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认为，若不基于穷理，所谓居敬也终究是玩弄心绪；若不基于居敬，那么穷理亦难以达到心知。所以朱子主张两者并用并进。

朱子所说的“居敬”，是使本来的心性活泼的工夫。他不像陆、王那样，一味主张直下认取心之神明，而是强调在身心的内外动静方面之整齐严肃和谨慎，而无论尹和靖所谓的“收敛心，不容一物”的工夫，还是谢上蔡的“常惺惺”的工夫，都是由此而来的。所以，尽管朱子所说的“居敬”有三法，但整齐严肃之法却是最主要的。

景逸较好地体会到了朱子的这一思想，他说：“此心神明，难犯手势，唯整齐严肃，有妙存焉。”（《高子遗书》卷1，《语》）他在论述“敬”的重要性时曾这样说过：吾人只有身心二者，身得心而有主宰，心得身而有归宿。心据身，身据心，内外卓然。此即为敬。如此体认，躬行读书皆是培养证验。续此自然得妙理。（参见《高子未刻稿》卷6数部，《柬周季醇》）

景逸虽提倡“居敬”，但不认为必须像朱子那样，一定要把它与“穷理”并用。他主张，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两者是即一的——居敬本身就是穷理，从而不能不表现出以“敬”为本体工夫的倾向（参见《高子遗书》卷1，《语》；同书卷13，《书赵维元扇》）。不言而喻，景逸提倡“敬”乃是为了救正当时王学末流以本体自然为宗，无视工夫，从而陷于光景气机之弊。但他并不仅仅以“敬”为工夫，而是一方面承认工夫，另一方面又试图超越工夫。之所以有这种倾向，是因为他还潜在地受到了王学本体工夫论的影响。

朱子承程子之说，以敬为主一（无适），他认为“主一只是专一”（《朱子语录》卷96），“必不在主一上问道理”（同上）。直到最后，他也不认为主一之敬就是本体。而景逸则把“主一”称为“学之成始成终者”（《高子遗书》卷3，《书静坐说后》），认为“‘主一’二字最尽”（同上书卷2，《札记》），并且在关于“主”与“一”的解说中，论证了其所以是本体和工夫的理由。

照景逸的说法，亦即“一者本体，主者工夫”（同上）。不过他在解释“一”时，一方面说“一即平常之体也”（同上书卷3，《书静坐说后》），另一方面又说“心中无事之谓一，着意则非一也”（同上）。他还解释“主”说：“主则有意存焉，此意亦非着意。”（同上）由此可见，“一”是本体又是工夫，“主”是工夫又是本体。其实在景逸看来，说主一即敬，无非是集本体工夫为一体。所以他说：“性以敬而始，性以敬而复，性以敬而尽。”（《高子遗书》卷8上，《与许涵淳》）至此，便不能不说性即敬了（参见同上书卷5，《会语序》）。

李二曲对景逸这种既是工夫又“即本体”的“敬”的说法进行了批判，认为“敬”并非就是本体，只有做了工夫之后，才能复本体，而绝不能把工夫当作本体（参见《李二曲全集》卷11，《东林会语》）。

如上所述，景逸虽遵从朱子主张整齐严肃的“敬”，但归根到底，在他那里“敬”只是主静、未发的入门入室之工夫，所重视的依然是主静未发的工夫，这是应当注意的。朱子认为，周子之主静偏于静，所以他主张以动静相通的“敬”为要。但若比较张横渠、谢上蔡、陆象山、王阳明等人的学说，在朱子那里，似乎仍有追求深潜纯一的主静之意。因此，虽说景逸主张主静未发，但在思想方法上，却未必与朱子主张敬的精神相背。特别是在王学末流流于动，而滋生出严重弊害的社会条件下，以朱子学为宗的景逸之学，转向主静，大概是理所当然的。不仅景逸，而且湛学派的少墟，以及泾阳等当时宗朱的儒家，也都提倡主静未发的重要。

