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深深深几许?
在开始深圳话题的具体讨论之前,先得对“深圳”有个大概的认知。“你可能知道香港到底有多香,广州到底有多广,澳门到底有多少奥秘;但是说正经的,你未必真正知道深圳到底有多深。”知乎网友“千江一月”认为深圳的深度显然不是由深圳河决定的。深圳河在中国10多万条的河流体系里面,绝对是一条非常普通的、无足轻重的河。理解深圳的深度,需要对全球地理有深刻的理解,需要有更宽的历史尺度和更广的未来视野。
深圳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名字,主要有两种内涵。一种是老深圳概念,即在1979年3月5日设立深圳市、1980年8月26日成立深圳经济特区之前的深圳。另一种则是设立深圳市、成立深圳经济特区以后的深圳,这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新深圳概念、深圳特区概念,范围与历史上的宝安县版图大致相当。“千江一月”举了石家庄的例子来说明深圳地名复杂内涵的有趣变化:石家庄原来是正定县郊区的一个小村庄,因为1907年要修正太铁路,法国工程师埃士巴尼选址这里修建火车站,由此逐渐演变,带来了一个崭新的城市。悲哀的是,现在石家庄人已经很少知道埃士巴尼这个人。不那么悲哀的是,深圳人现在对1911年开通的广九铁路上那个名叫“深圳墟”的火车站的印象越来越深刻。
深圳的“圳”字,是指田野边上的水沟。这是典型的具有非常明显的当地特征的地理名词。正如西北沙漠中大坂的“坂”字,四川的“坝”字,湖北大别山的“畈”字,浙江湖州山区的“岕”字。从这个字的来源就可以看出,历史上的深圳,只不过是一个有水有土、适合于种田行舟的小地方。这大约就是老深圳的概念了。
从深圳的移民成分、姓氏来源和职业结构看,历史上的深圳不可能是一个渔村。历史上宝安县的人口来源主要是外地移民。基本上由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构成主要的移民群体。广府人沿珠江而下,大多分布在西部南头一带,沿东部海岸线而来的渔民主要是潮汕人,他们占据了各处海湾。而最主要的客家人则是沿东江流域从南岭九连山到龙岗的山区而来。清朝晚期,新安县辖区占地2 364平方千米,人口22万,客家人占60%,其中九龙半岛北部,现罗湖福田一带范围,大部分为客家人居住。客家人的主业是种田,不是捕鱼。
姓氏调查也显示,在原深圳居民中,郑姓来自河南新郑县;简姓来自河北涿州市;黄姓来自湖北江夏;庄姓来自湖北;文姓来自江西吉安,是文天祥的后裔。雍正年间,大量移民来到深圳开垦荒地,其中客籍村庄就多达345个,他们都是种田的农民。据民国时期宝安县1934年的统计资料记载,宝安县共有耕地面积54万亩(360平方千米),水稻种植面积23万亩(约153.3平方千米),从事渔业的人只有250人,兼营渔业者700人,但养蚝的人不少。
历史上的宝安县曾有“四大墟”,那就是深圳墟、沙井新桥的清平墟、沙头角老街和观澜墟。到清朝末年,包括香港地区的墟场已经达到37个之多,与河流的运输紧紧联系在一起,形成了完善的市场网络。所以“千江一月”认为,历史上的深圳,更像一个市场。
1911年8月14日,广九铁路正式通车,并举行了通车和接轨仪式。当广九铁路建成以后,深圳墟及罗湖附近就变成了旧市场网络与新市场网络的连接点,是中国大陆在南方与外部世界沟通的最重要的市场空间。广九铁路的建成,才是深圳现代史真正的开端。
深圳作为欧亚大陆东南的一个端点,是水陆交通和铁路交通的一个交会点,它不像内陆的许多城市,因为新旧交通的分离背道而驰,相反,新旧世界在这里相得益彰。就像中国围棋术语所说的“金角银边草肚皮”,深圳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金角。自广九铁路通车以后,深圳真正进入现代社会城市体系,并且多次成为历史发展的支点,一直被许多深邃的目光注视着。
早在鸦片战争前,《南京条约》的起草人——澳门传教士郭士立,就已经注意到深圳的特殊位置。他多次在深圳湾沿海地区考察地形,并充当英国人的商务官和翻译,对新安县的这个区域有很深的了解。1858年,意大利传教士就开始绘制新安县地图,并在南头设立育婴堂。可见欧洲传教士对深圳在全球地理上的价值了如指掌。
1841年香港开埠后,深圳成为中国的国际事务端点,所有的事务都面临国际化。清朝末年,港英政府动议建设广九铁路,并在罗湖桥头设立车站,罗湖从此成为香港港口贸易和中国大陆国际贸易对接的一个支点。
1938年,日本人从大亚湾登陆广东,1939年即占领深圳,并在深圳修建了三个机场,包括蛇口的后海、西乡以及上步田面村的军用机场,其中后海的机场最大。1941年11月7日,日本人在占领香港以后,就将深圳作为重要的华南战略基地。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人更是加紧控制从深圳到广州和武汉的铁路线,将其作为在东南亚作战的基地。深圳成为日本人占领东南亚的重要战略支点和跳板。
深圳作为一个地理位置极为特殊的地区,一直被人们高度重视。随着行政区域的变化和级别的提高,这个地方一次又一次地表现出超乎寻常的潜力。1979年以后建立的深圳特区,以其惊人的发展速度,更为世界瞩目。
据此,“千江一月”判断,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深圳还将面临另外一次全面升格的可能性。大航海时代,地球上相互区隔的大陆,实现了非常紧密的联系。但由于航海的特点,只有有限的海岸线是避风港和便于同内陆连接的交通枢纽,因此,这些大陆与海洋连接的端点,就成为重要的大陆之间沟通的渠道。如非洲大陆的开普敦、北美大陆的纽约。“历史上的深圳,曾经种田种地、打鱼养蚝、贩货走私、卖猪崽、开赌场、闹革命、跑龙套、做配角等,五花八门,各种营生都试过,但只有现在的路向是最好的。深圳现在从事的科技创新、金融贸易、教育文化等,才能使深圳作为大陆端点的巨大地理潜能得以释放,生命力得以舒展。”对深圳历史做过一番认真梳理的“千江一月”如此感叹。
深圳如何进入我们的视野?
