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原文是这样的：“溯查多年以来，素悉香港一处非展拓界址不足以资保卫，今中、英两国政府议定大略，按照粘附地图，展扩英界，作为新租之地。其所定详细界线，应俟两国派员勘明后，再行画定。以九十九年为限期。又议定，所有现在九龙城内驻扎之中国官员，仍可在城内各司其事，惟不得与保卫香港之武备有所妨碍。其余新租之地，专归英国管辖。至九龙向通新安陆路，中国官民照常行走。又议定，仍留附近九龙城原旧码头一区，以便中国兵、商各船、渡艇任便往来停泊，且便城内官民任便行走。将来中国建造铁路至九龙英国管辖之界，临时商办。又议定，在所展界内，不可将居民迫令迁移，产业入官，若因修建衙署、筑造炮台等，官工需用地段，皆应从公给价。自开办后，遇有两国交犯之事，仍照中、英原约、香港章程办理。查按照粘附地图所租与英国之地内有大鹏湾、深圳湾水面，惟议定，该两湾中国兵船，无论在局内、局外，仍可享用。”
在这份含义甚丰的正式外交文件中，首次出现了“深圳”字样。原文是“深圳湾”，与“大鹏湾”相对应，并没有出现“深圳河”作为深圳与香港之间的界河的说法。条约粘附地图中的中英边境界线也没有出现“深圳河”的字样。只是边界线确乎是大致沿着现在深圳河的走向划定的。
1997年后，香港回归，《东方之珠》响彻九州。“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香江当然就是香港了，弯弯的小河是不是指的深圳河呢？罗大佑没有明说，而在我们这些投奔深圳的人们心里，弯弯的小河如果不是深圳河，还能是哪条河呢？
历史上的“深圳墟”
好了，把话题聚焦到“深圳墟”，它是理解改革开放以前老深圳概念的关键词。“深圳墟”，可以从三个层面着手，弄清楚三层意思。
第一，“消失的深圳河”与“古老的深圳墟”。
作为深港界河的深圳河，历史上被称为“清河”“明溪”“罗溪”或“罗湖河”，发源于梧桐山牛尾岭，由东北向西南流入深圳湾，全长37千米，主要支流有深圳一侧的布吉河、福田河、皇岗河、新洲河及香港一侧的梧桐河和平原河。前面提到的罗大佑的经典之作、传唱全球华人世界的《东方之珠》，一开头的两句歌词是：“小河弯弯向南流，流到香江去看一看。”这里弯弯南流的小河，我们认为大约指的就是这条深圳河。
然而，历史上可能还有一条“真正的深圳河”，深而窄，流经今解放路、新园路一带，现已不存在了。《新安县志·地理》载：“惠民桥，在深圳，河沟深浚，凡遇雨海潮涨，往来维艰，更有不知深浅，动遭淹溺，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巡检廖膺庞建造古桥，名曰‘惠民’。”据说此桥就是今天罗湖区人民桥的前身。人民桥正好处于人民路与解放路、新园路交会处，离后来的深港界河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300多年前，就在那条已经消失的“深而窄”的老深圳河边，诞生了大名鼎鼎的“深圳墟”。后来的深圳镇、深圳市、深圳经济特区，都与“深圳墟”有关。
据深圳本土民俗学者廖虹雷考证，明代万历三十年（1602年）《广东通志》中只有“月岗屯墟”和“下埗墟”，前者在今蔡屋围桂园路地王大厦一带，后者在今下步庙，尚没有“深圳墟”的名字。直到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编纂的《新安县志·墟市》才有“深圳墟”的记载。1688年，月岗屯墟与深圳墟并存，后来月岗屯墟消失了，深圳墟一直流传下来。
深圳墟因何而兴起？具体位置在哪里？跟当年蔡氏和张氏两大家族有什么关系？
民俗学者根据当地多部姓氏谱牒考证，深圳墟形成之前，周边在元明期间甚至更早的宋代，就建立有沙头村、笋冈村、泥冈村、罗湖村等村落。从蔡屋围蔡氏族谱了解到：蔡安公九世祖蔡法俊、蔡基俊兄弟俩于明洪武元年（1368年）由东莞大井迁至宝安沙浦围立村。蔡基俊于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又由沙浦围迁至赤墈开基立村，其后蔡氏子孙繁衍，康熙年间发展成老围和新围两村落，统称“蔡屋围”。据湖贝村张氏族谱记载，明成化年间（1465—1487年），湖贝村十三世祖张怀月与其弟张念月在深圳开基立村，取名湖贝。张怀月另两位兄弟张爱月、张思月和叔叔张靖轩分别在附近的向西、隔塘（今翠竹水贝）和黄贝岭立村。西岭下、莲塘、莆心（今布心）草埔、田背（贝）村以及后来的向南村、叶屋村相继建成，有了规模，人口逐渐增多。大约至明正德年间（1505—1521年），在这些村庄较为中心的空地上，陆续来了不少谋生的外地人，在“一口塘的南面”相继搭建屋寮栖身，取名“南塘村”，就在今老街东门町一带，老深圳河码头附近。
