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澜把提倡事障理障和无心禅的陆子与提倡资神养真的庄子等同看待，都作为基于静虚思想的养神一路，而加以批判。清澜认为，因陆子的下手工夫是求遗物弃事、屏思默虑、高远静虚而完养精神，这显然与禅学完全一致。陆子所说的“只自完养（精神），不逐物”，无非是无事安坐，闭目养神，这正是佛氏的事障之说。其所谓“间旷虚静、恬淡退究”，主张忘意念、去缘寄之累，而任其自然、完养自在精神，所以无非是资神养真，这正是庄子的养神之说，也是佛氏的息心铭。其求静坐养神而为圣的主张，与坐禅成佛如出一辙。其所谓“善亦能害心”的思想，与六祖慧能的“不思善不思恶”、《安心偈》的“善恶两忘”的理障之说并无二致（参见《学蔀通辨·后编中》）。

把陆学与杨慈湖、陈白沙之学皆视为基于静虚的思想，这显然很成问题。无论怎么说，清澜把陆学派看作与佛、老一脉相承，而对其静虚思想做了批判。

清澜之所以批判陆学派的静虚思想，是因为他认识到，如果不遵守朱子学，不以未发与已发、直内与方外、涵养与省察、敬与义的夹持不偏为宗，而以主静存养为事，那就会陷于禅。据他说，因为陆子提倡未发的涵养，而不提倡已发的省察，所以陷于一偏，流于空寂，终于落进佛氏的本来面目之说。在孔门中本来没有未发之说，都是主张已发的。

因为已发工夫是显而有迹的，所以工夫容易着落，善恶与否也很清楚。而未发工夫则是无形的，所以易出差错而难以捉摸。如果强调未发工夫，那自然会产生驰虚好高之弊。所以《中庸》即使提倡未发，也必讲未发与已发兼用的重要性（参见《学蔀通辨·终编中》）。因此说未发之中，那也只是平铺直叙。如果把静坐体认以求中作为未发工夫，那就不能不背离圣贤之意。然而，陆子专求未发而倾心无事安坐，任于瞑目操存，主张“一日下楼，忽觉此心澄莹”，这其实就是“不思善，不思恶，正与么时，那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的六祖《坛经》之旨（《学蔀通辨·续编下》；同上书，《后编上》）。

总而言之，陆子此说来自于大慧宗杲的“无事省缘，静坐体究”之说，而后儒所谓存心则多据此立说。程伊川早就指出了主静未发说的弊病。因此，清澜认为伊川门人吕与叔和杨龟山提倡主静和未发是背于师说的（《学蔀通辨·终编中》）。然而，清澜并没有完全否定未发和主静，而只是不同意其偏举专一而已。他认为，杨龟山及其门人，尽管基于罗豫章之学，也提倡未发工夫，但他们并不特别寄心于禅，所以并不怎么反对读书穷理，故而与明确以禅为宗，把经说成注脚糟粕，并以读书穷理为逐外和障蔽的陆学派有所不同（同上）。而且，他们即使说主静，也只是像周子的“无欲故静”、胡敬斋的“配义与道之气，方是浩然之气，是天地间正气。老佛所养，一身之私气”那样，把主静当作必须坚决彻底地去欲存理之工夫（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