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无论是特区政策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在看，看梁湘主政下的深圳要向何处发展。梁湘没有急于表态。当时，深圳组织了一个包含各方面专家的工作班子，实地考察了深圳的角角落落，并且派人到香港和国外去学习，还邀请内地和香港的经济学家、城建专家、教授、学者来到深圳，讨论制定深圳发展规划大纲。这就是深圳早期108名工程师参与制定深圳城市规划的故事。

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八易其稿，1982年11月，《深圳经济特区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大纲》（简称《大纲》）终于出炉。《大纲》描绘了梁湘理想中深圳特区的面貌，以工业为重点，兼营商业、农牧、旅游、住宅、科研等多种行业的综合性的社会主义经济特区。

来自全国各大设计院的一流的规划设计大师、专家、学者和工程师，借鉴世界先进城市的规划设计经验，针对深圳特区的地理条件，给出了独具特色的规划：深圳特区北面以山为界，南边以深圳河为隔，西部至珠江口岸，东部把可能辟为旅游区的小梅沙也划了进来，总面积约为327.5平方千米，形成一个东西长49千米、南北宽7千米的狭长地带。根据特区独特的地形特点，吸收国内外现代化城市的优点，深圳特区的总体布局被设计成带状组团式的结构。各带状组团之间应有数条交通主干道联通，后来深圳特区内东西向的三条大道——深南大道、北环大道、滨海大道，就是根据这个带状组团式城市结构规划修建的，其中深南大道最为壮美。

“杀出一条血路”

深圳蓝图有了，如何实现蓝图呢？以及特区建设的钱从哪里来？

袁庚主持开发蛇口工业区的时候，是经过精细的财务预算的。香港招商局的自有资金和企业融资，足以支撑蛇口工业区2.14平方千米的开发建设需要；通过港口运营和工业区运营实现的财务收益，完全可以收回投资，还清贷款。所以，蛇口开发追求的是速度和效率，并不存在资金问题。

深圳市和深圳经济特区的开发建设，情况就不同了。根据当时工程师们的估算，深圳特区光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投资最少要90元以上，第一期计划开发上步和福田4平方千米，最少也要投资10亿元。没有钱怎么办？深圳特区计划开发上步和福田的方案成了“老虎吃天，无从下口”。

1980年7月27日，深圳遭遇一场大暴雨，“国门”罗湖顿时成了一片汪洋泽国。这一场大水使深圳市领导认识到，深圳应该先开发罗湖。一是可以改变国门的面貌，解决年年的水灾问题，这一问题迫在眉睫，不得不办；二是罗湖最接近香港，最能吸引投资者，从而可以节约开发的投资，快速回收投资。

于是，深圳市想方设法申请国家贷款，深圳的还贷办法是：第一步，在罗湖开发0.8平方千米，每平方米投资90元搞“五通一平”，预算是7000万元，这比原来福田、上步4平方千米的开发计划务实了许多。第二步，开发完成后，可以拿出40万平方米的土地作为商业用地。罗湖紧邻香港，广深铁路与香港东铁在罗湖相接，罗湖的熟地应该更受港商的欢迎，参照香港地价，预计每平方米土地收入5000元左右，总计可以收入20亿港元左右。

有关领导认为深圳提出的这一做法切实可行，同意先帮助深圳贷款3000万元。有了“酵母”资金的支持，深圳动员起成千上万的建设队伍日夜奋战，80多万立方米的罗湖山终于被夷为平地，罗湖小区陡然填高了2米，低洼处填高了4米。昔日的低洼泽国，变成了道路纵横、高楼大厦林立的新城。

深圳将3000万元的银行贷款投入作为“酵母”，在罗湖先进行土地开发，主要提供给外商兴建金融、商业、旅游、住宅等服务设施，然后收取土地使用费。用从中赚得的钱，继续进行罗湖的基础设施建设，同时进行上步工业区的开发。这种利用银行贷款“借鸡生蛋”，以及边投资、边收益，再投下去扩大收益的“滚雪球”办法，解决了深圳特区建设初期的资金问题。这是一条量力而行、讲求效益的路子。不花国家的投资，建设出一个现代化城市，这是计划经济很难办到的。然而这一创举，让深圳遭遇了蛇口开发未曾遇到过的另一场舆论风波。

1982年3月，上海《文汇报》公开刊登《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影射深圳经济特区把土地有偿提供给外商使用有变成“旧中国租界”之嫌。文章表面上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不要让特区沦为租界，实际上是把同外商合作连片开发土地，视同当年上海租界一样搞“圈地运动”，怀疑甚至不赞成中国试办经济特区。这股冷风一度吹得深圳经济特区春寒料峭，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特区建设事业踟蹰不前。直到1984年邓小平同志考察深圳、珠海之后，这股歪风才被彻底刹住。

