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蛇口，除了罗湖，除了327.5平方千米的经济特区，深圳还有1670平方千米的特区外面积。这块占深圳总面积84%的区域，俗称“关外”，属于深圳“沉默的大多数”，但这里有世界级的深圳故事。

“关外”更开放，开放地接纳更多的“三来一补”企业，开放地接纳更多洗脚上田的农民，因此，深圳的“关外”相比“关内”，更符合“世界工厂”的称号。

二线关

深圳市的前身是宝安县。1979年1月，宝安县撤销，深圳市设立。1981年10月，恢复宝安县，辖深圳经济特区外原宝安县区域。这就是说，1981年恢复的宝安县已经不是原来的宝安了，而是深圳市除去经济特区以外的“关外”地区。

“关内”，就是深圳经济特区范围以内的区域，计327.5平方千米；“关外”，就是深圳经济特区以外的深圳区域，约1670平方千米。“关”，指的就是“二线关”。深圳特区成立初期，因为关税、边防等问题，为了便于管理，从1982年6月开始，在深圳特区和非特区之间修建一道“特区管理线”，东起盐田区梅沙背仔角，西至宝安区南头安乐，全长84.6千米，全线用高达近3米的铁丝网隔离。这道铁丝网把深圳分为特区内和特区外，俗称“关内”和“关外”，这条管理线也被很多深圳人称为“二线”，以区别于深圳经济特区和香港之间的“一线”。

早年“过关”需要边防证。办边防证，要经过单位政审、派出所核查、公安局办证三个程序。没单位的就更难，需要街道居委会审查。还要查档案，看有没有犯过政治错误。如果是在农村，从村里、乡里到县里最少要盖四五个公章，往往还需要找关系。因此，“过关”成了许多第一次来深圳的人对这座城市的最初印象。据《潘石屹的坎》（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版）一书介绍，1988年，潘石屹从河北廊坊石油部管道局辞职，变卖全部家当，甚至连棉被也卖了，南下深圳。到达南头关时，没有边防证，过不了关。浑身上下只剩80多元的他，一咬牙花了50元，找“蛇头”求助。结果，他从“二线”铁丝网下挖的一个洞里，钻进了特区。这个后来的亿万富翁，在深圳工地挑过砖、推销过电话机，从业务员干到经理。

像潘石屹这样钻洞过关的人毕竟是少数。早年的时候，绝大多数人被“二线关”的铁丝网无情地拦在“关外”。“宁要关内一张床，不要关外一套房”，二线关这道地理分界线一度是深圳财富和社会的分水岭。同一个城市，同一片土地，却有天壤之别。形容关内，用不完的褒义词：整洁、干净、建设快、治安好、交通发达、道路宽畅；而形容关外则是贬义词：脏乱差、交通不便、治安环境差。关内实行双休日，而关外以制造业为主，工厂一般都是一周工作六天，没有社保和医保。

深圳特区成立40年，有“二线关”的历史是36年。“关外”走的是与“关内”大不相同的发展之路。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歌曲《春天的故事》里唱到的这个圈，就是指当年的“关内”。

“关外”的故事甚至还要早于1979年。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当天，宝安县革委会向惠阳地区和广东省提交撤县设市报告的前4天，一个名叫“上屋怡高电业厂”的企业在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开业。由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加工厂与香港怡高实业公司签署协议，由石岩上屋大队提供生产场地、生产工人，香港怡高实业公司提供资金、设备、原材料，进行补偿加工贸易，并支付工人工资。这种业态后来被称为“三来一补”，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成为深圳的主流产业模式。深圳乃至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由此奠定。

“三来一补”的太平模式和上屋模式

点燃中国制造星星之火、推动中国成为又一个世界工厂的，是两家“三来一补”企业：东莞的太平手袋厂和深圳的上屋怡高厂。

话得从头说起。

人是铁，饭是钢，找饭吃最重要。20世纪70年代中期，为了寻找改革的突破口，中国各级领导人纷纷外出参观学习，香港就是其中参观学习的重要一站。因为香港离内地近，联系一直没有断，香港还有中资机构、中资企业。多亏了招商局、华润等这些中资企业，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当时，长期植根香港的华润，接待了非常多的参观代表团，并组织他们参观香港的工厂，帮助政府出谋划策。早在1975年，为解决外销国货货源供应不稳定、质量缺乏保障等问题，华润就已经开始在深圳一带开展来料加工业务，还为港商穿针引线、搭桥铺路，介绍来料加工的业务。1978年，华润向国家提出推广港商在内地开展加工装配业务的做法的建议，很快，国家进出口委召开了会议，并让华润起草一份材料。在华润草拟的17条办法基础上，经过讨论、补充、修改，1979年，国务院正式颁布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即后来常说的“二十二条”。

