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制造：中国电子业的面子和里子

2008年遭遇金融危机后，全球电子巨头筹划摆脱高成本的日韩供应商，中国抓住时机，出台了电子产业振兴计划，中国电子业迅速崛起为世界消费电子的制造中心，超过70%的智能手机是中国制造，一大批电子零配件企业做大做强。舜宇光学、瑞声科技、歌尔声学、立讯精密的股价暴涨。十年间电子产业指数上涨幅度高达450%，是同期大盘涨幅的6倍。

那么，中国电子业与国际同行相比，到底处于什么样的行业地位？有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竞争力？中国电子制造业勃兴背后的真相到底是什么呢？远川科技评论陈二营长等专业人士以手机制造为例，对此做了深入的分析。

首先，从数据上看中国生产了数量占世界七成的摄像头，但在摄像头市场，大家耳熟能详的仍然是德国徕卡、日本索尼等品牌。为何一个中国知名厂家都没有呢？

高端手机最大的卖点是堪比相机的拍照功能。新的iPhone手机中，摄像头的价格高达73美元，比芯片还贵。手机摄像头90%的价值都高度集中在三个部件：模组、镜头和图像传感器（CMOS）。

摄像头产业的最上游是图像传感器，这是整个产业链最肥也是最大的一块蛋糕。市场规模在150亿美元以上，并且有着50%的高利润率。中游的镜头市场有一定的技术壁垒，毛利润率最高可达70%，有时比做传感器还赚钱。市场规模差不多是40亿~ 50亿美元，比图像传感器小了许多。最下游的镜头模组组装，是个雇佣大批的人来封装镜头、芯片等零件的苦力活。虽然市场与镜头相当，但利润率只有镜头的1/5而已。

模组毫无疑问是中国大陆企业的天下，全球的50多亿颗摄像头模组，中国大陆生产了超过七成。但这是一个资本和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简单来说，就是功夫再高也怕土豪，有钱就可以杀进来。欧菲光2013年才进入摄像头模组行业，但通过从资本市场募集充足的资金，大量扩产，利用规模效应打得作为行业老炮的台湾企业溃不成军。2016年，仅仅进入行业3年，欧菲光就在模组数量上冲到了全球第一。2017年不屑于相机模组业务1.5%净利率的索尼，决定集中精力发展图像传感器（CMOS），于是寻求出售在华南的模组业务。欧菲光趁机花费2亿多美元的巨资盘下了这块业务。但成功的扩产和收购并不能让欧菲光站稳脚跟，仅仅一年后，大陆的连接器巨头立讯精密又收购台湾光宝的相机模组业务，杀进了这个市场，并成功打入华为产业链，本来就微利的相机模组市场很可能又要迎来一轮新的战斗。这种惨烈的厮杀是由模组行业缺少技术壁垒所决定的。可以预见的是，伴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提高，未来“欧菲光们”很有可能还要面临着东南亚、印度地区企业的挑战。

相对于模组，镜头是个更赚钱的生意。占市场份额三成以上的是中国台湾企业大立光，它一年的营收虽然只有108.8亿元人民币，只有欧菲光的1/4，但利润却高达53亿元人民币，比欧菲光过去5年净利润加起来的2倍还多。不过大陆老牌光学巨头舜宇陆续并购了韩国的力量光学和日本的柯尼卡美能达光学仪器，技术实力逐步提升。加之不断加码的研发投入，舜宇光学在镜头领域以年均超过50%的速度快速增长，目前市场份额已经逼近25%。

再往上走一层就是图像传感器，这是整个摄像头的核心所在。卖掉下游模组业务扼守上游的索尼是该领域绝对的霸主，占据了40%以上的市场，年年都有10亿美元以上净利润进账。索尼持有最多的图像传感器的专利，在高端手机市场独孤求败。自iPhone 4s开始，iPhone再也没有使用过索尼以外的图像传感器。华为的P30摄像功能惊艳全球，背后依靠的就是华为和索尼联合开发的IMX600系列传感器，华为旗舰mate系列也使用了定制的索尼传感器。排在索尼之后的是韩国三星，占据了20%的市场，也有不少惊艳之作，比如小米CC9 Pro号称1亿像素，就是靠三星的ISOCELL Bright HMX感光芯片实现的。中国企业在该领域缺少话语权，主要代表厂商格科微、思比科都难登大雅之堂，被A股热炒的富瀚微还处于门外研发阶段。

以上分析表明，在光学领域，欧菲光、邱钛科技等企业表面上生产了大部分摄像头，却是干的拼接活，净利润比富士康高不了多少，因此也没能像索尼、徕卡这样在消费者心中形成品牌认知。

