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开花落30年

“三来一补”企业当初能在深圳蓬勃发展，主要是适应了当时的政策和市场环境。港资之所以愿意大规模地来深圳办厂，源于深圳市政府给他们免税三年和只按工缴费征收流转税的优惠政策。加上国际市场的兴旺和内地用工成本的低廉，港商办“三来一补”企业的利润是要高于办三资企业的。时任宝安县委书记方苞曾回忆，当时，国内外市场对轻工商品需求旺盛，但宝安县政府主导的外向型工业，只有罐头食品厂和假发厂，要想发展工业，就必须让第一只“蚂蚁”尝到甜头，才会有更多的“蚂蚁”进来。“如果我们嫌人家是劳动密集型拒绝引进，而技术档次高的企业担心风险不愿意进来，我们就迈不开引进外资发展工业的步伐。我们相信，只要政策法规逐步完善，技术不断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也会转为技术、资金密集型企业。”

确如方苞所言，随着怡高电业厂落地，各种“三来一补”企业在宝安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公路沿线交通便利的农村充分利用祠堂、公社饭堂、大队部改作临时工业厂房，仍然供不应求。到1983年，深圳已引进外资企业2512个，其中“三来一补”企业占82%，大多数分布在宝安，宝安的“制造业大区”地位由此奠定。到1990年，宝安90%的村里都办起了“三来一补”企业。到1993年，宝安区已有3400多家“三来一补”企业，仅当年的“三来一补”工缴费就达2.2亿美元，而在1979年，宝安县的财政收入仅有1700多万元。从1978年到1996年的18年间，宝安区“三来一补”协议投资28亿美元，实际投资14亿美元，工缴费收入近16亿美元。1996年投产的“三来一补”企业近3600家。

根据《宝安县志》的记载，在20世纪90年代，沙井常住人口还不到3万人，租出厂房达1200多万平方米，每平方米租金是10元到16元。按这个标准，村民们什么都不用做，每人每月就有500元钱。当时，工厂的工人一个月才五六百元。沙井的万丰村就是通过引进大量的外资企业而致富的，从而有“南国第一村”的名声。

“三来一补”的经营模式通过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弥补了当时中国缺资金、缺技术的弱势。上屋怡高电业厂成功之后，各种“三来一补”企业在深圳遍地开花，开创了深圳工业化的格局。最高峰期，深圳曾经有上万家这类企业，是深圳发展外向型经济的支柱。

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竞逐“世界工厂”的核心竞争力。

1978年，香港怡高电业有限公司来石岩设厂的主要原因是工人的工资低。当时公司在香港每天要支付工人100多元港币（100港币，折合人民币约83.2元），在深圳的工人工作一天，能拿到9元钱就已经非常高兴了。当时上屋村村民人均年收入110元钱左右，全部为农业收入，村民进厂工作后，一个月就可以赚到80多元钱，收入提高非常明显，那时候村民还是头一回体验多劳多得这样的分配方式。

当年，宝安县石岩公社上屋大队农民江惠群等人告别农田，走进新开业的上屋怡高电业厂，成为生产线上的女工。她们在港方派来的技术员的指导下，操作机器，学习如何用铜线做线圈。江惠群和工友们拿计件工资，每天合计0.7元至0.8元，每月能挣20多元。这比她们此前“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耕作的所得高出10倍以上。

当年第一批入厂的女工江惠群，如今已是71岁的老人了。她回忆说，当年她老公叶玉荣在供销社搞业务，外出开会时认识了当时位于文锦渡的深圳轻工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的老李。听老李说香港怡高实业公司的王老板想要来内地投资办厂，叶玉荣从中牵线，推荐王老板把厂址选在了石岩公社上屋大队。

当时工厂只招25名女工，想进去的有七八十人，江惠群因为老公叶玉荣有“招商引资”的功劳，她才得以进去。当年她32岁，算是年长的了。其他女工们大多都有小学学历，十八九岁。

赵带容也是当年的女工之一，如今回忆起往事她仍然记忆犹新。欢迎仪式上，上屋大队干部讲话，感谢香港老板的投资，欢迎派往工厂的技术员指导女工们做工。赵带容说：“大队干部告诉我们，技术员怎么教，我们就怎么做。”技术员是香港人，用粤语跟即将进厂工作的女工们说话，女工们都听得很认真。

从香港派来的两位技术员一男一女，男的被女工们尊称为“戚先生”，女的叫“梅珠”，他们一个一个地教女工如何操作机器，如何用铜线做线圈。从“打线”到“切线”到“串线”等工艺，花了一个多星期，二十几名女工全部学会了其中某项技能，生产线便可以开始运转。