发展建设需要人手，但是深圳的建筑公司原本只有500多人，此前又经过了两次逃港潮，只剩下300人左右。急于发展建设，却苦于人手不足，这一度让初来乍到的梁湘束手无策。恰在此时，1982年的大裁军让他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

基建工程兵是20世纪60年代国家为确保一些重点工程建设，按照周恩来的提议由毛泽东批示组建的。1982年，为了军队精简整编的需要，中央决定撤销基建工程兵这个兵种。这样一来，几十万工程兵的安置就成了问题。梁湘得知这一情况，就给当时的基建工程兵司令李人林写信，同意接收两个师的基建工程兵。李司令非常感动，感谢深圳帮了他们一个大忙。

1982年冬，来自全国各地的2万多名基建工程兵抵达深圳。他们穿着棉衣棉裤，背着背包行李南下深圳，有人说他们是“南下大军”。然而，这些满怀希望来到深圳的工程兵，在他们第一次踏上特区的土地时，都被眼前杂草丛生、蚊虫飞舞的景象惊呆了。虽然梁湘和市政府在本就拮据的预算中拿出了3000万元，用于安置刚刚来到深圳的基建工程兵，但是由于人数庞大，这点经费所起的作用甚微。这些基建工程兵还是只能在深圳湾畔的竹子林一带，用卢竹、油毛毡搭盖草棚，就近打井取水，暂且安置下来，战士们戏称这是“竹林宾馆”。相比艰苦的居住条件，工程兵对深圳的气候和饮食习惯更难适应。梁湘对此十分关心，经常前往工程兵驻地，为他们解决生活中遇到的种种难题。听说有一些战士喜欢吃辣椒，吃不上辣椒有点儿不习惯，就这么一件小事，他都记在心上，回去请商业局到四川采购了大批辣椒。

工程兵来到深圳的第一个春节前夕，梁湘去工地看望他们。有些工人的胡子也长，头发也长，梁湘半开玩笑地说，快过年了你们应该把头发理一理，胡子刮一刮。那些工人却回答说，现在任务很重，夜里都要加班，没有时间，有点时间还找不到理发的地方。梁湘就找到武警指挥部的指挥长，把部队里会理发的都找出来，每人配上一套理发工具，全都派到各个建筑工地去义务理发，不准收钱。基建工程兵很受感动，千军万马就这么被调动起来，投入火热的特区建设中。

在梁湘推行的众多改革政策中，基建工程招投标是重中之重。1981年夏，梁湘提出深圳要兴建第一座高层建筑——20层高的国际商业大厦。一开始工程分配给了省内一家建筑公司承担，但是这家公司连续三次更改要价，一再拖延工期。一个多月过去了，工地上已经长出了杂草。

梁湘发火了，“死了张屠夫，也不吃混毛猪”，就搞招投标。

招投标就是把基建工程项目面向市场公开招标，实行市场竞争机制。但是在当时计划经济为主的大环境下，这样的做法如同在“八级大风中顶风行船”。有人提醒梁湘尤其不要对港澳公司招投标。梁湘说，竞争促改革，不管省内还是省外，谁能干就由谁来干，你按照计划给我承包，提早完成我奖励你。这个办法后来搞得很成功。工程招投标的做法保证了施工效率。

但是工程招投标给基建工程兵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刚到深圳的工程兵很不适应这种招投标机制。他们历来是做指令性工程，此时让他们和其他单位竞争，中标率很低。工程兵没活干，近1.5万人等工作的问题摆在了梁湘面前。2万工程兵是他力主调来深圳的，现在很多人却停薪回家，或是临时去干些理发、挖沙、修自行车的活来维持生计。梁湘找来其他市领导讨论，有人提议，政府扶持一下工程兵，调一些工程项目给他们干，以解燃眉之急；另外一派则说，改革面前人人平等，让他们自学游泳吧，不会游泳的人喝过几口水，呛一呛后就学会了。梁湘听后沉默良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学游泳也有个过程，如果把完全不会游泳的人一下子抛到大海里，他们一定会被淹死的，我们起码要抛给他们一个充气水泡。

后来政府采取了一个办法，就是“掺沙子”的办法，把基建工程兵队伍中技术力量比较弱的人分流出来，再想办法从内地调一些技术比较强、经验比较丰富的专业人员参与进去，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提升基建工程兵的招投标实力。

从1983年开始，基建工程兵承担了特区建设大约1/3的施工任务，成为深圳市建设施工的主力之一。深圳的第一条路、第一个小区、绝大多数18层以上的高层楼宇，统统由这2万南下的基建工程兵参与修建。2年之间，深圳从一个破败荒凉的小镇，变成了一座现代化的都市，“深圳速度”一词一夜之间不胫而走。

