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原强调气即性，而把善恶归于气的多寡、厚薄、偏全、清浊。苏原不同于先儒把善恶归于气之质的说法，而是归于气之量。他以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为性之体，并把这作为贯通道心人心、天理人欲的极则，而反对把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分开来说。因为心是性之所生所在，所以《尚书》中说的道心、人心既是不分道与人的一心，同时又是性。

为什么这么说呢？苏原认为，所谓性无非是此心之“中”，只不过《尚书》之所以说“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是因为心流**而易失“中”，其萌发处难以验证。《尚书》所谓“允执厥中”的“中”，兼具道心和人心。就人心而言，苏原认为，很难既说人心是“中”，又说道心也一定是“中”（参见《吉斋漫录》上）。关于天理、人欲与“中”的关系，也与此相同。例如饮食男女虽是人之大欲，但得其道则是天理之自然，所以天理并不在人欲之外。如果以天理为人欲之外的存在，那就会遗弃人伦而陷入异端（参见《吉斋漫录》下）。所以说人欲是天理之所存。只是他认为，节欲而无过无不及，就是天理；如果人欲流**，就成了私欲（参见《吉斋漫录》上）。

因此，苏原是反对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的分别论的。他指出，明道的天理人欲论，以道心为天理，以人心为人欲，把善恶都作为天理而不加区别，只反对“过不及”，而提倡“体贴天理”的重要性，据此，即使说他看到了圣人天地之气象，也不是没有理由的。

苏原之所以反复阐述“中”，是因为存在“过不及”，期望行仁义而无差等。所以他说：“行仁义而有差者，尤君子之学所谨处。”（同上）这里也许潜藏着苏原提倡气即性的深意。还有，他之所以提倡“中”，是由于在“性”的问题上，分言内外、分言义利，从而担心遗弃人伦而产生异端陷空之弊。

立“中”而反对“过不及”的苏原认为，即使在仁义之性中也是有偏倚即过不及的，所以他主张持中（正）而不离仁义，并以此为本源之体。因此，他把周子所谓中正仁义解释为得仁义之中正（同上）。但“中”可以说是比仁义更根本的存在；苏原认为性即气，所以“性”归根到底属于气之全，即气之不偏。他始终以“气”为中心，故而认为性之善即指气之全而不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