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三来一补”加工业是从香港和台湾转移过来的；深圳建设高楼大厦的资金，很多也是通过港商和海外华商募集到的。深圳一直在仰望香港、仰望世界，直到华强北奇迹般地崛起！当全世界都在津津有味地讨论华强北的“山寨货”的时候，深圳已经开始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产业，并且在全球产业链中站稳了脚跟。以电子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如一场及时雨，恰到好处地满足了深圳制造业对高附加值的渴求。高新技术产业也由此成为深圳的第一核心竞争力。

上步工业区：中国电子产业的新基地

深圳，正在以“中国摩天大楼之都”而著称。深圳已经建成或者封顶的300米超高层摩天大楼数量全国最多。深圳国贸大厦曾称“神州第一楼”，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令世人惊叹，楼顶的旋转餐厅更是风靡一时。1996年建成的深圳地王大厦，是深圳第一座超过300米的超高层摩天大楼，同时也是当时亚洲第一高楼。两天半建一层楼，地王大厦刷新了深圳速度，也刷新了深圳高度。直到今天，地王大厦仍然是深圳的城市标志、深圳的建筑图腾。后来，京基100、平安国际金融中心等超级摩天大楼相继建成，助推深圳成为世界级摩天大楼之都。

深圳电子大厦只有20层，可能算不上真正的摩天大楼，但是深圳电子大厦之于深圳的意义，丝毫不逊色于前述任何一座大厦。

深圳电子大厦是最早矗立在深南路上的高层建筑。电子大厦始建于1981年1月，1982年8月竣工，共20层，高69.9米，是当时中国人自己建造的高楼。这座高楼放在现在来说不算高，可在当年就是深圳第一高楼了。就是这座第一高楼，正好建在规划中的深南大道的边上，妨碍了深圳路的拓宽。深圳市领导一度下令要拆除。奈何大厦已经建得差不离儿了，生米煮成熟饭，谁也拿它没办法。最后，深南大道只好到这里就收收身子，束束腰。电子大厦处就成为整条深南大道最细、最窄的地段。

深圳电子大厦的所属单位是电子工业部，电子工业部的级别比深圳市还高，也许这是当年深圳拱不动电子大厦的另一个原因。电子工业部给深圳带来了蓬蓬勃勃的电子信息产业，也许这又是深圳对电子大厦宠爱有加的深层原因了。电子大厦是深圳第一栋以城市支柱产业命名的大厦，围绕电子大厦逐渐兴起华强北电子商圈，带动了深圳电子业的发展，使深圳成为中国电子市场的“风向标”。

1979年，深圳撤县建市，试办出口加工区，突破口就是电子产业。蛇口工业区为了解决与香港招商局的通信问题，建起了新中国第一座微波通信站；宝安无线电厂以来料加工方式引进波峰焊接机、中心信号源与晶体管示波器，生产双波段收音机，被称为深圳本土电子产业的“黄埔军校”；光明华侨农场与香港港华电子公司合资成立“广东光明华侨电子工业公司”，系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电子公司。

据钱汉江、钱飞鸣《华强北魔方：寻路》记载，1979年夏天，国家政策鼓励“军改民”，动员军工厂尝试自己找出路、找市场。多年来隐藏在内陆深山老林地区的军工企业便开始走出深山、走向大海。粤北山区有三家军工企业：“国营红权电器厂”“国营先锋机械厂”“东方红机械厂”，它们是当时广东技术非常先进的企业，专门生产军用的无线电半导体。军备缩减以后，这三家企业从连州的崇山峻岭中携手走出，集体来到深圳福田，共同组建了华强电子工业公司，靠装配日本三洋收录机赚取加工费。华强电子工业公司边上的那条路，因此被命名为华强路；南北向的华强路，被东西向的深南大道拦腰截断，一分为二，北边的那一段就叫“华强北”。

