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原认为，天下之理虽备于吾心，但又散在万事之中，所以如果不在事物言行上用工夫，就会陷入佛氏之悬空。他因而主张以《大学》的“格物致知”、《论语》的“忠信恭敬”为学之要，并以读书讲学为旨。

苏原在格物致知方面特别反对分析之见解，而以包容性与浑一性为旨，他在批评阳明之论的同时，也批判了宋儒之论。他认为，因为理是虚，所以在万物中始成为实，所谓穷理致知，也须验之于事物，才能尽知其内外合一之妙。否则，其工夫也就会想象无实、流而为虚。因而他指出，以格致为心上工夫而以物上穷理为外求支离的阳明之说，反而背离了内外合一的主旨而陷于虚见。这与一切求于心，以天下万物为粗迹，以物上工夫为着相而加以屏绝，终至以人伦为无、人身为幻、虚妄为真的佛氏之说毫无差异。若遵从此说，就会任于驳杂的主观之心，使工夫失去基准，从而陷入茫茫****、无下手处之妄。他还根据《大学》的为学次序，对阳明之说进行了批判，认为如果遵从阳明的唯心格物论，那么致知、诚意、修身之工夫就变得没有必要了，这显然背离了《大学》之主旨。即使对阳明以“诚意”为《大学》头脑的说法，苏原也根据同样的立场做了批判（参见《吉斋漫录》下）。

苏原虽与朱子一样把“格物”训作“至物”，但不遵从朱子以物为事，直接以格物为穷理的观点。因为他考虑到：（一）所谓“物”，包括了道、德、学、行等等，包括了心之内外；而“事”在“物”之中，所以事不如物广大。而且，若以物为事，就会使格物工夫陷于“作为”。（二）物实而理虚，物百殊而理一。所以并不存在不着落于致知的穷理工夫和无次序的格物实地工夫（同上）。

因此，苏原在格物致知与穷理之间主张立先后之别，指出：“致知格物乃穷理之始，穷理乃致知格物之终。”（同上）根据这一立场，他认为，程明道格物论所说的“格，至也；物，事也。事皆有理，至其理，乃格物也”之说，虽然比所谓的“‘致知在格物’。格，至也，穷理而至于物，则物理尽”之说更有道理，但仍不能令人满意（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