那时没有周末的概念，每个人都希望多做多赚钱。据赵带容介绍，她从女工做到了“拉长”，管一条生产线，负责领材料、出货，刚开始那几年每年可以赚400~500元，过了几年有700~800元。她1987年离开厂子的时候年工资是800元。

江惠群还记得，活多的时候要加班赶工，加班到晚上9点多，活少的时候就在厂里等来料，有时材料半天不来，大家还会抱怨。基本每天早上七八点上班，下午五六点下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可以回家做饭、带孩子、休息。最初的25名女工全部是上屋本地人，因此都住得很近，走路回家只要三五分钟，所以大家中午都会回家吃饭。“起码中午可以看小孩，挑水做饭，不像以前种地，早上天亮就出门，天黑看不清了才能回家。”她如此感慨道。

这样的好光景持续了多年，然后就慢慢暗淡下来。日益上涨的人工成本让“三来一补”企业的利润逐渐减少。从2000年起，深圳最低工资标准逐年递增，从每月500元左右迅速上升到每月1000元左右，2008年以后又加速提升到每月2000元以上。“三来一补”企业员工工资一个月2000多元，包吃包住，还要交“五险一金”等各项费用。菲薄的加工费显然难以承受如此之高的成本。

2007年6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颁布。

2007年12月5日，建设部等五部委印发《关于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的指导意见》。

2008年9月23日，深圳市第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和谐劳动关系促进条例》，2008年11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促进和谐劳动关系法。

2009年5月21日，深圳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修正通过《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

2009年8月27日，国家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由于“三来一补”企业不具备法人资格，只是外商生产环节的一部分，不能融资，纯粹靠加工收取利润，只收取工缴费，并也只能外销不能内销，没有研发和设计的环节，生产方式随着时代的发展日渐落后。

2008年9月，广东省政府下发了《关于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到2012年，不具备法人资格的来料加工厂基本完成转型”，“鼓励和支持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来料加工厂按照相关规定就地转型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外商投资企业或其他类型企业”。

虽然2012年的大限只是个指导期限，并非强制，还有一些企业的协议最长会在2021年10月才到期，如果他们还能保持收支平衡，仍然可以继续下去，但是宝安区已在2011年出台5年淘汰6000家低端企业的目标。

事实上，从2008年开始，曾经盛行一时的“三来一补”企业就开始谢幕。就像这类企业曾经在港、台等亚洲“四小龙”的兴衰一样，深圳的“三来一补”企业经过30年的枝繁叶茂，终于到了金风送爽的季节。东莞的“三来一补”企业也逐渐淡出了历史舞台。

如今，最早的“三来一补”企业上屋怡高电业厂址已被改造成中国首个劳务工历史博物馆。这片当年曾经红火忙碌的厂房，宛如一趟带领当地村民致富的快速列车，深深地刻在了深圳的历史记忆里。

百万外来工：飘向深圳的“蒲公英”

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及时开放，使得国际产业链重新布局，加工制造环节大规模引进到深圳及珠三角其他地区，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序幕由此拉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为内地广大农民向城市流动创造了机会。农村经济改革，释放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民进厂、进城提供了契机，城乡之间原有的森严壁垒逐渐被打破。经过1978—1984年农民工萌芽和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民工潮”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中国大地全面爆发。据统计，1989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由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0万人骤增到3000万人。农民在不改变身份、不改变城市公共产品供给的情况下，开创了“离土又离乡”转移农业劳动力的新模式。

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一年一度的“春运潮”。1989年春节刚过，一股前所未有的民工外出热潮骤然形成，迅速波及大半个中国。来自四川、湖北、湖南、广西、江西、河南、山东等省份的数百万农民走出农村，涌向城市。春节过后，中国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百万民工大流动”的现象。《广州日报》接连登载十多篇消息通讯，对南下广州的外省民工连续报道：《南下民工势头未减》《盲目的洪流》《失控的民工》《众多的难题》……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首次播放了关于“盲流”的电视新闻；随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对此也纷纷予以报道。

《湖北日报》记者登上南下列车，但见沿途站台上，提着米袋、背着行李竹篓的农民旅客密集如云，等着登车赶赴羊城。仅从1989年2月22日至23日，增开广州方面的农民专列就多达9列，其中，由衡阳增开4列，由武昌和长沙各增开2列，由南宁增开1列。自正月初五开始，短短15天内已有150万外省民工涌进广州。仅2月13日中午，聚集广州车站的外地民工达3.7万人。偌大的广州火车站广场俨然成了“农民的海洋”。

