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底，袁庚给招商局企业管理培训班的学员上课，再次谈到这句口号，在培训班学员中引发热烈回应。在这次讲课过后的一个星期天，谭筑熙等6名培训班学员，在当时蛇口最热闹的商业街——华苑酒家门前的小广场上再次竖起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事事有人管，人人有事管”，比第一块木牌多了两行字。

第二块标语牌的竖立是否得到袁庚的授意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袁庚在对企业管理骨干培训时再次重申了标语内容的意义。不料，1982年的春天，又出现一场针对改革开放的非议，“姓社姓资”之争不断扩大。面对严峻形势，袁庚考虑再三，再一次让人将这块牌子拆除。

第三块标语牌是一年以后的事情了。那时，对于改革开放的非议有所减少。1983年8月，时任蛇口工业区宣传处副处长的周为民又想起了这句口号，他认为这句话如同晨钟暮鼓，引领蛇口人以全新的观念与时间赛跑，促进蛇口人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创造新的辉煌。宣传处用了一个星期，制作了比前两块大许多倍的巨幅标语牌“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将其立在港务公司门前。

这块牌子依然引发了争论，所以存在的时间也很短。在改革开放之初，虽然“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只有12个字，却事关“姓社姓资”的路线之争，哪里能够一蹴而就？但是袁庚就是要做冲破无数人思想禁锢的事。袁庚曾经说，要引进外国的资金、技术、设备等，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而要创造一个适应这个经济发展的社会环境，则困难得多。进步的社会、进步的人，是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经济起飞的大前提。蛇口要发展，首先要从人的观念转变和社会改革开始。

幸运的是，锲而不舍的袁庚不久就等到了一个最佳的机会。

1984年春节，邓小平南下视察深圳、珠海等沿海经济特区，这次视察也被称为“第一次南方谈话”。邓小平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经济特区的命名者，也是最重要的推动者之一。此时，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已经过去了6年，创办经济特区也有3年多时间了，这次南下就是要看看经济特区的实践到底是否经得起检验。

得知邓小平要亲临蛇口，袁庚很振奋。在做好接待准备工作之余，袁庚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要求工程公司连夜加班，做出一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标语牌，立在当时从深圳市区进入蛇口的分界线上。蛇口工业区办了快5年了，这条路到底对不对？“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究竟是对是错？袁庚想从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口中得到一个答案。

1984年1月26日早上，经过通宵加班赶工，一块巨大的广告牌矗立在从深圳通往蛇口的路口，蓝底铁皮板上写着12个大字：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事实证明，邓小平对深圳和蛇口的改革开放建设是满意的。在这次视察后，邓小平为深圳经济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

邓小平一锤定音，消除了当时围绕着口号的种种争议，也给袁庚吃了一颗定心丸。

得到邓小平的肯定和赞许，“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从此广泛传开。这句最能体现商业社会常识、也最能体现改革开放精神的口号，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和行为准则，被誉为“第一声春雷”。1984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的国庆庆典上，写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蛇口工业区彩车驶过天安门。这句口号从此响彻全国，家喻户晓。

《经济日报》曾热情洋溢地评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在机声隆隆的工地上出生，在不绝于耳的争议声中长大。它的“准生证”是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颁发的，它的“成人礼”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国庆大典中完成。书写有这句口号的牌子，在历史的风雨中几经竖起拆下，但至今依然屹立不倒。第四块写着这句口号的牌子甚至由国家博物馆收藏。这句口号迸发出冲破层层束缚的力量，更是深深地镌刻在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进程中。

蛇口模式和蛇口风波

1981年春天，蛇口工业区“五通一平”一期工程基本竣工，建设指挥部正式更名为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管理委员会，引发4分钱奖金争议的600米顺岸码头也已正式投入使用。这一年6月，《人民日报》全文刊载了一篇新华社电讯稿《蛇口工业区建设速度快》，首次提出了蛇口方式。此后，蛇口方式又被演绎为蛇口模式，并在日后与“深圳速度”一起，对推动改革开放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蛇口模式，说到底就是对人的利益和责任的尊重。其核心是让企业充分发挥自主权，按照市场法则和经济规律办事，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搞活经济。1979年9月，蛇口第一家合资经营企业“中宏制氧有限公司”落户蛇口工业区，两年中数百家合营、合作企业进入。这些企业在资金来源、法人地位、股东权益、经营管理等方面都按市场经济规则办事，使蛇口在管理上也采取了与之相适应的市场方式。随后，蛇口开始实行经理负责制，企业定岗位、定成本、定利润；实行员工招聘制，允许员工和人才合理流动，工厂可以解雇工人，工人也可以辞职；工资、住房也进行了市场化改革。蛇口的做法很快扩展到整个深圳特区。这一做法的核心后来被概括为两点：外向型的经济和市场机制的管理。