随着深圳河码头的兴盛，湖贝村、向西村的张姓兄弟与蔡屋围的蔡氏、罗湖村的袁氏等开始争夺深圳河码头地盘，最终强势的张氏族人占了上风。有实力的张氏族群和其他有钱人便在曾经的深圳河码头附近建楼设铺，逐渐形成了后来的“深圳墟”。
第二，广府人、客家人交融的深圳墟。
深圳墟原本是广府人的市集。蔡氏、张氏、袁氏都是广府人。湖贝村、向西村的张氏族人据说还是广府人的骄傲、扩建梅岭古道的唐朝宰相张九龄的族裔。
公元前213年，秦在五岭开山道筑三关，即横浦关、阳山关、湟鸡谷关，打开了沟通南北的三条孔道。横浦关就筑在梅岭顶上，因此横浦关在秦时称梅关，也称秦关。梅关古道始通于秦，但后来被战争所毁。秦、汉以来，中原移民迁徙到岭南，最早最便利的通道是西边的水路：上溯湘江水系，通过秦凿的渠，进入珠江水系，先到桂林、梧州，然后才到肇庆、番禺。西江要地梧州，古称“苍梧”“广信”，是岭南的古都，也是岭南文化和粤语的最早发祥地。在唐代，广信西称为广西，广信东称为广东，堪称广府之肇始。唐开元四年（716年）张九龄路过梅岭，见山路险峻难行，便向唐玄宗谏言开凿梅岭。唐皇下诏命宰相张九龄负责扩展梅岭古道，遂开通了大庾岭古道。大庾岭古道从梅岭向南北两边蜿蜒而下，北接江西章水，南连广东浈水，像一条纽带，把长江水系的赣江和珠江水系的北江连接起来，成了比湘桂通道更便捷的南北通道。当时，百里梅岭古道一片繁荣：“长亭短亭任驻足，十里五里供停骖，蚁施鱼贯百货集，肩摩踵接行人担。”中原移民翻越梅岭古道后，首先在南雄珠玑巷集结，适应岭南生活环境后再进一步南迁。广府人家谱大量记载，位于大庾岭南麓的珠玑巷为家族的始祖居地，被誉为“中华文化驿站，天下广府根源”。
中原汉人通过湘江水系抵达珠江水系的西江流域，在梧州、肇庆形成第一个移民中心；通过赣江水系，经梅岭古道翻越大庾岭，在珠江水系北江流域的韶关南雄珠玑巷等地形成又一个移民中心。最终这两个移民中心顺着水系向东、向南延展，在西江与北江的汇合处广州，形成了岭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广州从3世纪30年代起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唐宋时期成为中国第一大港，是世界著名的东方港市。明清时期广州是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大港，是世界上唯一2000多年长盛不衰的大港。广州与珠江三角洲一带，渐次成为广府民系、粤语文化的中心。
秦时岭南移民以士兵和商人为多，他们多骁勇、善贾；唐后燕云十六州沦陷达400年之久，中原汉人精英源源不断地南下，形成“衣冠南渡”的新**。得风气之先，“敢为天下人先”的广府文化泽被岭南，惠及深圳。深圳墟是典型的广府墟镇，被黄贝岭、湖贝村、赤勘村、罗湖村、向西村和南塘村等广府围村四面合围，深圳墟东门地区遍布广府骑楼和广式建筑，如广府岭南建筑风格的思月书院和风貌街等。湖贝建村于明代，为三纵八横的典型广府建筑格局。
史料表明，自东晋开始，深圳等珠三角沿海地区主要是广府人的聚居区。广东客家人的传统聚居区主要是在梅州（今嘉应）山区。明末清初，因为一场规模浩大、旷日持久的强制移民，深圳的聚居人口来了一次大换血，客家人大量入迁深圳，成为定居深圳的新族群。
清军入关之初，东南沿海仍存在郑成功等许多抗清武装，对清朝统治造成了威胁，为了杜绝海患，清廷在沿海地区实行“禁海”“迁界”政策。所谓“禁海”，就是实行海上戒严，禁止渔民出海；所谓“迁界”，就是将允许居住的沿海边界向内陆迁移，强迫沿海居民迁徙到内地。从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实行“迁界”开始，深圳人口先后两次实行内迁，一共向内迁移了80里，当时的新安县境内几乎变成了“无人区”，千家万户被限期强行驱离，全县人口仅剩北部山区的2172户，深圳进入了近30年的人口断裂和真空时期。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台湾归入清朝版图后，才开始“复界”，“复界”后原来内迁的大部分广府人没能及时回迁。据《新安县志》记载，新安县香港地区的原住民五大家族如广府锦田邓氏、新田和泰亨文氏、上水廖氏、河上乡侯氏、粉岭彭氏，只有不足原先的四成人回港继承祖业，因此导致大量土地抛荒。清朝政府见此情形，遂在人多地少的客家山区招募移民开垦。因福建“复界区”主要用于安置郑成功所率投诚官兵，未行招垦，粤东南沿海“复界区”就成为山区客家人的迁徙目的地，客家人正是在这段时间大量进入深圳。