“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10年间，率先实行改革开放的广东省，商品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化水平与国际接轨，广东劳工的劳务费用一般较内地高出许多，由此对内地民工产生强大的吸引力。价值规律这只“无形的手”，进一步把内地民工推上了“南下的洪流”。

深圳的外来劳务务工人员，俗称“外来工”；由于女性较多，女性务工者又被称为“外来妹”“打工妹”。从1982年深圳最早的港商独资企业凯达玩具厂招工，郑艳萍等几百名年轻姑娘分别从韶关、汕头等地来到蛇口，成为中国第一代打工妹，到1989年的百万民工“南下潮”，深圳成为外来工聚集最早、最多的城市。1982年，香港凯达实业有限公司独资兴办的玩具厂在深圳蛇口工业区投产，由于公司需要大量劳动力，于是从广东各地农村招募了上千名年轻姑娘，占到当时蛇口外来妹的“半壁江山”。其后，越来越多的广东落后地区的年轻人进入广州、深圳等地打工。来自广东梅县的打工妹安子，写下了中国首部打工纪实小说《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记录了深圳这段火热的打工历史。1987年3月，“深圳特区首届劳务交流服务大会”开幕，无数内地青年也开始带着梦想和**，告别家乡，踏上南下的列车。1992年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特别是1997年京九铁路全线贯通后，数以千万计的内地民工南下深圳，其中以湖南、四川、湖北、江西、河南人为最多。在深圳的湖南人，人数高达350万。

1979年，深圳刚建市时，户籍人口只有31.26万，外来人口仅有1500人。从1982年起，在深圳建筑和工业领域，一线的外来工人开始反超本地劳动力。1983年，外来工又在国有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和“三来一补”企业里超过本地劳动力。到1987年，深圳市外来人口数量首次超过本地人口，成为深圳各产业实际的主力军，并在深圳市总人口中占有愈来愈大的比例。1995年，深圳市人口超过300万，其中外来人口超过200万。2000年，深圳实际人口达到700.84万，其中户籍人口121.48万，外来人口579.36万。2005年，深圳实际人口突破1200万，其中户籍人口181.93万，外来人口1026万。2017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颁布后的第10年，外来工终于可以在深圳领到养老金了。这一年，深圳的常住人口是1100多万，人口规模是2000万，而深圳户籍为400多万，也就是说，深圳至少有600多万常住的外来非户籍人士。他们退休后，可以在深圳领取养老金。

深圳外来人口的主要构成是产业工人。资料显示，1987年以来，深圳市90%以上的工农业产值，60%以上的第三产业产值，8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80%以上的税收，80%以上的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70%的预算外财政收入，90%以上自产出口产品和98%以上的加工出口产品，83%的农村经济都来自外来工直接或间接的劳动。

从1985年开始，外来劳动力成为深圳市各级政府预算内和预算外财政的主要来源。以1998年为例，在这一年，外来劳动力占90%的港台企业、外资企业、股份企业、私营和个体企业缴纳税收119亿元，一线工人70%以上为外来工的国有、集体企业缴税213.9亿元，加上外来人**纳的10多亿元城市增容费以及各种卡、证费，外来劳动力直接为深圳市政府创造了250亿元左右的经济效益。

据深圳市统计部门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2004年深圳人通过邮政向全国各地汇款达131.6亿元人民币，其中有89.5亿元是参与深圳建设的外来工寄往内地的，占比68.01%。统计数据还显示，从1990年开始至2004年的15年中，深圳人累计通过邮政向全国各地汇款总额达1720.59亿元，其中，参与深圳建设的外来工累计向外汇款额达820.5亿元，占汇款总额的47.69%。

2003年，一个名叫郑海天的研究者，依据更为专业的三类产业劳动率比较分析，得出“1985年至2002年间，深圳第二产业发展一直依靠大量劳动力投入获得发展”，一定程度上推翻了深圳人才资源发展战略小组关于“九五期间，深圳经济转为主要由科技拉动”的结论。而2002年之后，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出口成了中国经济的强劲引擎，可以说代工业就是这个时期的中国经济主题，劳动力优势对深圳的决定作用更加凸显。正是由于外来工工资相对低廉、劳动强度大、劳动效率高，无须福利支出，大大降低了人工成本，才使得深圳的制造优势得以明显凸现，用很短的时间就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实现了经济与城市的发展神话。