其次，为什么中国能在面板终端市场逆袭，但在面板上游却举步维艰？

如果说摄像头是最吸引消费者注意力的卖点，那屏幕则是最重要、消费者使用最久的零部件。一块色彩鲜明、画面细腻的好屏幕是高端手机最基本的通行证。iPhone 11 Pro上的屏幕足足花了69美元，是手机上第二贵的零件。

手机屏幕上的盖板玻璃负责保护屏幕，显示面板负责图像的显示，触控面板负责感应用户的手指，三者像一个三明治一样叠起来，共同组成了手机屏幕。在盖板玻璃和触控屏这两个市场，由于门槛不高，基本上就是中国企业的内战，而且利润越来越低。

盖板玻璃的龙头是蓝思科技，但它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边是算半个同行的欧菲光和合力泰不断加码，一边是八竿子打不着的比亚迪和瑞声科技高调宣布进入，硬是把蓝思科技从上市时候的创业板盈利王，打成了2019年年初的亏损企业。

在传统的LCD屏幕上，中国大陆从2010年的不到4%的份额，增长到现在的接近40%，光龙头京东方一家就能占20%的市场。这种增长背后，是京东方天量的资本消耗，从2012年开始，京东方累计投资了近2000亿元用于扩充产能，其中有近700亿元是从股票市场圈来的。不断的增发摊薄，让京东方股价上市10余年都没能超过上市价格。

天量扩产带来的产品过剩使LCD面板价格一路雪崩，即使拿到了政府的近百亿补贴，京东方8年的净利润累计也不过200亿元，还不到投资额的1/10。当京东方盘算着用价格战击败各路对手时，三星却实现了在新兴的OLED屏幕上的卡位赚钱。仅2017年一年，三星的面板业务利润就超过300亿元，比京东方10年赚的钱都多。

在中国独霸的盖板玻璃行业，用来制作盖板玻璃的玻璃基板基本上都是美日称霸。比如蓝思科技90%以上的玻璃板材都是从康宁处采购的大猩猩玻璃。OLED面板非常依赖发光材料，其中毛利率最高（70%）的蓝光材料，七成供给来自日本的石油企业出光新产。日本企业虽然在面板下游行业溃败，但上游材料和设备，却借着我国扩产的东风赚得盆满钵满。

总的来说，中国拿下的面板终端产业有一定的技术和资本门槛，但主要还是靠进口设备和来料加工在讨生活。一堆中国大小厂商在净利润5%以下的行业里相互伤害，实属无奈。

再次，中国企业能做出汽车电池，为什么难以称霸手机电池？

如果说屏幕和镜头是最能直接抓消费者眼球的部件，那么电池就是最影响消费者体验的部分了，超长待机和“充电五分钟，通话两小时”都是手机电池一直以来的追求。

电池主要分为上游的消费电芯和下游的电池模组。

下游的电池模组是采购电芯后，把电芯和保护板、外壳配上胶水，贴上商标，做成一个可以即插即用的电池。这个部分毛利率只有10%左右，扣掉费用后，净利润常年在3%~4%贴地飞行。大陆的欣旺达、德赛两家企业的电池业务主要集中在下游电池模组这个辛苦活上，原因也简单，终端电子产品需要就近配套。这也意味着，一旦下游电子产品组装的产能转移，电池模组的订单也会跟着转移。

上游消费电芯行业属于成熟市场，年出货约40亿只电芯，占了电池市场一半的份额，而且毛利率高达20%~40%，利润十分丰厚。核心的电芯企业基本上在日韩安营扎寨。ATL、LG化学、三星SDI、村田等四大厂商占据了超过60%的市场份额。其中比较可惜的是ATL新能源，本来是由中国人创立的，但是2004年被日本的TDK收购，成了日本企业的子公司。目前国内成规模的消费电芯大厂仅剩天津的力神和光宇，主要面向国产机。

最后，手机的国产声学零部件生产处于什么样的行业地位？

声学部件主要由听筒、扬声器和麦克风三个主要零件组成。其中听筒和扬声器是相对传统的声学零件，麦克风则是带有一定半导体性质的产品，涉及芯片。比如新兴的MEMS麦克风是通过封装芯片做成的，是声学器件中最大的热门，出货量10年增长了18倍，一年卖出50亿只。

