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分为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农村改革，是从小岗村开始的；城市改革，是从蛇口开始的。

深圳的改革开放，也是话分两头。东头从深圳开始，西头从蛇口开始。

蛇口与深圳并不完全是一回事，社会影响和历史意义也不尽相同。蛇口的改革开放起步更早，手法独特。蛇口是由一家背景特殊的百年名企负责开发的，企业办经济，与深圳市政府办企业、政府推动市场经济正好形成对照。因此有人说，深圳的改革开放就好比是双龙戏珠，东成西就，妙趣无穷。

招商局来到蛇口

1978年6月，61岁的袁庚接到一项特殊任务：调查研究如何进一步办好香港招商局。这项任务将他推到历史的前台，他因此出任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全面主持工作，成为招商局这家中国百年名企的第29任“掌门”。

招商局创立于1872年，主张其事的是当时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因为镇压太平天国、负责通商事务，李鸿章等晚清“中兴大臣”领略了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厉害，也意识到非学习“洋务”，不足以应对“三千年来之大变局”。设立轮船招商局，“招天下商，通九州航”，实现富国强兵，正是晚清洋务运动的大手笔。大名鼎鼎的洋行买办和工商业活动家徐润、唐廷枢等都先后入局，虽然历经晚清战乱、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两次世界大战、解放战争，招商局也曾辉煌，也曾寥落，却始终不倒，在中华大地绵延不绝。直到1979年，招商局还是香港四大中资企业之一，堪称中国洋务运动硕果仅存的百年名企。

袁庚生于深圳大鹏，父辈即有闯海经历。他早年就读于广雅一中，沐浴岭南之地的开明风气，领受温润敦实的经典教育。后来，他在谍战中受磨砺，在外交中长识见，视野开阔，积淀深厚。袁庚曾身陷囹圄五年半，铁窗下数蚂蚁的日子是他人生大彻大悟的机缘。平反后，袁庚在交通部外事局任职，随交通部长走访世界各地，对港口城市、海洋工商文明有切近观察和认知学习的难得机会。唯其如此，袁庚才有可能在对香港招商局作了一番短期调查后，就拿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调查报告，进而入主招商局，成为有百年历史的招商局的第29代掌门。1917年出生的袁庚，到招商局任职时已经年逾花甲。这个年龄，应该是开始享受颐养天年的退休生活的时候了，仕途进退和功名利禄应该早就是过眼云烟了。这个年龄，还有机会、有能力做事的人，要么不做事，要么有志去做一番大事。就在中国改革开放最需要袁庚这样的人的时候，袁庚来到了蛇口。

袁庚到蛇口是为香港招商局寻找商机。招商局这家曾经组建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支商船队的航运巨头，在100多年后袁庚接手的时候，已经“连一条船也没有”了。当时，香港是全球著名的国际航运中心，环球航运包玉刚、东方海外董浩云、万邦集团曹文锦和华光航业赵从衍号称“香港四大船王”。其中，包玉刚拥有的船吨位有1300余万吨，董浩云的船拥有1100余万吨的吨位。这两位华人船王在世界“七大船王”中分别名列第一、第二。董浩云曾被《纽约时报》称为“世界最大的独立船东”，他的信念是：“地球表面3/4是海洋，我们应该有雄心征服海洋。”包玉刚从购入一艘旧船开始，最终登上世界船王的宝座，成为香港传奇的代表。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面对香港航运业的蓬蓬勃勃，再看香港招商局的萧条败落，袁庚深受触动，决心放手一搏，为招商局再创港口和航运事业的辉煌。蛇口，就是他反复比较后，为香港招商局选定的创业基地。

蛇口离香港近，这点很重要。与香港一水之隔，乘快船半个小时至一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位于香港的招商局总部。这对于沟通国际航运信息、有效开展企业管理，是个可以接受的时空距离。

蛇口土地便宜，这是最重要的。袁庚到招商局就职后，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在港岛中央商务区贷款买了一座24层的写字楼，便再也没有能力在寸土寸金的香港买地建工业区了。当时，香港繁华地带的地价仅次于日本东京银座，每平方英尺（0.0929平方米）1.5万港币，郊区工业用地也要每平方英尺500港币以上。袁庚也曾到澳门找地，试了一试，但当时澳门电力不足，港口水浅，一时难以发展起来。而蛇口的工业用地，便宜到几乎只需要付出开发成本。