今天的深圳，正处在产业大变革的时期，传统制造业在过去十几年内逐渐转型为高科技产业，中国海外专利中深圳的海外专利约占50%。深圳对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而以往活跃于大大小小各类工厂的“普工”“草根”生存越来越不易。用前些年的网络流行语“草根”来说，深圳曾经占据主流的打工文学、草根文化正在被精英人群和精英文化所取代。

早年间，投奔深圳的人们常常自称“蒲公英”。蒲公英别名黄花地丁、婆婆丁、华花郎等，是菊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它呈头状花序，种子上有白色冠毛结成的绒球，花开后随风飘到新的地方，孕育新的生命。一句话，蒲公英非常普遍、非常草根，随处落地、随处生根，非常钟情深圳这块土地。现在，深圳的土地变得金贵了，草根们在这块日益金贵的土地上不能随便落地生根了。当然了，比起北京、上海、广州等其他一线城市，深圳虽然也在走精英化的道路，但不管是公共政策还是住房体系，深圳还是更多地保留了“草根”的生存环境和发展机会。

深圳草根的经典代表人物是安子。安子是当年深圳著名的打工妹。1984年，17岁的安子随表姐从广东梅州来到深圳，她只有初中文化，不会讲普通话，第一份工作是流水线上的插件工，每天加班超过4小时，一天几乎是14至16小时疯狂地干。当时的深圳一天一个变化，安子也在一天天变化，普通话越来越流利，插件越来越利索，工资也从100多元增加到300元、400元，但是她并不满足于此。当大批打工者下班之后漫无目的地在街上闲逛时，安子却在工作之余拼命补习，7年打工的全部积蓄都用于读书。为了读书她常被炒鱿鱼，先后换了7份工作，坚持半工半读，终于在1991年拿到了大专毕业证书。与此同时，她一直坚持将身边的打工故事写下来。每晚拖着疲惫的双腿从工厂回到宿舍后，她便伏在窗台与床架之间的木板上用稚拙的笔法写下自己的苦闷和渴望。“晚上蚊子成群结队地进攻，我的作品简直是被蚊子‘咬’出来的。”1992年，安子的《青春驿站——深圳打工妹写真》出版。“安子旋风”迅速从深圳席卷全国，她几乎在一夜间成了打工者的偶像。

安子的书风行全国，并非因为她文采特别出众，而是因为她自己就是打工妹，饱尝了打工生涯的酸甜苦辣。7年时间她走马灯似的干过流水线插件工、宾馆服务员、制版工人、秘书、总经理助理……她用自己真诚的文字第一次详尽地展示了深圳打工者的真实生活和内心感受。而安子成为打工者的偶像，正是因为她不仅没有拒绝苦辣酸甜的打工生涯，而且从迥异于乡土劳作的城市打工历练中，化蛹成蝶，浴火重生，成为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打工英雄、城市白领。

像安子一样从打工生涯中受益匪浅的打工者，曾经成千上万，比比皆是，而今天已经越来越少，他们的步履也越来越沉重了。譬如段作文，他是1973年生人，1992年高中毕业后就出来打工。从福建到广东，从深圳到惠州，从龙岗到龙华，从福田到宝安，从搬砖头到修电车，从普工、仓管、车工，到小组长、生产主管、厂长，21年的时间他一直在小厂打工，也一直有爬格子的爱好。他也有过到杂志社当白领的尝试，有过回老家不出来了的冲动，但是上有岳父岳母，下有一双女儿，还有个读书的弟弟需要学费、生活费，他不得不在工厂与写作之间挣扎，在故乡与深圳之间徘徊。

2015年，段作文所在的小厂业务压缩，工厂搬迁，他又一次面临回四川老家还是辗转别厂继续打工的选择。他甘于工厂的辛劳，可是工厂越来越没有他工作的机会；他热爱深圳这座城市，但这座城市哪里有他可以继续逗留的所在呢？他奋笔直书，将自己的烦恼和苦闷一股脑写出来，投给深圳社区文学大赛组委会。洋洋洒洒数万言的《再见，固戍》以朴拙而深情的文字，忠实记录、再现了他多年的打工生涯。这部作品以表达社会转型期打工者的迷茫与阵痛而获得了“睦邻文学奖”的高度评价。

段作文凭着这篇《再见，固戍》，斩获了深圳市第三届“睦邻文学奖”年度大奖，将5万元奖金收入囊中。他因此离开了固戍工厂，也因此留在了深圳，成了一名深圳基层政府的雇员。这是深圳的可爱，也是段作文的幸运，但是许许多多深圳普通打工者的经历都没有安子和段作文这样丰富曲折。深圳乃至中国的世界工厂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无数普普通通的草根般的打工者用青春和汗水书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