听筒和扬声器方面，由于声学元件组装极其复杂，在智能机兴起的时期，依然需要依靠大量手工而非自动化器械，因此中国厂商得到了较快发展，瑞声科技和歌尔声学一度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光瑞声科技在这上面的营收一年就有87亿元人民币。但这种低门槛的劳动密集型行业，难免招来中国同行的竞争。2017年，立讯精密入股台湾地区的声学厂家美律后，大举跨界抢夺订单。仅仅1年后，瑞声科技的利润就下降了29%，歌尔声学的利润也大跌59%，两者股价双双腰斩。立讯还抢下了声学新的大热门市场——苹果公司AirPods耳机——七成的订单，对此歌尔和瑞声却无可奈何。

在最高端的MEMS微型麦克风方面，中国的两大声学巨头表面上与美国楼氏电子打成了三分天下的格局。美国的楼氏电子是MEMS麦克风曾经的霸主，1969年，在美国“阿波罗11号”飞船升空后，宇航员尼尔从月球发表的讲话正是使用楼氏的声学设备进行放大。楼氏有着老牌麦克风制造商的口碑，也是MEMS麦克风的发明者，目前占据近半的MEMS麦克风市场。中国这边，新兴的歌尔声学则是占据18%市场份额的第二大厂，老牌声学厂商瑞声科技也紧随其后，占据了13%的市场份额。

中国厂商似乎几年内就做到了和老牌美国厂商平起平坐，但实际上楼氏电子可以自主设计核心的MEMS芯片，而歌尔股份和瑞声科技则都必须从上游的英飞凌（Infineon）和欧姆龙（Omron）采购。所谓的MEMS三分天下，其实是欧美芯片的三分天下，即使现在歌尔开始有少量MEMS芯片出厂，也无法改变格局。

代工之王富士康旗下有百万员工，营收上天，利润贴地。公司一年的营收有1500多亿美元，相当于苹果公司营收的60%，但市值（400亿美元）仅相当于苹果公司的4%，其根本原因在于产业链的弱势地位：多年以来，富士康净利润一直维持在3%上下。在技术成熟、强调重资产投入的终端市场，谁能用规模效应把价格压到最低，谁就是胜者。上游的材料和设备却不是烧钱和价格战就能解决的，需要从最基本的理论出发，一步步试错、探索最合适的材料和最优的设备。即使烧钱也很难立竿见影，而且还不是看得见的烧钱，还需要基础理论上的重大投入。近几十年来，日本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学者数量达到7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达到11人，对基础理论环节的重视成为强大研发实力最重要的保障。如果有人问诺贝尔奖有什么实际用处，日本材料上的强势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

以上是对手机摄像头、面板、电池、声学零部件行业的专业分析，足以照见中国手机制造业、中国电子业的真实竞争力。所谓的强大的中国电子制造，很大一部分还远没有技术护城河，维持它们表象体面的是加工组织能力。中国制造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同样如此。在下游制造方面，中国无可替代，但是在上游研发方面，中国任重道远。手机关键零部件是如此，手机芯片操作系统更是如此。中国电子第一街华强北为中国电子产业下游的加工组装方面成功地提供了配套，却在上游的系统研发和核心零部件的研制等方面爱莫能助。这就是华强北的真相，也是中国电子业的真实写照。

路线图：从模仿学习，到自主创新

自20世纪90年代始，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浪潮兴起，制造业面临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全面升级。美国等发达国家相继进行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制造业转型，微电子、计算机、通信设备等新兴制造业迅速崛起并与传统制造业并驾齐驱，成了承载经济增长的两大车轮。1993年，美国重新夺回制成品第一出口大国的地位，经济恢复强劲增长态势。而日本因为创新理念和创新机制等原因，连连错失产业升级机遇，制造业竞争力明显下降。日本公司入选世界500强的比例连年下降，就连多年雄居榜首的日本“三菱商事”“三井物业”在1996年也终于让位给了美国的通用汽车和福特汽车。

也正是在此时，韩国、中国台湾抓住机遇，紧随发达国家之后成功完成了产业转型（中国台湾成了美国之外的全球最大IT制造业代工基地），新加坡虽稍有迟缓，但仍在产业转型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中国香港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传统制造业大规模北移后，忽视了制造业的转型、提升及对新兴制造业的培育，过多依赖金融、贸易、旅游、房地产等服务性产业，错失了提升制造业的时机。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中国香港已从1998年的第2逐渐降至2001—2002年度的第17（在最自由经济体中仍排名第一），中国台湾却从第六升至第三。

香港的失误在深圳得到了补救。20世纪90年代初，深圳承受着极大压力，限制并外迁粗加工业，鼓励、扶持高附加值工业，深圳高新技术产业渐渐集群化。后来“高交会”取代“荔枝节”，深圳招商方式全面刷新，产业升级日新月异，直到今天，深圳已经成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高度发展的一极。