1978年10月9日，袁庚在一份《关于充分利用香港招商局问题的请示》中明确提出要在邻近香港的宝安蛇口公社境内建立工业区。

1979年1月31日，刚刚过完春节，袁庚来到当时国家副主席李先念的办公室。他汇报了招商局的发展史和招商局在蛇口设立工业区的设想。接着，他拿出地图请李副主席看，说：“我们想请中央大力支持，在宝安县的蛇口划出一块地，作为招商局的工业区用地。”

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结束不久，改革开放热情正炽，具体操作正待破局。李副主席对于招商局的开创性设想非常支持。据说，他仔细看了地图后接过袁庚递过来的一支笔，在地图上一画，说：“就给你这个半岛吧。”

袁庚一看，很大一块地，足有30多平方千米，心里估算了一下，默默感叹道：“这得多少开发资金啊！”袁庚没敢要这块30多平方千米的地，最后只要了2.14平方千米，开发了约300亩的区域。(1)这就是当年的蛇口工业开发区。

“香港第一课”

袁庚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商人，但他不乏商人的精明。

晚年的袁庚曾经说过，当初没有接受李先念副主席划的整个南头半岛是一个遗憾。但是实际上，袁庚既不是没有“经略天下”的宏大理想，因为他在“蛇口试管”里做的全是惊天动地的大事；也不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的谦谦君子。袁庚是经过精明务实的商业算计才做出的决定。当时开发1平方千米大约需要投入1亿元，南头半岛36平方千米，光土地开发就需要30亿到40亿元的资金投入，钱从哪里来？国家没钱投，银行贷款需要信用，招商引资谁信你？当年蛇口开发初具规模的时候，袁庚拉了很多港商到蛇口考察，为了增加好感，每位提供15元一份的盒饭。港商们口头上都说好好好，不错不错。吃完盒饭，剔完牙，坐船回香港，如泥牛入海再没消息。如果袁庚不顾自身条件盲目上马，周转不过来了怎么办？项目失败，国家的宝贵资金打了水漂怎么办？重回秦城监狱里去吗？经过商业算计，袁庚最后只接受符合商业预算的开发体量：2.14平方千米。站在企业运营的角度看，这是符合商业逻辑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袁庚并不浪漫，而是非常精明务实。正是因为袁庚的精打细算，后来的蛇口开发虽然也起起伏伏、困难重重，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坚持到成功的那一天了。

袁庚的精明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学习得来的。

袁庚刚到香港时，招商局还是租房办公，租金昂贵，很不划算。于是，袁庚首先张罗银行贷款，为招商局买楼。经过艰难的谈判，一栋位于港岛干诺道上24层的大厦以6180万港元的理想价成交。买卖谈成了，袁庚依“常理”热情地邀请卖主一起吃午饭庆祝。无奈卖主怎么也不肯去酒楼吃饭，坚决要求尽快到律师楼把相关手续办好，以拿到定金。最后，大家只是简单地吃了河粉、面条等快餐。期间，香港卖主就要求袁庚下午两点“一定”“准点”“无论如何”赶到律师楼，交付2000万港元的定金。当天下午两点，袁庚准时到达律师楼，卖主也如期而至。没想到，卖主的汽车停在门外都没熄火，只等双方在律师楼办完交易手续拿到支票，就立即安排专人坐汽车直奔银行。这位香港卖主为什么要这样争分夺秒？事后袁庚才了解到，当时香港已经实行每周双休，第二天就是星期六，银行不上班。如果星期五下午3点之前支票不能交给银行，卖主就要损失2000万港元的3天存款利息。按照当时香港的浮动利息，3天的利息就是几万港币。对比内地同志的慢条斯理，没有时间观念，没有理财观念，不少公司不及时进账，有人把支票搁在保险柜里过夜不当回事的常态，袁庚被这个香港卖主深深地触动了。后来每每忆及此事，他总是说：“我们古人讲一寸光阴一寸金，香港人呢，在激烈的竞争环境下，真正把时间当作了金钱。”这就是袁庚初到招商局的时候学到的“香港第一课”。

香港是个世界性的商业大都会。只要虚心学习、用心领悟，处处都能学到商业社会的真谛。袁庚不但向银行家学习，向企业家学习，他也向保姆、菲佣学习。《袁庚传》的作者、深圳著名的调查记者涂俏就曾听袁庚谈起过一个有趣的话题：内地人工便宜，香港人工很贵，但是为什么人们不花几百块钱请内地保姆，却要每月支付3750港元在香港请一个菲佣呢？因为菲佣专业、敬业、效率高。彼时间，“**”刚刚结束，内地的人们对时间、金钱、效率，不是完全没有概念，就是抱着可能完全错误的成见。袁庚的香港商业启蒙课，比起那个时代的绝大多数人都要学得早一些。