据《宝安县志》记载，最早在宋元时期，客家人进入深圳，分布在福田梅林、宝安的石岩、观澜、龙华、布吉、大鹏等地的一些村庄。明代中晚期，客家人入迁深圳稍有规模，分布在俗称的横（岗）、龙（岗）、坪（山）、葵（涌）等地区。龙岗赖姓和坪地萧姓等，就是此时期迁入的。坪山坑梓黄姓的黄朝轩于明末自惠州府归善县白马碗窑村迁入江边村（今深圳坑梓），一世始祖立业，二世祖黄居中于清朝康熙三十年（1891年）创建洪围。而龙岗区较早的客家围田丰世居则建于明永历十六年（1662年）。客家人大量迁入深圳是在清初“复界”后，从嘉应州和惠州府来的人最多，移民大潮持续到嘉庆年间。
清初的新安县是最早“复界”的县份，但是，展界之后回到原籍的居民非常少。雍正五年（1727年），广东出台地方性优惠政策，明确移民垦荒边界，减轻移民负担，资助移民生产，对于招垦得力的官员给予升职奖赏，鼓励居民大量迁往展界区。从那时起，大批的客家人从惠州、河源、兴梅地区纷纷迁往深圳盐田、大鹏、葵涌、龙岗、坪地、坪山、坑梓、横岗、龙华、观澜、西丽、石岩、布吉、布心、草埔、莲塘等地，开始了深圳客家人的创业史。当时为客家籍移民设置的村庄就有345个。著名的大万村的曾姓也是在清康熙年间从梅州五华迁到坪山的。据《宝安县志》记载，直到改革开放前，宝安县（今深圳）客家话人口占56%，粤语人口占35%（当年宝安县政府把新移民深圳的基围人方言基围话和一些地方土语都统计进粤语），大鹏军语人口占9%（大鹏半岛上主要语言为大鹏客家话，宝安县政府把大鹏当地的客家话也统计进大鹏军语中，实际当年宝安县客家话人口占原居民总人口60%以上）。客家人、客家话成为深圳的主流。
广府民系、客家民系在深圳交会，因为濒临曾经的深圳河而得名的深圳墟，则处于水深、水多、好发财的十字路口。从西边的南头，到东边的盐田、大鹏，要经过深圳墟；从北面的龙岗、布吉，到南面的九龙、香港，也要从深圳墟经过。深圳墟就是处在这么个繁华的十字路口，既有陆路，又有水路，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偏西南面居住的广府人与偏西北面居住的客家人，都到深圳墟市来赶集，深圳墟因此很快发展起来。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编纂的《新安县志·墟市》开始出现关于“深圳墟”的记载，此后深圳墟一直繁盛不衰，规模越来越大，包括“猪仔街”“谷行街”“鸭仔街”“鱼街”“牛巷”“陶巷”“民缝街”“三角街”“宝日街”“油榨头”“西和街”“南庆街”“养生街”和“维新路”，人民路一横街、二横街、永新街、东兴街、东新街、立新街等街巷。在墟市中有五个“城中村”分别是叶屋村、新屋村、油榨头村、南塘村和向南村，蔚为壮观。
19世纪的英国殖民者之所以选择占领香港岛，固然跟维多利亚港是天然良港有直接关系，而紧邻香港岛就有深圳墟这样的繁荣墟市，应该也是一种重要的考量。是后来的香港成就了今天的深圳，还是早先的深圳墟成就了当年的香港，抑或兼而有之？在历史的大时空里，我们真得从长计议。
第三，广九铁路上的罗湖桥和深圳墟。
香港替代澳门成为世界性港口，原因是多方面的，星球研究所等机构已有诸多分析。
香港维多利亚港被四周的岛屿、山地包围，让船只避免被强风侵袭；同时由于它位于珠江口东侧，泥沙大部分淤积在珠江口西侧的澳门，东侧形成港阔水深的天然良港；香港港口的优势在远洋巨轮时代非常突出。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香港的自由港政策优势。香港开埠之初，劳动力极为缺乏。英国人宣布香港为自由港，面向全世界商船开放、免征关税，华人更是拥有一项可以自由进出的“特权”，无论是否为香港本地居民。自由港内推行法治。英国人在原本依靠大清律例及乡规民约治理的土地引入了近现代法律体系，这在当时的中国堪称一大进步。第二任港督戴维斯信心满满地说道：“殖民地靠着提供法律保障，就会奇迹般地吸引富裕的华人来新殖民地。”