今天的深圳,大名鼎鼎,如日中天,威名远播,我们对深圳的前世今生已经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但是,时光回到40年前,人们听说“深圳”时,往往不知道是哪个“圳”;看到“深圳”时,往往不知道“圳”字怎么读。深圳在哪里?深圳是个什么样的所在?对于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都是一头雾水。20世纪80年代以前,深圳并非默默无闻,只是普通人并未关注而已。
在20世纪60年代风靡全国的3部反特电影《羊城暗哨》《秘密图纸》《跟踪追击》中,“深圳”曾经露了脸,因为电影里国民党特务登陆和逃跑的地点都在深圳。
电影资料记载:20世纪60年代初,广州市公安局的两位公安人员,根据自己多年办案积累的素材,创作完成了电影剧本《跟踪追击》,引起了导演卢珏的注意。1957年,卢珏导演了著名的反特电影《羊城暗哨》,大受欢迎。看到《跟踪追击》的剧本后,他再次拍起了反特片。1963年发行的反特电影《跟踪追击》,剧情是这样的:
1961年9月20日清晨,深圳边防检查站发生一桩可疑案件。检查员从一个老太婆的手提包里搜出伪装成香烟、糖果的雷管和炸药。但她一口咬定,这手提包不是她的。此时,在候车室又发现一个无主的手提包,里面有玩具小汽车等物,与老太婆描述的情况完全相符,这可能是特务在旅途中调换了她的手提包,利用她把爆炸品带进来。当事情败露后,因为畏罪,特务丢掉了手提包,以割断调查线索。但谁是丢手提包的特务呢?公安人员李明刚等根据玩具小汽车进口上税税单存根这一线索,在群众协助下,经过缜密的侦查,终于查明工厂老工人林德祥的侄子林永贵就是调换老太婆手提包的特务。李明刚掌握了确凿的证据,果断地突审林永贵,使林永贵认罪交代。林永贵的任务,是通过林德祥接近电厂、物色发展对象,在国庆前夕炸毁发电厂。李明刚将计就计,要他写信给香港国民党特务机关,称已找好目标,请派人来审查。不久,我边防部门发现有人偷渡。同时,林永贵也接到电话,命他和发展对象到百货公司接头。李明刚扮成电厂工人与林永贵到接头处等待。因林永贵不够沉着露出破绽,被暗中前来审查的女特务徐英察觉。徐英悄悄到何老师家,向何老师的世侄——潜伏特务钱家仁汇报情况。钱家仁怕事情暴露,决定放弃林永贵,改变爆破目标。他抢先至藏放炸弹地点拿走炸弹,但故意留下一个,以麻痹我公安人员。李明刚审讯完偷渡犯,发现炸弹被人取走了一个,而偷渡犯未打过电话,据此判断,还有更凶恶、更狡猾的敌人尚未归案。他又根据何家保姆提供的重要情况,断定钱家仁、徐英企图利用何老师外甥女——某变电站女技术员小蔡,炸毁变电站。钱家仁知道小蔡是无线电的业余爱好者,答应送给她一个万能表。为了保卫国庆期间的公共安全,控制炸弹,李明刚争取到何老师的帮助。这时钱家仁突然归来,准备取走炸弹,但他见有生人,不敢行动,徐英又暗示将有群众前来检查白蚁,更使他惊慌。李明刚故意避开,钱家仁遂乘机从厕所水箱中取出炸弹装入万能表,赠予小蔡。小蔡深感他关心自己的学习,回到变电站正欲打开万能表欣赏,李明刚及时赶来将炸弹拆除。小蔡始知为敌特利用,悔恨不已。这时徐英被捕。钱家仁虽潜水藏在开往澳门的渡船的舵下,也未逃脱李明刚敏锐的眼睛。这个阴险恶毒的特务终于落网,敌特的罪恶阴谋又一次被彻底粉碎。
《跟踪追击》虽然跟《羊城暗哨》一样,以广州为背景,但影片开始时的边防站那场戏却是在紧邻香港的深圳罗湖口岸实地拍摄的。据说,拍摄时,正遇一批偷渡客从香港被押回,他们衣衫不整、疲惫不堪地挤在最后一节车厢里。到了车站,偷渡客见现场人数众多,他们不知是在拍电影,只是觉得乱糟糟的,正好趁乱逃跑。有些人拼命地往香港方向逃去,场面顿时大乱。情急之下,摄制组立即关机,大家全体出动,配合警察抓捕偷渡客。扮演侦查员李明刚的演员林岚身穿白色警服,见此情景也加入了追捕的行列。大家齐心合力,将逃跑的偷渡客全部抓获。
