道扬镳。

1993年年初，深圳中兴半导体公司的一批科技骨干自筹资金300万元，成立了深圳维先通讯设备公司。这家公司之后与原来中兴半导体公司的两个大股东航天部691厂、深圳广宇工业公司共同组建了新的公司——深圳中兴通讯设备有限公司，继续从事程控交换机的研发。这样，曾经名动江湖的“巨（巨龙通信）、大（大唐电信）、中（中兴通讯）、华（华为技术）”四大通讯企业中，两家企业花落深圳，并作为20多年来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角，影响中国，影响世界。

《因特虎报告》曾经这样写道，评价一个城市、一个社会是否有活力，是否有商业竞争力，只需看一个其貌不扬、只有一纸商业计划书的穷小子在这个城市、这个地区的命运：如果他遭遇的是当地人的白眼，是投资者的迟钝，是政府官员的傲慢，是盘根错节的人际关系，是对商业利益和知识产权无法无天的侵害与剥夺，那么这个城市、这个地区是没有前途的。相反，如果当地人一听有好的商业创意就眼睛发亮，有意向的投资者敏感而精明，包括政府等公共机构在内的中介服务热忱而专业，工商和城市管理制度都是本着便利商业创意展开的精神而设立，舆论和司法对合法商业利益百般呵护、细致而周密，社会评价普遍鼓励商业冒险、鼓励个人创业，那么这样的地方一定是不断催生“比尔·盖茨”的地方。

按照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深圳是迄今为止中国内地适宜个人创业、便于商业创意展开的城市。“任正非、侯为贵们”生逢其时，他们创业也选对了地方。

任正非赌对了行业

也有人说，任正非最早创业之处，在深圳湾畔一处杂草丛生、两间只能被称为简易房的地方。他也不是一开始就选择做通信产品，而是什么赚钱做什么，甚至连美容、丰胸之类的保健品都卖过。后来才慢慢聚焦，逐渐找到最适合自己经营的产品。小型程控交换机、火灾警报器、气浮仪开发生产及有关的工程承包咨询成了公司的主营业务。

介入通信产品后，最初两年的时间，公司主要是代销香港的一种HAX交换机，靠价格差获利。但那时候程控交换机太好卖了，供应商垄断货源，价格居高不下，华为作为代理商经常被“卡脖子”。任正非认为像华为这样的民营企业，如果不搞自主研发，那就永无出头之日。搞自主研发才有可能取得成功，一旦成功就可一举改变被动局面，开辟出一条阳光大道。他横下心，将公司刚有的一点积蓄，全部投入到数字交换机的自行研究开发上。资金不够了，他就四处借钱，找亲戚朋友借，找放高利贷的人借“滚刀肉”。有一次，刚借到一笔资金，任正非悲怆地对大家说：“这次研发如果失败了，我就从楼上跳下去，你们另谋出路。”到了1993年，华为技术公司付出6000万元资金的代价，终于开发出华为的第一个“爆款”产品——2000门的C&C08程控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