最重要的一点是香港保持了长久的和平。
1854年，太平天国的起义军逼近广州，为躲避战乱，广东人成了第一批大规模移居香港的人，香港的人口从1851年的3.2万人骤升至1861年的12万人，之后的趋势仍然有增无减。到了20世纪30年代，香港已经成为一个拥有近百万广东新移民的大型城市。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香港一下成了全国最安全的城市，上海人也开始大规模移居香港了。这一情况不但给香港带来了十多万的新增人口，还带来了大量资本以及企业家，这次上海人大迁移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包玉刚、董建华都是这些上海移民的后代。如果说第一批来港的广东移民主要为苦力及工人，那从上海人大规模移居香港开始，有着知识积累、财富积累的社会精英开始以移居香港为第一选择。相应地，上海的衰落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
20世纪40年代末中国陷入内战，仅1949年到港的新移民就高达80万人；20世纪60年代内地又经历一连串的饥荒与动**，大批内地人或翻山越岭、或泅渡过海涌入香港，1950年香港人口达220万人，1971年逼近400万人……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香港几乎是内地与世界交流的唯一窗口，强大的经济机器在暴增的人口推动下大力运转，香港进入了一个野蛮生长的黄金时代。
香港经济的强劲增长对深圳的拉动作用并不始自20世纪80年代。
1911年，清帝退位，封建帝制结束，民主共和制确立，深圳墟迎来了近代化的路桥时代。广九铁路正式通车，深圳墟变成了一个铁路枢纽站。
早在清同治三年（1864年），英国铁路工程师士蒂文生爵士首先提出兴建一条连接广州、东莞、深圳和香港的铁路的构思。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英国政府为在中国扩展势力，再次提出兴建广州至九龙的铁路，并计划创办由怡和洋行及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组成的中英银公司。该年末，广东候补知府易学灏具呈两广总督李瀚章，拟凑集商股方式，修建广州至香港九龙的铁路。因粤汉铁路尚未修通，计划搁浅。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经清政府批准，中英银公司获得特许权，兴建广州至香港的铁路。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广九铁路英段动工建设。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英国与清政府签订专项借款协议，清政府借款150万英镑兴建广九铁路华段。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广九铁路华段动工建设，中国工程师詹天佑参与指导设计了广深段线路控制性工程。1911年，广九铁路全线贯通。
广九铁路（Guangzhou-Kowloon Railway），简称广九线，是中国境内一条连接广州、东莞、深圳和香港的区际铁路，为华南珠江三角洲地区重要的干线铁路。全线分华段与英段两部分。1949年，广九铁路华段或广深段改名“广深铁路”，我1991年第一次到深圳就是坐的广深列车；1996年，广九铁路英段或香港段改名“东铁线”。华段和英段的分界线就是罗湖桥，当年由詹天佑主持督建。
随着广九铁路全线通车，深圳成为广州、香港互通的重要门户。当时深圳火车站的站名就叫“深圳墟”，而不是罗湖火车站。铁路、公路及深圳码头的水路，使南来北往的物流与客流空前繁忙，不少行业应运而生，商铺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比如富源米铺、祥光百货、同和中药店、仁爱药房、仁和堂中药店、曾苏民医师、梁四姑接生、裕丰隆布匹、瑞和山货、合成号云片糕、豫园饼家、富华饼店、曾谭记麻糖、远东行客家食店、伦记酒家、鸿安酒家、泰山旅店、绿记云吞面食，妙奇香饭店、权记米铺、鸿华米铺、曾宝华牛肉店、何福记火水灯具、张洪记烟丝行、曾明记蓑衣毡帽店、丽新车衣布匹、联星汽车、民丰米机、电厂电灯房、民乐戏院、维新书店、新生活照相及昌兴金铺等，商行数百家，遍布大街小巷。天后庙、关帝庙、福德庙、义祠、车公庙、社学、教堂及4座炮楼等，分布在墟市东西南北各处。
