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以太极为理，认为“极”是“中”的准则，“中”是“极”的状态，而反对训“中”为“理”。照朱子的看法，如果以中为理，那么善恶是非的差别就会紊乱，理的严正至纯就会丧失，结果便会陷于以随任含糊苟且为得道的弊病（参见《朱子语类》卷94；《朱子文集》卷52，《答吴伯丰》）。然而，景逸却以“中庸”为至极之理。只是他到了晚年，才系统地论述了这种观点，甚至认为，不管是明道所谓的“天理”还是阳明所谓的“良知”，都不及“中庸”（参见《高子遗书》卷3，《困学记》）。

宗本朱子学的景逸，当然要尊重法之正。但他认为，若只强调法之正就会丧失心之真，若只强调心之真法之正恐也难保。因为天理若堕于法正一边，就有丧失心真的危险；良知若堕于心真一边，就有丧失法正的危险。所以必须是真正相因的关系，这才是正道。而要使道变得恰到好处，就只有求之于中。这便是景逸的主张（参见同上书卷11上，《光州学正薛公以身墓志铭》）。

即使所谓“恰好”，那也是因为有真正的相因关系，所以在世俗之见上，能圆融萎靡而不犯手脚，却并非无视是非之别。只不过像薛元台那样，在嫌恶、排除世俗之见的同时，又忌讳“中庸”的做法，却为景逸所不取。据景逸说，因为“中”是恰好之道，故发于事便停停当当。又因“中”是“因物付物”的自然之体，当然也是经世之道。

一方面，景逸具有以“中”为脱却世俗羁绊、超然尘外的道的倾向。在他看来，若不超然，就不能真正体悟经世大道。因此，虽只讲本体（无）的禅（若从儒教的立场出发，禅可以说是舍用而言体），也未必不能成为儒道之助。他认为，学若是格物穷理之学，那么即使借助禅来补充，也未尝不可。正因为此，景逸之学才被刘蕺山和黄宗羲评价为“半杂禅门”（《明儒学案》卷62，《蕺山学案》）。

另一方面，景逸又把“中”作为至极之道。在他看来，若遵循未发之法，就不仅能求得性之体认自得，而且能使体立而用发。因此，景逸所谓的“中”，无疑就是未发之道，但又不仅仅以未发为心之本源（即中），所以他认为，廓然无物时的身心便是“中”，当然，它亦必须是纯粹之伦理（同上书卷4，《讲义》）。

如上所述，因为“中”即“恰好”之道，即物则之体，所以若发于日用，那就是所谓“物来而顺应”。故“中”也可以说是平平常常的自然之体，这就是景逸所谓的“庸”。据景逸说，“中”和“庸”是一体，不能分而为二。如果分而为二且偏于一方，则不是陷于好高骛远的佛老，就是陷于卑鄙猥琐的俗见（参见同上书卷1，《语》）。景逸是以基于主静（见后述）的未发之中的体认为学之根本的，但因为这种“中”就是“庸”，所以其工夫亦必须是不容人为安排的自然之力。基于这一主旨，景逸强调：平常就是体（参见同上书卷4，《讲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