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致用之学为要的贞白，当然会将此作为穷理工夫，并由此而重视“礼文”。具体地说，就是在把穷理当作理之节文的“礼”时，由于担心心气高者入于玄虚，心气卑者溺于意见（私意），故而特地把“理”训作“礼”，并认为圣门以“礼”教人，把诸种礼书传给后世，而不特意提出“理”字，乃是有深忧远虑的。

在贞白看来，即使是天理，若不合于“礼”，也不能认为是正确的。所以只有合于“礼”，才可以说有理。若不是循“礼”而“穷理”，就会失于下手之处（参见《求是编》卷1）。正是基于这一立场，贞白批评阳明训“礼”为“理”的做法，认为这是别出心裁，而不知圣人的深忧远虑。

不难看出，贞白此论其实是根据朱子晚年所著《仪礼经传通解》以“礼”说“理”之精神的。他补朱子的《小学》而著《小学补》（收入《贞白五书》），大概也是从这一精神出发的，这似乎可以说是对朱子之礼学的一种补充吧！贞白的《礼文论》也无非是叙述这一主旨的。据他说，孔子删述“六经”，但凡天道、人事、春秋、朝廷、闾巷、礼乐、鬼神、人伦、庶物，等等，无所不包。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一理之遗漏、一事之不备，而不能寄斯道于无穷的现状深表忧虑。

所以贞白认为，圣人之道即在于持斯文而化成天下。然而，斯文至密而难入，斯义至大而难精，如果因其难而以之为小技，不精研子贡所谓“不可闻”者，那就会导致废“可闻”者。基于这一立场，贞白是明确反对阳明把孔子删述“六经”说成是“惧繁文乱天下，使天下务必去文求实，而非持文教”的“六经删述论”的（参见《求是编》卷1）。同样的，对于阳明的“经传论”和“经史论”，他也秉持这一主旨而加以论难。(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