袁庚执掌的招商局充分运用中央赋予的自主权，敢为人先，大胆突破，进行了分配制度、管理体制、干部人事制度、用工制度、工资分配制度、住房制度等一系列配套改革，创造出诸多中国第一。蛇口的这些做法逐渐受到肯定。随着14个沿海城市和海南岛的对外开放，市场机制迅速扩展，在全国产生了示范效应。之后，效益观点、竞争意识、等价交换、法制观念等市场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个体经济、乡镇企业、三资企业、股份制企业等新的经济体不断涌现，奖金、练摊、砍价、打工、下海、跳槽、炒鱿鱼等新词新语开始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些观念的改变，这些新生事物的诞生，其实不总是平静的，曾经也激起了惊涛骇浪。

1988年1月13日，蛇口举行了一场“青年教育专家与蛇口青年座谈会”。会上，70位蛇口青年与3位著名青年工作者——北京师范学院德育教授李燕杰、某部调研员曲啸、中央歌舞团前舞蹈演员彭清一展开了激辩。

争论的焦点之一是关于“淘金者”的争论。

马立诚的《“蛇口风波”始末》是这样记录这场争论的：

曲啸说：“内地青年有很多人向往特区，想到这里来。但是这些想来的人中间有两种人，有创业者，也有淘金者。在个别人的思想里，想到这里来干什么呢？淘金，挣钱，玩。真想到这里来创业的，有……凡在人群之中，必定有先进的、落后的、中间的。有差异是正常的……就是在座的当中有没有淘金者呢？到这里创业，这是大多数，有没有淘金者？有。”

坐在门口的一个青年说：“希望三位老师能和我们一起讨论一些实质性的问题，不要讲些空洞的说教。你说来深圳的人有建设者、创业者，也有淘金者，请解释清楚什么叫淘金者？”

另一位青年问道：“我想问问，我们一些青年到这里承包、租赁，这些人是不是淘金者呢？三位老师对淘金者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是来挣钱、搞商品经济的就是淘金者吗？”

曲啸的回答是：“我说的淘金者不是为深圳特区的发展来创业，不是为了创业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而是看上了这样一个经济非常活跃、利也很厚的地方，为了个人利益到这里来，图这里生活好、工资收入高。如果钱少了，生活又艰苦，就不肯来。我把这类人当作淘金者，特区不欢迎这样的淘金者。”

一位青年站起来反驳道：“我们来深圳、蛇口为什么不能赚钱呢？淘金者赚钱，但没有触犯法律，无所谓对错。淘金者来蛇口的直接动机是赚钱，客观上也为蛇口建设出了力。比如一个个体户开餐馆，他的目的是谋生赚钱，但他给国家上交税金，也方便了群众，这样的淘金者有什么不好？除了投机倒把、经济犯罪等之外，凡是正常的经济活动，都是用自己的汗水和生命创造财富、活跃经济，对社会发展起着推动作用。”

曲啸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目前有一部分青年特别强调个人的价值，我认为，‘天生我材必有用’，每个人都有价值这是肯定的。但是个人的价值如果不在群体的价值中去体现，个人的价值是很难得到充分体现的。青年人应该考虑到祖国的命运，而且应把这个放在第一位。到深圳、蛇口来，到底是为了享受还是为了创业来了？为了创业而来，我认为是真正好样的，如果为了享乐而来的话，那是很危险的。”

一位青年进一步反驳曲啸的意见，说：“情况往往是，创业和淘金，为自己打算和为社会考虑，这些东西在人身上是交织在一起的，不大容易分得清楚。谁也说不清楚。这些东西从理论上没有解决。在一个人身上，为自己、为别人、为社会各占多少比例，在什么情况下怎样调整等，说不清楚。有的人他自己也弄不清楚自己，但他还要说，他觉得自己好像挺清楚似的……”

曲啸打断这位青年道：“你认为你现在做的一切和你个人的价值都只属于你个人的吗？”

青年：“当然是这样的。”