“蛇口实践课”

俗话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

招商局当家人袁庚为什么执意要兴建蛇口港呢？

他在一篇论述国际海运形势的理论文章中曾经解释说：“人类史上第一次的航海实践证明地球是圆的。航运的发达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兴起、商品的流通，造就了西方世界的繁荣，而中国在郑和之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再也没有类似郑和的船队在海洋中乘风破浪，参与世界贸易竞争……航运的盛衰固然有其本身规律与条件，但有良好集散作业的港口作为依托至关重要。假如100多年前，英国人占据的香港岛屿，与葡萄牙人占领的澳门是同样的浅水海湾，只适合当时的帆船进出口的话，我想香港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招商局为什么要开发蛇口？因为袁庚主掌招商局以前在交通部外事局任职，随交通部长叶飞考察过包括世界第一大港鹿特丹在内的许多著名港口。他认为，招商局“招天下商，通五洲航”，开发港口经济符合招商局的主营业务需要。因此他决定：由招商局投资的蛇口开发区要把兴建蛇口港作为首项重要工程。

当时不少人提出异议，认为深圳湾是一个浅水湾，水深不足3米，近岸是一片淤泥漫滩，退潮时淤滩长达千米。在这样的烂泥滩上能否建深水港？即使深挖十几米，也很难保证不回淤。袁庚等人极力争辩：珠江含沙量少，因为地球的自转，有东冲西淤的倾向，而蛇口港在珠江入海口东岸，港池、泊位挖深后不会造成严重的回淤——目前的淤泥漫滩，乃地球或珠江有史以来的历史总遗作。事实上，不选择蛇口建港，还能在哪里建港？香港建港，买得起地吗？摊得平成本吗？袁庚回老家大鹏考察过，那里又偏又远，又没有水电等配套基础设施，在大鹏建港，可能吗？选择在蛇口建港，未必是理论上的最佳方案，却是现实中别无选择的最佳方案。

据1979年交通部派驻蛇口工业区任技术工作组副组长兼总工程师室副主任，1981年调入蛇口工业区历任蛇口工业区管委会委员、总工程师等职的孙绍先回忆：当时蛇口要修3000吨级的码头，但那时码头四周全是荒山，只有现在的南海酒店那边退潮的时候有条小路可以通行。清挖滩涂后，要建600米的码头，大概需要填土40多万方。按当时的价格，一方土运过来是15块钱，光运土石方就要600多万元，太贵了。于是决定炸山！就是在微波山和龟山之间100米宽、200米深的这一块，炸出大约45万方土石来。“蛇口开山第一炮”就是这样打响的。

关于蛇口开山第一炮的时间，网上认为是1979年7月8日的说法比较多，蛇口工业区本身对这一时间没有权威的认定，其出版的画册《春天的故事》中，这一时间只是被定为1979年7月。1983年到蛇口工业区工会俱乐部任美工，曾在蛇口工业区党委宣传部文化科、党群工作部文化科、企业文化建设部任职，后来就职于招商局历史博物馆的诸彪，一直负责工业区大事的记录，也说这个时间很难确定。他曾反复向老同志求证，有一些老同志曾经跟他说过，原来定的是7月1日，后来考虑到这天是党的生日，不太合适，就推后一天。所以，在《辑录蛇口》一书中，就把开山第一炮的时间确定为7月2日。而诸彪收集到的《蛇口》十周年纪念封的邮戳上，这一时间确实为1979年7月2日。

诸彪还发现一个秘密。蛇口开山第一炮，开山、炸山的地方应该是在微波山和龟山之间，这里应该有个山包才对。但是坊间流行的“蛇口开山第一炮”的经典照片上却有一个整齐的平整切面，一看就是已经平整过的，不像开山时的照片。而且，这张照片不是照相机拍的，而是从电影胶片上截取的。所以，诸彪判断，这张照片不是准确的“开山第一炮”，虽然它肯定是最早拍摄蛇口开山建设的照片。

据《深圳特区报》中国经济特区建立30周年特别报道《没有想到这一响成了标志性事件》一文记载，1979年在蛇口工业区指挥部负责工程、征地、规划，历任蛇口工业区党委委员、蛇口工业区房地产公司首任总经理，蛇口工业区管委副主任，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陈金星告诉媒体，“蛇口开山第一炮”这种说法，应该是在1984年邓小平视察南方之后的事了。“我们那个时候哪里敢想这是什么伟大的事件，当时心里只有一个思想准备：跟着袁庚蹲监狱！”