泾阳以周子和杨龟山以下的主静未发说为宗，提倡静坐的重要。但他并非片面地主张静，而是为了在静中指点出活泼之机（参见《小心斋札记》卷4；《泾皋藏稿》卷4，《答周仲纯》）。因此，虽说是提倡主静未发，但其中却可以说包涵着以使心性活泼为本来面目的朱子居敬涵养之精神。

景逸的主静未发说比起泾阳来，还要深潜纯一。尽管在东林的讲会上，他也常常极力提倡静定之功，即使说几乎把平生之力全都倾注在这个工夫上也不为过。他之所以用力于静定之功，是因为在他看来，心只有在“先天未画以前”、“人生而静以上”，才能雍雍肃肃、湛然虚明、刚健中正，也才能认识性善之体。他以朱子之省察（已发之法）为非，而以体认（未发之法）为是，其原因也正在于此（参见《高子遗书》卷1，《语》）。

据景逸说，所谓“体认”即反观默识，而反观默识即未发上的见性之法。一般来说，体认并不是借用程子所谓的“思”来袭取未发之体，而是使未发之体自我判明的工夫，亦即使心性积极活动的工夫，从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超越工夫的本体之动，所以体认有“点铁成金”之力（同上书卷4，《讲义》）。这种体认，看起来好像与阳明的“致良知”有一脉相通之处。但因为景逸所说的体认是主静未发的工夫，所以在这点上是不同于主动的王学立场的。

那么，景逸为什么要在体认上以主静未发工夫为宗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体认是见性之法，而并非只管在“无事甲里”求静，即并非求气、念、境、时之静。不过，在已发时，由于性体被掩蔽着，所以在那里求静体是相当困难的，只有收敛心，澄清心，然后才有可能（同上）。所以他说：“在思虑未起之时认取。思虑未起之时即是此认取。”（《高子未刻稿》卷3射部，《东林会语》）又说：“默坐澄心而妄想点检。”（同上书卷3射部，《勖赴讲会》）因此，他肯定陈白沙的澄心不是没有理由的（参见同上书卷3射部，《书左泉刘君扇》）。如果从所谓在主静未发上求性体这点来看，性体也许可以说是静的。但这种静，毫无疑问是性之静而非动静之静。景逸之主静，因为是求性静、理静，所以忘却这点而专求气、念、境、时之静，绝不是他的本意。对于陷入此弊的倾向，景逸说：“洗心收摄，必于世上调停。”（《高子遗书》卷8上，《答吴安节年伯》一、《上侪鹤赵师》一、《上侪鹤赵师》五）因此，尽管提倡静坐，但他却认为：“静中得力，方是动中真得力；动中得力，方是静中真得力。”（同上书卷3，《静坐说》）

在这里，景逸不过揭示了静体是贯通动静的心体，即所谓“非动非静之体”（同上）而已。所以，有时他担心会由此而偏言静，故而强调“静中看工夫，动中看真体”（《高子遗书》卷1，《语》）。虽然求静中之性或求静体，也许没有必要专门以主静工夫为根据，但景逸之所以一定要提出立静之功，就是因为在他看来，常人的精神短弱，故有必要在静中培养（参见同上书卷8上，《答吴安节年伯》一）。

上述景逸的主静说，与江右王门的良知归寂派及当时陈学派的主张有一脉相通之处。所以他肯定归寂派的罗念庵、王塘南学说，并与陈学派的萧自麓、吴子往一起激励于存养之道，是完全有理由的（参见同上书卷3，《困学记》）。他虽不满于塘南的“无思无为”说，但却叹服其静功的深邃。他还把罗念庵的收摄之学当作最大的感寂合一之学，从而表达了对念庵不附和良知现成说的赞赏（参见同上书卷10上，《三时记》）。