曲啸接着问：“那你现在为什么工作？”

青年：“为什么工作？第一是为生存，这是五个基本需要的最低层次；第二是安全；第三……首先是为生存我得干活，就是这样。有些时候我觉得中国有些东西，挺虚的而且挺伪的，加起来就是挺虚伪的。”

另一位青年说：“其实，干就是了，做完之后我们看效果，你管他什么淘金不淘金、创业不创业呢？他创了半天业闹了个大赔本不也挺可笑的吗？淘金者有什么不好？美国西部就是靠淘金者、投机者的活动发展起来的。创业和享受这二者是不能分开的，二者并不矛盾，并不是我创业以后都得给别人，我也要取一部分。”

彭清一认为：“美国是美国，怎能和我们特区相比？美国姓资，搞的是资本主义，我们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特区，两者没有共同之处，我们不能用资本主义开发西部的办法来建设特区。”

蛇口青年则认为，这样僵化地划分姓“资”还是姓“社”，不利于改革的深入发展，不利于吸取全人类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不利于我国生产力的解放和提高。

……

对于当年轰动全国的“蛇口风波”，袁庚怎么看呢？

在后来媒体的一次面访中，袁庚是这么回答的——

当时《人民日报》的记者也曾问过我，内地反响较大的“蛇口风波”，在蛇口却无反响。我当时回答，在蛇口，这种事本来就不值得谈，也没必要去争论它。有人说我们故意设圈套整他们，我们哪有空搞这些玩意儿，没有人这么无聊。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情很好理解。它的实质就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冲突，是两种不同的经济体制下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冲突。

市场经济讲的是公平合理，计划经济讲的是服从和无私奉献。究竟如何取舍呢？请让我打个比方：两人分苹果，一个大，一个小，你拿大的还是拿小的？我拿大的你说我损人利己。如果我反过来问，你愿意拿大还是拿小，你说拿小的。那我便说，你这不是陷我于不义吗？我还可以说：既然你愿意拿小的，那么我拿大的岂不是正合你意？怎么是损人利己呢？这样就乱了套。就像《镜花缘》里的君子国，让人不知所措。

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这件事情该这样办：假如这个大苹果值5角钱，小苹果值3角钱；我若挑大的，便补偿你1角钱，若挑小的，你便补偿我1角钱。这样公平合理，大家都没意见。这个社会应该做到公平合理，大家都没意见。合理的，才是道德的。

当然，个人的道德行为另当别论。就整个社会的普遍原则说，离开公平合理讲无私奉献是带强迫性的道德要求，只会造就另外一批占别人便宜的人。蛇口很早就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蛇口青年的思想观念与他们的经济生活密切相关。他们不愿意接受计划经济时代的道德准则，因此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再说这样的事情在蛇口司空见惯。宦乡一共来了蛇口5次，最后一次他对我说，这里的青年争论得很厉害，思想非常尖锐，有些问题我根本回答不出来，你是怎么培养出这样一批人的？所以虽然“蛇口风波”在外面闹得沸沸扬扬，蛇口本身却很平静，大家觉得这种事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如今，30多年过去了，但是往事并不如烟。

徜徉在蛇口海上世界的繁花与繁华里，袁庚老爷子“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捍卫你说话的权利”之类的话语时时在耳边回响。20世纪80年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传奇时代，成就了如此令人梦魂萦绕的精神偶像？与眼下矗立入云的高楼大厦相比，蛇口的思想和精神才是更宝贵的财富。没有蛇口的思想启蒙，何来40年来的经济奇迹？

袁庚凭着商业直觉在蛇口进行的一系列商业创新，已经不只是简单的商业技术创新，而是复杂的商业社会变革。袁庚在蛇口曾经达到的高度，我们迄今为止还在仰望。

老一辈的经济学家宦乡曾经说：“袁庚之所以搞出个蛇口，就是因为他对中国的计划经济一窍不通、一无所知。”但是蛇口的试验，绝非“无知者无畏”式的变革。只能说袁庚受计划经济的羁绊更少，所以更容易接受市场经济。尽管袁庚不是一个通常意义上的商人，但是深商乃至当代中国商人的商业精神源头却是从袁庚开始的。

(1) 涂俏：《袁庚传奇》，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20，第107页。

(2) 涂俏：《袁庚传奇》，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20，第121页。

(3) 涂俏：《袁庚传奇》，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2020，第144—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