梁湘被称为创建深圳特区最苦时期的“苦官”。据说梁湘刚到深圳的时候，在原宝安县委办公楼里办公。15平方米的办公室要摆9张桌子，到了夏天蚊虫飞舞，蚊子有2厘米那么长，有牙签那么粗，连电线上都爬满了蚊子。梁湘一天最少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在一个铁皮房里主持常委会议，边吃饭边听汇报，晚上就坐在蚊帐里批文件。

那时候的深圳，只有一条200米不到的街道，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深圳有三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室九空人离去，村里只剩老和小。”没有大学，没有自己的报纸、广播和电视，仅有的文化设施是一个书店和一家50年代盖的戏院，虽然毗邻港澳，却与港澳有天壤之别。

梁湘来到这里的短短几年，在搞“五通一平”“七平一通”、招商引资、开展“三来一补”的同时，采取“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先行一步模式，连创多个“全国第一”，如：建筑工程的招标投标；取消购物票证和粮票；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开放；实行劳动合同制和结构工资制；引进外资银行和建立地方金融机构；筹措股份制和证券市场；精简政府机构和建立行业协会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现在看，这些多已通行全国。而当时策划和实施，要有很大的胆和识才行。正是因为解放了生产力，深圳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改善水平跃居全国之首，人均GDP和人均收入很早就突破了小康和初步现代化的指标，在全国起到了领军作用。1984年，邓小平视察深圳，肯定其成功经验，深圳的改革创新逐步得到了全民认可。

杀出一条血路，建设深南大道，梁湘为深圳特区的初创倾注了心力，也为深圳特区动了真情。

深圳之路，为什么越走越长远？

从最初不敢想象的60米路宽，到后来130米路宽也嫌狭窄；从最初50万人的城市规模都不敢设想，到如今近2000万人的人口规模都止不住。深圳为什么会一发不可收，以远超预期的速度和规模狂飙突进？特区草创之初，太匆忙了，人们还没来得及审视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是否能够长久承载自己的远大梦想，就一路狂奔，走到了今天。现在，我们有闲暇也有余力来思考和谋划这座城市的未来了：深南大道还能延伸多远？深圳是否具备成为一个伟大城市的先天条件？

深圳显然不会是中国农业文明的中心城市，譬如长安，譬如洛阳，譬如开封，譬如北京、南京，那是平原的中心、车马的中心、舟楫的中心，皇权辐辏，天地之中。深圳不是这样的城市。深圳是山之一角、海之一隅，前面是波涛微茫，后面是重峦叠嶂，植被之厚、瘴气之重，刀不能耕、火不能种，历千年而不开化，良有以也。

深圳也不会是近代工商业的中心城市。近代的火轮、火车尚不能征服岭南的蛮荒。那时的轮船吨位尚小，可以直达内河航道；那时的火车、汽车还只能在平地奔跑。地势低平、河道通畅、地理位置靠海而居中的上海成为近代工商业中心城市的不二之选。而广州、香港，虽有河、海之便，但无便捷通畅的腹地，虽然曾领近代工商文明之先，也不能先发先至。岭南商人大多先后迁徙到上海。

今天的技术水平则完全突破了山海地理的局限。高架桥、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越崇山峻岭如履平地；民用航空器拉近了岭南与华北的距离，浩瀚的南海成为南中国的内湖；空调的广泛使用，使得岭南亚热带气候不再闷热；现代建筑技术使得依山临海而居成为一种惬意；大型海运集装箱运输使得黄浦江这样的内河航道相形见绌，而像盐田这样的天然良港则成为一个商业城市开埠建港的根基；谷物不再是现代生活的全部食品，岭南、东南亚的果蔬之丰，南中国海的鱼鲜之富，真是当地人的口福；环珠江口带状城市分布，疏密有致，较少“摊大饼”式的老大城市弊病。

中国文明重心南移已经是有目共睹的趋势。汉唐时期，黄河流域是绝对的重心；两宋时期，重心就开始向长江流域南移。今天的华北地区、中原地区水资源日渐减少，许多地方环境污染较严重。长江中下游地区虽是鱼米之乡，但是人口密度过大，农业开发已属过度，再加上工业开发，生态系统面临的压力将会更大。而浙东、福建、广东等地区，靠山而近海，气候好，阳光雨水充沛；开发晚，生态系统较完整；海滨狭长地带，与美国西部加利福尼亚相若，是许多人群心向往之的理想居住环境。多民族、多国家、多元思想、多种文化、多年生聚……环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力和潜力，在20世纪中后期以来每每得到印证。

故今日之深圳，不同于昔日之香港、广州。怀万千新锐移民之梦想，挟现代工商文明之利器，拥亚热带山海地理之便、之利、之美，前有香港导师首开风气，后有岭南文化悦纳包容，深圳作为一个伟大商业城市的先天条件优越绝伦，后天条件也基本具备。前40年，深圳“一夜城”的商业奇迹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创造的；后40年，正当厉兵秣马，精进直击。

深南大道，前程似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