1980年3月，电子工业部在广州三元里的矿泉宾馆召开了一次特别重要的会议，会议决定利用深圳“出口加工区”的特殊政策，调集精兵强将，在深圳兴办一个大型电子产品出口基地。1981年，电子工业部常务副部长刘寅与深圳市委书记梁湘商讨，认为电子工业是新兴产业，是朝阳产业，是工业现代化的重要推进器，对各行各业都有引领作用，深圳应重点发展电子工业。梁湘同意划出30万平方米，建电子工业区，委托电子工业部统一规划。这就是上步工业区——深圳电子业的摇篮，全国新兴电子信息产业的源头。

那时候，世界范围内正在出现产业大转移的趋势，发达国家的加工制造业向东南亚、中国台湾和香港加速转移。此时的香港已是全世界最大的电子加工集散地之一。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成为对接国际电子产业的桥头堡。电子工业部750厂来深圳兴建爱华电子公司，这是电子工业部在深圳建立的第一家大型国有企业，爱华路因此得名。电子工业部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深圳分公司找到南京无线电厂和香港新华贸易公司，组织成立了中外合营的京华电子公司，京华街因此得名。电子工业部直属的大型军工企业083基地，自筹资金710多万元到深圳创办振华电子公司，振华路因此得名。振华电子公司又发起创办了华发电子公司，生产华发彩电，华发路因此得名。在电子工业部以及其他国家部委的大力支持下，上步工业区作为新兴电子产业基地的目标初步达成。

1984年，中关村也发展得风生水起。那时，中关村已经有40多家科技企业，并在北京城里拥有了“电子一条街”的名声。像陈春先、万润南、柳传志这样的知名创业者，都聚集在中关村。如果说中关村是由中科院科研人员创办的，深圳上步工业区的电子聚集区则是由电子工业部等主导创立的。这里集中的多是电子工业部的下属企业和科研院所创办的企业，除研发之外，这些企业更注重吸收国外信息和技术，注重技术的转移和制造。除了电脑技术和软件的开发，还致力于收录机、彩电、电子零组件等方面的制造。制造范围比中关村广，实力也比中关村强。

1984年，刚刚从浙江大学毕业的史玉柱也来到了深圳，不过他不是来创业的，而是在别人指导下花5万元扛回了一台IBM电脑，以使他所在的统计局的工作业务变得非常迅速简捷。史玉柱为什么要到深圳来买电脑？因为此时深圳的电脑产业已经是国内业界的翘楚。

“骡马会”与赛格电子市场

1985年，国务院的经济管理部门开始转换职能，实行政企分离，部属企业脱离计划经济的轨道，转向市场。国有电子企业告别了计划经济的模式，勇敢地投身到市场经济的大潮之中。深圳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特区，市场经济的要素相对比较齐全，于是一大批国有企业将深圳作为二次创业的首选之地，来到深圳找市场，找新产品与新技术。这次变革给深圳电子工业的发展带来了百年未遇的良机，一大批电子口的转制人员带着资金、项目、人才来到深圳，兴办电子工业。深圳的上步工业区兴建起来的各种各样的电子公司，都是各省市电子业在深圳开办的窗口企业。深圳街头，前来寻找市场的人群川流不息，在深圳举办的招商会一个接着一个，北方普通话盖过了深圳的方言。1985年，深圳的电子工业朝气蓬勃，企业数量达到了178家，产品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产值占了深圳工业总产值的一半。然而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178家电子企业是多方投资、多方审批、多头领导的，隶属关系五花八门，而且有一个通病，就是技术力量薄弱、企业规模小、产品批量小、投资回收周期长，过个小康日子绰绰有余，但要参与国家的重大项目，与国际大财团平等合作，则显得力不从心。1985年年底，电子工业部领导率团参加国务院在深圳召开的特区工作会议，并在迪富宾馆召开了电子企业座谈会。会上，部领导坦率地说：“中国有近3000家电子企业，近200万职工，1984年电子工业的总产值才274亿元人民币。而日本三洋公司为40亿美元，东芝公司57亿美元，日立公司78亿美元，人家一个公司的产值就差不多等于咱们全国产值的总和。”(1)深圳要又快又好地发展电子工业，必须有效地整合资源，成立一家大型的电子集团企业，使之成为电子行业的龙头，全面提高电子业的档次。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原电子工业部办公厅主任马福元作为深圳急需的电子业领军人物南下深圳，出任深圳电子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深圳电子行业协会首任会长、电子工业部深圳办事处主任。他的职责是把深圳100多家中小型电子企业联合起来，组建成一个集团，形成团队的力量。集团的模式在国际上多是先有母公司，后有子公司，然后组成集团。可是电子集团则是先有子公司，后组成集团。这中间有很多问题需要理顺。在没有任何开办资金的前提下，如何筹谋与设计一个新型企业集团的组织管理模式和经营模式，这是摆在开拓者面前的巨大考验。当时有议论把企业联合说成是“拉郎配”。面对这样的情况，马福元对参加集团的117家公司采取自愿加入、自由退出的方式，没有发红头文件。这样，集团初步形成了由电子部的企业、深圳市的企业，再加上深圳以外的广东企业为主体的组成框架。