大专院校少、科研力量弱、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常规优势并不具备的深圳，却能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方面突飞猛进，一骑绝尘，此举令外人惶惑，大为不解。深圳人自己也说是“异军突起”，潜意识中还是把高新技术产业列为另类，视为异常。只有深入了解深圳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全过程之后，人们才会明白：深圳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既是应对世界产业革命浪潮的英明之举，也是因应自身产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不得已而为之的无奈之举。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低地价、低工资、低税收吸引制造业转移深圳的模式遭遇瓶颈。特区内工业用地不足，人工工资上涨很快，税收优惠政策到期或者面临取缔，高水耗、高能耗、高资源消耗的低端制造业无法继续给投资者、经营者、企业员工和当地政府带来令人满意的回报，只有提高产品的附加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让大家都满意。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主的新兴技术如一场及时雨，恰到好处地满足了深圳制造业对高附加值的渴求。不仅新兴电子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服装、皮具、家具、珠宝等传统制造业也鸟枪换炮，以新技术武装起来，焕发了新的生机。

大致说来，深圳的第一步是发展“三来一补”初级加工业：香港、台湾的资金、技术、成套设备、成熟的海外市场、成体系的企业管理经验与内地廉价的土地、廉价的劳动力在深圳结合到了一起，创造了深圳经济奇迹。原住民的土地、外来民工的劳动力，在国内市场原本不值钱，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参与国际经济分工后获得了国际市场价值，成为土地红利和人口红利。这中间的利润空间之大，超乎人们的想象，本书前面的章节已有翔实的分析。深圳今天的城市规模、城市人气、城市地位，就是这个阶段原始积累留下的家底。这种原始积累，一点都不阴暗，反而十分光荣。这个阶段的工贸经济，是从蛇口和罗湖发端，由点到面，不断弥漫，成就了“蛇口精神”和国贸大厦“深圳速度”的城市传奇。

深圳的第二步，是以电子技术升级制造业：上步工业区成建制地引进电子工业，形成了强大的电子产业配套。深圳电子产业基础之扎实，产业链之坚实，产品迭代更新能力及市场辐射能力之强大，使其一举实现对香港制造业的反超。说到底，技术高不高、新不新，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提升附加值、提高市场份额。深圳在承接港台制造业转移之后很快赶上了IT技术的广泛应用。用IT技术改进、装备传统制造业，香港没经验，台湾没容量，深圳依托海内外两块资源，技术更新快、技术人才充裕、新产品市场需求量大。深圳早期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都是IT技术的衍生和应用，可以说，深圳第二阶段的高新技术产业，吃的全是IT业的饭，挖的全是信息革命的角。电子产业正是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中坚，华强北是亚洲首屈一指的电子产品批发中心，华强北正是这个时期群星灿烂的大舞台，谁都撇不清与华强北这个寨子的关系。IT技术、电子产品的特点是迭代更新太快了。与新技术、新设计、新创意相比，土地、资金、设备反倒不是最重要的了，所以地主老财、资本世家的特征不是深商新贵的特征，技术深商有着与硅谷创客一样的时尚。创业家、创意经济围绕商业创意来动员、聚集社会资源，这在深圳这样的移民城市有着天然的便利。

深圳的第三步，是真正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无论是逐渐脱离山寨的腾讯，还是一直强调自主研发的华为，都在不断加大投入研发，自主知识产权开始成为深商的核心资产。无论是基于IT技术，还是基于新材料、新能源、新生命科学，第三代科创类深商几乎都是先有技术专长、技术专利，然后才开设公司，融资发展。从混杂的华强北，到民营的天安数码城，再到深圳官方扶持的南山科技园，科创类企业、科创企业服务体系逐渐在南山聚合，南山最终成为深圳今天的科创高地。

2016年5月30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任正非代表华为作汇报发言，说华为已经攻入无人区，处在无人领航、无既定规则、无人跟随的迷茫境地。这表明中国跟随型创新发展的道路已经走到转折点，需要形成领先的创新体系。这不是单个企业可以独立完成的，即使是像华为这样的大企业也做不到。任正非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归结起来有两条：一是在全世界挖人，挖当今世界现有的高人；二是培养人，从基础教育开始，培养未来社会需要的人。

靠某一项或某几项技术突破创新，并且迅速实现公司化、商业化发展，这样的创业案例在深圳曾经很普遍，但今后越来越不是主流。深圳的持续创新能力不能再依靠企业创始人单枪匹马的战斗。

(1) 钱汉江、钱飞鸣：《华强北魔方》，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8，第75页。

(2) 钱汉江、钱飞鸣，《华强北魔方》，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18，第1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