就是在1978年，华润促成了一桩大事。

1978年7月，国务院刚颁布了《开展对外加工装配业务试行办法》，规定广东、福建可以实行来料加工试点，有个叫张子弥的港商就找到了华润。原来，张子弥当时在香港的工厂——香港信孚手袋制品公司，已被香港不断上涨的成本逼到濒临倒闭的边缘。他们知道内地刚出台了新政策，就来找华润商量怎么对接这个政策。因为华润有着多年的外贸经验，在香港和内地信誉都很高，张子弥希望华润能帮他解燃眉之急。于是，华润帮助张子弥找到了广东省轻工局，刚好当时省轻工局里有个东莞人，就介绍张子弥来到了东莞。

根据1985年任东莞太平手袋厂第三任厂长唐志平的回忆，1978年7月29日晚，华润的副总张政陪着港商张子弥，与东莞县第二轻工局的老总一起，连夜赶到了太平服装厂。他们一来就将张子弥带来的一个黑色的人造革女士手袋以及制作手袋的毛料一并交给厂方，要求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复制品。太平服装厂的厂长立刻安排了三名技术骨干通宵加班，第二天早晨，他们便交出了一个和样品一模一样的手袋。张子弥非常满意，当即拍板要投资200万元港币，将手袋加工厂落户虎门。一个半月后，太平手袋厂获得国家工商总局颁发的第一个“三来一补”企业牌照，编号为“粤字001”，成为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

什么是“三来一补”？三来一补是“来料加工”“来料装配”“来样加工”和“补偿贸易”的简称，是中国大陆在改革开放初期尝试性地创立的一种企业贸易形式。其中“三来”可简单理解为：由外商提供原料、技术、设备，由中国大陆企业按照外商要求的规格、质量和款式，进行加工、装配成产品交给外商，并收取加工劳务费的合作方式；补偿贸易则是分期付款，以货易物的涉外买卖关系。

为什么会有“三来一补”企业呢？

首先是港商有需求。港商张子弥的香港信孚手袋制品公司，厂房租金、工人工资、管理成本太高了，撑不下去了，需要想办法降低成本。而内地厂房便宜、人工便宜，可以互补，这是大前提。

为什么要先按照样品做出产品？

“三来一补”就是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料转配。意思是其他都不需要，就需要内地的合作伙伴有加工装配能力。当时内地企业工人工作散漫，没有时间观念，而在约定的时间内加工出合格的成品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张子弥要先看出品，出品满意，一切才好谈。

“三来一补”合作中外方出什么资源？

东莞县二轻局和香港信孚手袋制品公司在太平服装厂的基础上成立太平手袋厂，港方最终出资达300万元，包括机器设备、流动资金。这对于东莞县二轻局和太平服装厂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除此之外，港方还要提供原材料、零配件，担任技术指导，协调企业管理，并负责产品外销，这也是东莞县二轻局和太平服装厂缺少的。办厂之初，张子弥从香港带了几个电工、机修工和技术人员到东莞，教太平手袋厂的工人使用和维修设备。在这之前，太平服装厂一直用的都是脚踏设备，张子弥把它们全部改成了电动设备，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三来一补”企业靠什么赚钱？

“三来一补”企业唯一的利润来源就是加工费，而加工费的20%要返还给张子弥，作为偿还设备的费用。太平手袋厂赚多少钱呢？平均20元左右一打的手袋，太平手袋厂只收12元的加工费。这个钱是多还是少呢？