1987年，集团的工业总产值达到20亿元，销售收入达到15亿元，外销收入达到1.5亿美元，分别比1985年增长了105%、106%和292%，集团的“规模效应”开始显现。至1988年年初，深圳电子集团公司正式更名为赛格电子集团，成员企业发展到158家，集团旗下一度拥有桑达、华强、康佳、宝华等知名电子企业。赛格集团的崛起成为深圳电子业蓬勃发展的重要标志。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生产什么要向电子工业部报计划，今年生产多少电视机，需要多少彩管，生产多少录放机，需要多少机芯，这些作为生产原料的电子元器件由电子工业部按计划统一分配。说白了，就是政府主管部门实行统筹，对上下游厂商进行配对，这一模式被人们用北方方言戏称为“骡马大会”。这种体制并不适合于计划外的深圳电子企业。伴随深圳的电子业进入快速发展期，电子元器件生产不能配套的问题格外突出。当时，企业无法在深圳采购到必需的元器件，常常为了几个电阻、电容之类的小东西，不远千里前往北京、上海。那个时候的深圳交通与通信还不发达，采购费时费力，付出的成本极高，难以满足需要。还有许多的元器件国内不能生产，不得不依赖进口，而深圳的电子企业没有进口权，进口必须经过层层审批，手续极为复杂，批文好不容易下来了，等到急需的元器件到了深圳，行情擦肩而过。电子元器件的不配套严重制约了深圳电子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马福元决定打破常规，建立一个对内对外开放的电子配套市场，利用境内境外元器件市场的资源，使得境外与境内的两个市场互为补充，让所有供应商都来市场“摆摊”，让所有需要元器件的企业都来市场采购，供需双方根据市场信息来安排企业生产。

在多方努力下，1988年3月28日，全国第一家专门销售国内外电子元器件、组织生产资料配套供应的深圳电子配套市场——赛格电子市场开业，由来自内地的160多家厂商和来自香港的10家港商，以自营自销、联营代销的方式经营。国内外用户不但可以选购到各种急需的元器件，而且还可了解到世界高新技术产品发展的最新动态，产供销三方直接“碰头”，很快就出现了购销两旺的喜人景象。三尺柜台，一个账本，早晨店铺一开门，全国各地操着方言的小老板们便围着店铺一脸笑意地接客。配套市场越办越红火，从一楼扩大到二楼，又扩大到赛格集团整个大楼，营业面积从1000多平方米扩大到8000多平方米。起初是一点星火，不久便成燎原之势。鼎盛时期，36家电子专业市场云集华强北。不知不觉间，华强北也从原来的上步工业区、工厂区变成了举足轻重的电子交易市场。自由市场替代了原来计划经济的“骡马大会”！华强北的电子帝国时代开始了。