蹲监坐狱可能说得比较严重，但是动辄得咎一点不为过。

当时炸山填海从四航局调来了七八十辆车。可是，两个月下来，工程进展非常缓慢。一辆车每天只跑20趟，而且就拉半车，按这个速度肯定赶不上工期。时任蛇口工业区技术工作组副组长兼总工程师室副主任的孙绍先回忆说，其实也怪不得工人，七八月的蛇口太热了，那荒山边连个阴凉地都没有。上工地一看，工人们好多都在车底下乘凉睡觉呢。

这件事报到袁庚那里，他想了一想，说：“能不能搞点奖金？”

搞多少？怎么搞？当时测算了一下，拉土的距离也就300多米，一辆车一天跑个80车应该没问题，最后就确定每人每天的定额是运55车，完成定额每车奖2分钱，超过定额，每车奖4分钱。

结果，工人的积极性立刻被调动起来了，孙绍先记得最多的人每天跑131车，一天奖金就是4.14元，一个月的奖金就能挣100多元钱，这是多么巨大的**！那时候一般工人月工资才多少钱呀！

码头一期工程原计划于1980年3月底完工，实行超额超产奖励后，施工速度加快，结果提前一个月竣工并交付使用。根据蛇口工业区后来的统计，在实行超产奖励的1979年10月到1980年2月间，工业区多创产值130万元。

1980年4月，超额超产奖励这一政策曾被上级有关部门勒令停止。与之相应，工人每天的运量立刻下降到20多车，施工速度明显下降。7月3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副总理谷牧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0687号上对蛇口工业区实行超产奖作了重要批示。(2)

据李岚清所著的《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记载，在蛇口工业区建设过程中，为推动生产，蛇口采用香港企业定额超产奖励的办法，在码头工程建设中实行了超产奖。具体规定为：每台运输车每班定额为44车。司机完成基本定额，每车次计发奖金2分钱；每超产1车，计发奖金4分钱；推土、挖土和后勤人员，按运输车完成定额和超产情况，分别计发奖金。这一办法实行后，调动了工人的积极性，平均每台车每天运输99.4车，超产55.4车，每人每天得超产奖1.62元。然而不久，根据有关部门关于奖金额不得超过工人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工资额的规定，蛇口实行的这一办法被硬性停止，工人的积极性被挫伤，工效降低，整个工地由热腾腾变成慢吞吞，运输量和建设速度也随之降了下来，平均每台车每天运输量由99.4车迅速下降为32.2车。按照这一速度，码头交付使用计划将要落空，从而影响外商来蛇口建厂。

此事惊动了中央最高决策层，经过高层领导过问，蛇口才又恢复了超产奖。招商局先后在蛇口港码头、华益铝厂、华美钢厂等工程项目中实行形式各异的奖励办法，大大激发了工人积极性，加快了施工进度，缩短了工期。

4分钱的奖金，牵涉许多部门，牵涉许多规定，牵动国家最高决策层，这就是改革。这也是袁庚的“蛇口实践课”：给菲佣高工资，因为效率高；给多拉快跑的司机发奖金，也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提高效率！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3)

正是从“香港第一课”到“蛇口实践课”，促使奔波于各类具体事务的袁庚始终在思考，怎样在思想意识层面总结出一句能够体现出蛇口改革开放精神的口号，以坚定信念。

1981年3月的一天，袁庚坐船从香港赶往蛇口，趁着空闲，他在船上涂涂写写，最后写下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顾客就是皇帝，安全就是法律，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这6句口号。应该说，这6句口号不是一时灵光乍现的产物，而是袁庚在主持招商局、创建蛇口工业区的过程中长期积累、长期思考的结果。袁庚对这几句口号非常看重，几经修改，不遗余力地推广宣传，直至家喻户晓，说是百折不挠亦不为过。《经济日报》等主流媒体进行过跟踪采访，详细讲述了这个标语牌“四立三拆”的故事。

当时袁庚叮嘱蛇口工业区副总指挥许智明将口号制成标语牌竖在工业区里亮相，让大家都能看到，引发思考。许智明找到旅游文化服务公司总经理邹富民，安排美工在一块三合板上用红油漆写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并第一次在蛇口竖立起来。

正式亮相的标语牌所引发的强烈震动还是超出了袁庚的预期。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平均主义和“大锅饭”是常态，突然有人提出“效率”，而且把它当成“生命”，很多人不习惯。袁庚为了大局着想，示意暂时把牌子拆下来放到仓库里。从竖立到拆除，第一块标语牌面世仅3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