在太平服装厂的时候，工人一个月工资18元、28元、38元不等，但是太平手袋厂一开始就接受张子弥的建议——悄悄采用香港的“按件计酬”分配方式，实行多劳多得，按劳分配。这打破了当时的大锅饭局面，调动了全厂工人的积极性，大家通宵达旦地赶生产，工人因为有钱赚，加班都很开心。1978年，国家实行八级工资制，哪怕是工程师一类的，也只有不到100元的月收入。但是太平手袋厂的工人头一个月就已经尝到了甜头，连学徒工都能拿到80到110元的月工资。当时一发工资，整个城镇都轰动了。太平手袋厂的员工是这个城镇里第一批用上洗衣机、冰箱的普通人。

建太平手袋厂时，张子弥先后投资了300万港元，这笔设备款看上去猴年马月才能还清，实际的情况是只花了3年时间，也就是1981年，太平手袋厂就全部还清了张子弥的设备款，这意味着整个工厂都是太平手袋厂自己的了。而所有的收入，都来源于工缴费。

“三来一补”内地合作方的积极性在哪里？

1978年的中国，与所谓的“资本家”合作，还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但当时正值知青回城，就业机会僧多粥少，工厂人多业务少，经济压力特别大，张子弥的来料加工贸易，正好拓展了就业的渠道。因此，太平人决定奋力一搏。

港商带来了什么管理经验？

太平手袋厂有明确的厂规厂纪，靠制度管人。当时根据张子弥的建议制定的管理制度是手写的，贴在工厂的大门上，上面规定迟到要罚钱，不准抽烟等，这在当时其他厂都是没有的。太平手袋厂按照制度扣罚，这在当时也是非常先进的。

港商的收获有多大？

太平手袋厂刚建半年多的时间里，张子弥已经把他在香港的工厂全部搬到了这里，然后他又在珠三角其他城市陆续开始办厂。

内地合作方的收益有多大？

刚开始的时候，太平手袋厂还没有自己的厂房，是借太平竹器厂的厂房，后来太平手袋厂一下子工资翻了几番，竹器厂的人都羡慕得不得了。所以只花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太平手袋厂就兼并了竹器厂和旁边的综合修配厂，这两家都是二轻局的下属企业。厂房面积一下子就从200多平方米扩大到1万多平方米，生产规模扩大了。

太平手袋厂的成功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很多港商到太平手袋厂参观，放下了对内地政策的各种顾虑，并决定到内地投资建厂。转眼间，太平手袋厂附近就建起了五金厂、拉链厂、印花厂等一系列与手袋厂配套的“三来一补”企业。短短10余年时间，东莞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业小县城，一跃成为一个全国知名的工业化城市。

深圳第一个“三来一补”企业的情形跟东莞太平手袋厂有很大的不同。

深圳“001号”三来一补企业是宝安石岩上屋怡高电业厂（简称“怡高厂”）。怡高厂最初酝酿的时间其实比东莞早。1978年初，经由一位祖籍宝安石岩的香港商人牵线，香港怡高实业有限公司计划在石岩镇上屋村投资开办一个加工厂，为香港加工生产吹风机里的发热线圈。讨论了半年多后，上屋大队党支部支委决定引资办厂，但是迟迟没有正式签约。直到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开幕，改革开放的序幕正式拉开。就在这一天，深圳轻工业进出口支公司、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与香港怡高实业公司签下了深圳市“001号”办厂协议。

根据协议，上屋怡高电业厂由石岩公社上屋大队提供生产场地、生产工人，香港怡高实业公司提供资金、设备、原材料，进行补偿加工贸易，并支付工人工资。因为上屋大队是个基层农村组织，不是一个像东莞太平服装厂那样的工业企业，并没有现成的厂房、设备和工人队伍。怡高厂成立之初，根本没有场地，于是就把生产车间设在村委会办公楼的二楼，车间仅有一条生产线，整个场地不足200平方米。

工厂招收的第一批25名女工全部是上屋本地人，虽然都是农民，不是产业工人，但都具有小学学历。当时上屋村村民人均年收入110元人民币左右，平均每个月收入不到10元，全部为农业收入，而这些女工在怡高厂一个月就可以赚到80多元钱。这种模式让村民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入，从而激发起村民大办“三来一补”企业的积极性。