我小时候喜欢看连环画,将几百本连环画登记造册。小伙伴们要借阅,得去采摘一些金银花之类的跟我换。我将金银花晒干,攒起来,拿去外公所在的供销社卖钱,再买连环画。我那几百本连环画好些就是这样买下来的。登记册上的001号,就是《跟踪追击》。这本小人书我看过几十次,可我那时对书中的“深圳”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对深圳有印象是因为我表姐。表姐、表姐夫在1985年就随所在的建筑公司来到深圳工地,带回新颖的有按键计算器的电子手表给我做礼物,令我眼界大开。从此,只要一提起深圳,我的精神就为之一振,想起那块黑白按键、硕大无朋的电子手表。人,就是对物质的**印象更深。我像很多早期的来深者一样,在物质文明的**下,怀着忐忑的心情坐着广深列车第一次来到深圳。广深列车内有如异国他乡:蓝色软座、白色纱垫、模特一样的司乘小姐、听不懂但特别悦耳的广东话,加上窗外一晃而过的大得像芭蕉的香蕉树,矗立在绿荫里的簇新厂房……我以为,通向天堂的美好之路就应该是这样的。
可是,广东、深圳式的物质繁荣为什么无法翻越金鸡岭,蔓延到我的故乡湖南呢?那时,流传着一个段子:湖南、广东交界处有一座金鸡岭,鸡头冲着湖南,鸡屁股冲着广东。金鸡吃了湖南的白米,却把金蛋下在了广东。
后来,因特虎的讨论将这个问题升级了:与深圳一起设立的特区共有四个,为什么只有深圳特区鹤立鸡群?
最直观的理由:深圳特区面积最大。
厦门经济特区于1980年10月被批准设立,面积只有2.5平方千米。1984年2月,邓小平同志视察厦门后,厦门特区范围才扩大到全岛,面积达到131平方千米。汕头经济特区大一些,22.6平方千米,规划在汕头市郊龙湖。珠海经济特区最初只包括拱北、湾仔小部分地区,直到1983年,珠海经济特区面积第一次扩大,才包括香洲、吉大、拱北、前山、南屏、湾仔地区。深圳经济特区是大手笔:东起大鹏湾边的梅沙,西至深圳湾畔的蛇口工业区,总面积327.5平方千米。其他三个特区面积加起来也没有这样的体量优势。
那么,深圳经济特区为什么一开始就有如此巨大的体量?
最直接的理由:深圳毗邻香港。
厦门靠近我国台湾,台湾在“亚洲四小龙”中的实力不输于香港,但是台湾和厦门之间隔着个台湾海峡。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与大陆的关系尚属微妙,短期内台湾对厦门的经济拉动有限。珠海紧邻我国澳门,但澳门是弹丸之地,经济以博彩业为主,对珠海的工业化推动力不从心。汕头在近代号称“小上海”“小广州”“小香港”,是海外潮商的故里,但是海外潮商的主力集结在与深圳一河之隔的香港。香港不仅集聚了海外潮商、海外客商、海外粤商、海外闽商、海外沪商等海外华商,还是日商、韩商、南洋商人、欧美商人的集聚地,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形成的制造业能量正处于爆棚阶段,深圳经济特区的体量相对于香港制造业的能量就是小菜一碟了。
香港制造业的能量是怎样积累起来的?又是怎样带动深圳经济特区腾飞的?这些问题先按下不表,留待后文再详细讨论。这里先要交代的是,香港与深圳原本是大宝安的一部分,而深圳确实是搭帮香港,才暴得大名。改革开放后的深圳固然是因为毗邻香港而闻名,但是改革开放前的深圳也是因为临近香港而闻名。120多年前的晚清时期,“深圳”二字还是因为香港才第一次出现在国家外交文件上。
1841年1月26日,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国强占香港岛。1842年8月29日,清政府被迫在英军舰上签订《南京条约》,割让广东宝安的香港岛给英国。1860年10月24日,中英签订《北京条约》,割让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南地区给英国。1898年6月9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俗称“新界租约”,租借九龙半岛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地区,以及200多个大小岛屿,租期99年。通过三个条约,英国共占有包括香港岛、九龙和新界总面积达1092平方千米的中国领土,也就是现在整个香港地区的面积。正是因为《展拓香港界址专条》,深圳河成为中国内地与香港英占地之间的界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