深圳墟纵横数十条街中有条小街叫“上大街”。它本来不是住宅民居，而是深圳历史上店铺最多、最繁华的一条商铺街。清末民初那段时间，上大街是集中买卖布匹丝绸、印染布料、香云纱，加工成衣、蚊帐、被褥、枕套之类的匹头专业街，兼有米铺、副食和医药、诊所等门店。小街东西走向，街头到街尾上百号店铺，鳞次栉比，檐飞瓦叠。青砖墙，灰黑瓦，一间接一间，一座连一座，没有巷罅，最宽处五六米，窄处不足三米，刚够旧时县衙的官轿通过，也足够商贾挑担货物进出。街内的房子多数建有二层或设阁楼，用作住家与货仓。百年老店东生源就在上大街设有前店后厂，“厂”里有20多平方米的染布池及近百平方米的作坊店面。
深圳墟以前有东门（今湖贝村西边东门路）、北门（今人民北路深中附近）、西门（今解放路西铁路一带）和南门（南塘村围墙门）。据说这几个门后来在历次战争中已被毁，特别是1938年日本军队轰炸深圳墟，炸毁了几条街道和罗湖桥，只留下“北门街”和“东门”的地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深圳墟拆了西和街、谷行街等几条小街，建成了横贯东西的解放路。上大街的店铺纷纷迁往解放路、人民路营业。上大街从此失去了商业功能，成为城镇居民的住宅区。
在没有改造成东门步行街之前，深圳街巷、骑楼、商铺、屋村、庙宇纵横分布，祠堂、书院、炮楼、古钟、石板路和百年古树点缀其间。全国七大方言，深圳占三种（广府话、客家话和潮汕话），其中广府话和客家话人数几乎一半对一半。20世纪70年代末的调查显示，在南塘村（今老街东门町一带）八横六纵巷道共276间砖瓦平房聚居入住的好几百人，分别来自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甘肃、安徽、山东、江苏和江西等9省21个县市，共计23个姓氏，他们当中不乏因避战乱或灾荒迁徙而来此地谋生的游商、掮贩、工匠以及退隐吏官、落魄秀才。
根据2019年9月30日深圳《晶报》纪念深圳建市30周年的长篇通讯《回首当年：1949，深圳这样迎来解放的黎明》（A07版），1949年10月19日下午4时25分，由粤赣湘边纵队宝深军管会主任刘汝深率领接管人员百余人从布吉开进深圳，居民在深圳墟车站欢迎解放军。当晚，军管会在民乐戏院召开各界人士和群众大会。刘汝深宣布深圳镇人民政府成立，号召工商界人士迅速恢复营业，维护交通、水电和社会秩序正常运作。深圳镇人民政府的牌子挂在深圳当铺“共和押”的门口，粤赣湘边纵队一支队三团政治干事陈虹被任命为深圳镇解放后第一任镇长。当时深圳镇居住着来自22个省96个县的4万多人口，有20多个商会、数百家店铺。解放后，为了保证边境的稳定和安全，开始强制遣返居民，到1957年，深圳镇只剩下1.1万人。1953年，因深圳墟连接广九铁路，人口聚居较多，工商业兴旺，宝安县治由南头东迁至10千米外的深圳。1979年宝安县改为市，以政府驻地“深圳”为名，即深圳市。我们大深圳的地名就是这样来的。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由国务院提出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这一天被称为“深圳生日”。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深圳也不是。
中原移民在岭南开枝散叶是从西往东演进的，广东三大民系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分别在不同时期融入深圳。
500多年前的深圳墟，是广府人的新领地。
300多年前的深圳墟，是广府人与客家人的集市。
100多年来的深圳墟，是广府人、客家人、潮汕人和更多外来移民的栖居地。
东西方文明在这里交汇。
亚洲大陆文明和海洋文明的分界线在这里变得模糊。
咸淡水交汇处的深圳发展每每让人感到意外，却无不在历史的逻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