1979年年底，怡高厂的加工收入达到了30万港元，这个数字很可观。于是企业建起了两栋厂房，生产线逐年递增。有了怡高厂的成功案例，石岩各村都开始积极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将旧祠堂、旧仓库及生产队集体所有的农舍改建为厂房。1979年以后，“三来一补”企业像雨后春笋一样遍及深圳，许多村、镇的仓库、食堂、祠堂等都被用作厂房。深圳逐步走上集资、合作、独资、联营建厂的快速发展轨道，来料加工企业形成规模。

比较一下东莞“太平”模式和深圳“上屋”模式是很有意义的。

东莞太平手袋厂有现成的工厂、设备、工人队伍、企业管理体系。太平手袋厂与张子弥在香港的工厂香港信孚手袋制品公司是企业与企业间的业务合作关系，双方是独立的。后来太平手袋厂实行民主改革，第三任厂长唐志平是个民选厂长，但是这改变不了太平手袋厂的国有企业性质。因为超生，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唐志平被撤销了厂长职务。企业技术员工纷纷离职创业，张子弥也不再与太平手袋厂合作。太平手袋厂虽然曾经自主开发“金虎”牌系列手袋，手袋一度在上海等地十分畅销，最后工厂还是经不住激烈的市场竞争，1996年倒闭了。2007年5月，太平手袋厂被拆除，旧址上或许会建一座纪念公园。

深圳上屋怡高厂并没有现成的工厂，更没有成体系的企业建制，而是由上屋大队提供加工工厂所需厂房、基础设施（水、电、交通、宿舍）及劳动力，港商提供机器、产品零件、原料、管理人员，组合成一个相辅相成的生产和销售体系。严格意义上说，这不是一个完整的企业法人。但是这种模式利益清晰，上马快，效率高。从签约到投产，只需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具有投资少、用人多、风险小、创汇多等特点。尤其是大量村镇基层非企业组织，可以迅速参与进来，既不必遵行国营企业、国有资产管理办法，又不必具备工厂资质和行业经验，只需要有空地、建标准厂房，做好“三通一平”，然后贴出招工广告，就算栽好了梧桐树，足以吸引香港工厂前来落户。香港企业提供设备、提供技术、提供原材料、提供员工培训、提供管理制度、提供销售渠道等等，大包大揽，完全兜底。内地合作方只负责收房租，劳务工人只管计件、计时领取工资。比起张子弥与太平手袋厂的合作来，关系更简单，复制更容易。

1980年，石岩镇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过去高度集中统一的经营管理模式，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大批农民“洗脚上田”，经商进厂。到1986年，石岩辖区共吸引投资2793万元，兴建标准厂房和宿舍19万平方米，其中生活配套设施3万平方米，建成了用水、供电、道路和通信设施比较完善的6个工业区，引进设备价值9450万港元，先后办起了制衣厂、玩具厂等“三来一补”企业29家。同时，另有村办企业33家，从业人数4500人，生产项目有电子元件、电器、钟表等。产品销往欧美、中东、日本、东南亚和香港等地。创维、艾美特、恩斯迈、欣旺达、惠科电子等188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都曾在石岩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怡高厂也因此获得更大的企业自主权，不断扩大再生产，不断技术升级和转型，体现出“上屋”模式更强大的生命力。1988年，怡高厂的设备从需要脚踏、手摇等手工操作的简陋设备，换成了机械化设备，实现了生产半自动化，生产的产品也更为丰富。吹风机、咖啡壶、多士炉等数十种家用电器远销海外，每年上缴利税2000多万元人民币。1989年，工厂更名为“上屋电业（深圳）有限公司”。2003年，怡高厂搬到了现在的坪山区，并更名为全能电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企业不断转型升级，逐步走上高新技术发展道路。2008年，宝安区将怡高厂的旧厂房改建成劳务工历史博物馆，打造出中国第一座以劳务工历史为题材的专题博物馆，博物馆里展示了怡高厂三条不同年代的生产线。2010年，宝安区和石岩街道将怡高厂成立的故事搬上了话剧舞台，这部名为《突围1978》的话剧作品在当年的全国戏剧文化奖优秀剧目调演中获得6项大奖，并斩获综合最高奖项“原创剧目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