在赛格电子配套市场开业后的10年时间里，遍地都是发财的机会。买家卖家，钱进钱出，华强北不断上演着小人物的淘金梦，这是时代赐予的机遇。因为电子产品升级换代快，降价也快，所以很多海外过剩的电子产品或者换代后淘汰的产品，通过台湾、香港的渠道，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深圳。一次，摩托罗拉公司在香港处理一批电子元器件。这是一个用在免提电话上的小芯片，价格是两三角钱一个，一名华强北的柜台老板花了几千元进了3万个屯在仓库。等到第二年，摩托罗拉停产这种芯片，全球都找不到的芯片最后出现在华强北的市场上，当初两毛进的货可以卖到27元一个。这一单生意就让老板赚了几十万元，而当时深圳普通人的工资一个月才380块钱。人流、钱流、信息流在华强北汇集，而这样的财富故事，当时每天都在发生。这个时候的华强北，客户多、利润高、市场需求大，不管是私货，还是正规货，不管是拆卸的旧元件还是难拿的新产品，每个都很抢手，每个个体户老板从不遮掩货品的来源和成色。当年华强电子世界正式招商的那几天，商铺登记处的窗口外排起了500米长的队伍，有人看正常排队拿不到铺位，就出高价收购二手铺位，开始出现炒作铺位的现象。

华强北的“山寨”故事

华强北电子配套市场带来的贸易商机，仅仅是个开始。基于丰富而便利的元器件交易，华强北为电子制造带来了极大方便。华强北既可以贸易又可以制造，既是源头也是终点，自身构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基于元器件配套的便利，华强北制造终于形成了大爆发，爆款产品就是2000年后才进入中国寻常百姓家的手机。

世界上第一部手机是1984年摩托罗拉公司的DynaTAC。这部重达1斤的移动电话俗称“大哥大”，售价高达2万元人民币，光入网费就要6000元。这一年，华强北还在赶产21寸的“大彩电”。1999年，全球手机的销量已经达到2.8亿部，诺基亚已经享誉全球，而中国内地只有70万部手机，才开始进入手机新时代。所有在华强北做生意的潮汕人、温州人都在千禧年钟声敲响的前一刻，搭上了通往手机时代的快车。他们倒卖香港来的水货，做做翻新机从中赚取差价，只要手机有货，绝对不愁销路。

机会的时间窗口终于在2003年彻底打开。这一年，中国台湾联发科手机芯片量产出货，这款被业内称为“Turnkey”（交钥匙，即一站式方案）的低价芯片解决方案，将芯片、软件平台和第三方应用软件捆绑在一起，将摄像、MP3、视频、触摸屏等多种功能全部集成在手机芯片中。这意味着厂商一旦采用这一方案，只要加个电池和外壳就能生产手机。

潘多拉魔盒打开了，华强北制造疯了。

依靠深圳丰富而完善的元器件配套，华强北的老板只需要增加不同的元器件、电池和外壳，就能组装出成品手机，成本不过几百元一台。刚开始，这些手机的生产厂家因为没有生产手机的牌照，不敢标注自己的名字和详细的生产地址，只是笼统地标注“MADE IN SZ”，甚至就只是简单地印上“SZ”两个英文字母。久而久之，本意“深圳”的“SZ”被人叫成了“山寨”，深圳于是成为山寨手机的“山寨”。后来，手机生产牌照放开，由审批制变成了核准制，深圳无数本土手机品牌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冒将出来，令人眼花缭乱，想记也记不住，人们干脆还是一律将它们唤作“山寨机”。

当时，每天都会有3~5款新手机在华强北诞生，按照每天3款的保守数字计算，山寨机一年的新款手机超过1000款。那时候，华强北的手机厂家每天最头疼的不是技术，而是跨界创新外形和给山寨手机起品牌名字。竞争最激烈的时候，华强北只要有山寨新手机上市，其他厂家看一眼，当晚就可以改动系统升级，再贴上自己的商标生产出来，第二天一早拿到柜台，就是当日最好卖的机王。

