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逸积累了深潜纯一的工夫后所到达“山穷水尽”之境，就是其太虚思想(15)，他认为，由此才能达到真正超脱生死的境界。他在自杀前一年写给弟子的信中说：“视死如归……若临死转一念，便堕阬落堑，不是立命之学。”（《高子遗书》之《年谱·天启六年条》）在其临终遗言中又说：“心同太虚，原无生死。”（同上书卷8下，《临终与华凤超》）静中、未发湛然就是无欲，若性上不加一物，那么眼前便全是“于穆不已”之真；若遵循万感万寂全然不易之理，则心之感应全是“自然无一物”。至此，富贵亦无，刑罚亦无，甚至生死亦无。一切全然取决于天，归之于天，那么万物自然无累。而如果以心为方寸，那么心只不过是“止于位”；如果以心为思虑，那么心只不过是“见其用”。人心本来即太虚，与天同一，而虚空贯通天、地、人。这就是景逸的太虚说（参见同上书卷8下，《答王无咎》；《与孙淇澳宗伯》；卷1，《语》）。

这样的太虚之空体，如果说根据的是“其中无一物”，那么可以比拟为禅家所谓的“无所缘”，但并不类似于禅家的“无着相”。这样的空，有神化不测之妙和天地生杀之用。之所以说心是空的，是因为心遵循物则，所谓“无适无不适，无可无不可”也（参见同上书卷6，《高桥别言》；卷1，《语》；卷5，《会语》）。故其空是不着有、无，是受命造道的空（参见同上书卷4，《回也其庶乎章》）。所以说，太虚中自然潜藏着道义之宝（参见同上书卷8下，《答王无咎》）。因此，景逸的太虚思想，正如他所说的“愿太虚非愿舍世而一念未起”（参见同上书卷3，《示学者》）那样，绝不是消极隐遁的思想。他晚年退居山林，是由于他认为“吾辈一室之中，自有千秋之业”（同上书卷8下，《与刘念台》）。

总而言之，在景逸看来，能够尽道的平平常常之心就是太虚。因而太虚似乎可以说是对停停当当、平平常常之心体而言的。(16)太虚即善体，善体即太虚，因而只有洗尽人欲和气质之病痛污浊，才能使心成为太虚；只有使善恶彻底返归性之本然，才能说心即太虚。因为心本来就是太虚，若得此心，便会不忤一物而自有调停、剂量和平等。因为太虚本是善之体，所以才能识别性善之体，否则，若说善恶平等，就会叛善而循恶，从而违反作为性善之体的太虚。他反对邹南皋基于佛、老太虚说的平等说，其理由就在于此（参见同上书卷8上，《答邹南皋先生》）。(17)

如上所述，景逸把太虚作为能够尽道的平平常常的心体，只是在遭遇厄运时，他的太虚思想才有点佛、老的超脱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