无论是泾阳还是景逸，都重视作为主静未发工夫的静坐，而景逸尤其重视。据他所说，静坐就是收敛心而体认不容一物的净净洁洁、湛然虚明的心之本色的见性之法。所谓见性之法，并非是在静中别求天理，而是使心还其本色的工夫。这意味着，见性之法又是复性之法（参见同上书卷3，《静坐说》）。

心是大化流行，与万物一体的，因而若与事物相违，也就是与心相违。不过因为性是物心一体的本领，所以若只求于事物，便会成为隔心而与本领相离。反之，若只守住心，便会成为隔物而失却本领。虽说是静坐而求心之静寂，但那绝不是守心于悬空，其实质即在于体认性体并复归性体。所以景逸认为，只要按照事物各自的位置，符合其法则而不容私情，就能得到真的静寂（参见同上书卷4，《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章》）；并指出，若能因物付物，就能使纷然成为寂然（参见同上书卷6，《戊午吟》）。他还把所谓“看未发之气象如何”的程门心法要旨解释为“因物付物者，万变皆在人，实则全无一事也”（同上书卷1，《语》）。

其实，景逸之主静，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即于物则的心之静寂。在他看来，这种主静是与专门沉沦于静寂的佛学有所不同的（参见同上书卷6，《戊午吟》）。那么为什么要在提倡主静的时候强调物则呢？景逸说，若遵循物则，心便自然而定，以至于物各付物（参见同上书卷1，《语》）。这相当于程明道所谓的“定”。所以他在解释周子主静说时，也曾把主静当作是定（参见同上书卷9下，《送迟庵潭先生序》）。

在景逸那里，所谓主静无非是基于事物的固有定则，在事物上求妥当。换言之，就是求停停当当的“中”。毫无疑问，这个“中”即是心体。但犹如前述，景逸是把这种心体视作存在于一念未起之际（未发）的心之纯粹无杂的东西，即未发之中的本体。所以他说：“心要在腔子里，是在中之义，不放于外便是在中，非有所着也。故明道说‘未发之中，停停当当，直上直下’，此中之象也。出则不是放之谓也。物各付物，便是不出来，不放之谓也。”（同上书卷1，《语》）而且这个“中”还是自然天然之体，在它里面一点人为的附加成分也没有。而所谓自然天然的原物，又意味着是指平平常常的体。这就是景逸所谓的“庸”。正如前述，他把道之极归于中和庸乃是晚年的事情，但他也重视平常工夫，甚至认为：“静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静去。”“这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过，此即本体也。”（同上书卷3，《静坐说》）

这样一来，收敛身心并使心净洁虚明的景逸之静坐法，在意识到平常之体后，便使平平常常的自然成了根本。(12)不过他清楚，这种以平常自然为宗的静坐说，过两年就难免会失去效应。但相信物则之严存的景逸，同样不会忘记以整齐严肃为本的朱子的居敬精神，因而他把静坐说当作是这种精神的再现。他认为，初学者虽以平平常常为宗而尽力默静，但因妄念纠结而难见平常之体，所以虽以工夫为平常，却反而陷于散漫。

总之，景逸提倡“平常”，是为了救正以心的收敛为拘滞的说法。但他很快就发现，“平常”有成为散漫的危险，于是又用“主一”救正之。其结果，乃以“收敛身心，以一为主”为静坐之究竟。据他说，所谓“一”，即平常之体；所谓“主”，即主于平常之体。所以“主”是有意而又无意。就是说，必须不着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工夫即本体。然而，因本体即工夫，所以“一”又是工夫；因为这是本体之工夫，所以同样不着意而又必须有意。景逸把这种本体即工夫的本体，工夫即本体的工夫，当作是“主一”具有的性格。他认为，提倡主一之敬，归根到底是以遵循主张在衣冠瞻视之间的整齐严肃的朱子之说为最贴切。

这样一来，朱子的居敬精神便理所当然地被再次活用了。(13)只是应当注意到，这是从本体工夫一体论出发，作为主静的工夫而被活用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窥知景逸作为新朱子学者的一个侧面。(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