一辆微型奥迪轿车模型，翻过来就是一部带摄像头的触摸屏手机，在其“车头”的前灯里面，竟然暗藏着一支手写笔；一款有着早年“大哥大”风格的手机，因为其上端的天线能在瞬间释放出强电流，而被称为“防狼手机”；一个“手雷”握在手里也不用害怕，只要一掰，它马上就可以拨打电话了。更极致的表现是，手机上带有震耳欲聋的8个喇叭，或是手机被某个高僧开过光，都成了山寨手机的卖点。在一篇《没有人在意华强北的未来》的网文中，作者写道：那是一个年轻人疯狂痴迷山寨机的时代，只有华强北的手机可以做到四卡四待、造型酷炫、加上8个跑马灯，握在手里是那么的“狂拽酷炫”。当时中央电视台这样报道：“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我们身边有不少人用的手机，牌子很奇怪，不是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等国际品牌，也不是波导、夏新、中兴等国产品牌，而是我们平常在广告上见不到的各种各样陌生的名字，这些手机被大家叫作‘山寨机’，就是占山为王的山寨。深圳市最繁华的华强北路电子产品市场，过去曾经是以批发销售电脑产品为主，现在这里已经被生意十分红火的手机市场取代，10多个专营手机及其配件的市场，不计其数的手机柜台摆满手机，让人看得眼花缭乱。”(2)

除了山寨机，高仿机也很流行。如诺基亚N73、N95等最热门机型，市面上最多时有数十款的复制机在热卖。很多机型都能做到让业内人士难辨真假的地步，对手机稍不了解的，就可能看走眼，买成华强北的产品。中央电视台的报道称：“在华强北，国际品牌手机的高仿机，仅几百块钱就可以买到。国际上正在流行的苹果手机，在这里被高仿之后，还被创造性地添加上了比苹果手机更丰富的内容。一款形似苹果手机的手机有四个频段，全球可用，而真的苹果手机只有两个频段。真的苹果手机没有电子书，高仿手机不仅有电子书，而且可以双滑。国际品牌公司还没有在中国市场上市的手机型号，在华强北已经开始卖了。”

社会学家艾君这样定义：山寨产品，实际上是处在市场培育期的发展中国家，由一些有智慧头脑的民间人士，为满足那些受消费能力限制群体对某种欣赏的产品的消费欲望，或者因为市场存在着的一种固有的产品因为长久没有创新和换代，而通过“复制、模仿、学习、借鉴和创新改良”的方法，推向市场的一种“快速、满足平民、适销对路、具有多功能性、低价位”的品牌产品。

深圳市科协主席周路明认为，山寨是草根创业的一种体现，是需求端的一种创业。华强北快速、小批量的制造能力，在全世界都是少见的。人们通常认为，创新需要雄厚的资源，非拥有人力和财力的大跨国公司莫属。只有像IBM、索尼、三星和诺基亚这样的企业才能够花费巨资开展研发，积累重要的专利和知识产权。但山寨机证明了，如果能够富有创造性地为用户解决问题并长期坚持这样做，创新也可以在后发公司中显示出强大的威力。

2005年，华强北创造了280亿元的销售奇迹。平均每天有50万人次的客流汇集到华强北，怀揣发财梦的淘金者摩肩接踵，眼睛里充满着对财富的渴望。2006年，深圳高新技术工业总产值超过6000亿元，首次在全国大中城市排名第一。这一年，深圳手机厂家据说一度多达4000家。2008年，第十届高交会上，华强北被授予了“中国电子第一街”称号。这是华强北历史上的巅峰时刻。此后的2010年，苹果划时代的产品iPhone 4上市，华强北的山寨手机时代终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