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在《大学章句》中虽说过：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其众理而应万事者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就与陆王学相对的朱子学的特色来说，这段话后半部分更重要。它很好地表达了以高远的理想正视现实，排除其中的不纯，而求复归于本体的朱子学精神。朱子一如既往地不忘性与心、道心与人心、天理与人欲的联系，而强调区别两者的二元论的缘由也正在这里。
敬庵的立场虽是一元论的，但我感到他的“克己”说与上述《大学章句》的朱子学精神，有相通之处。然而如前所述，敬庵在另一方面因为又有容忍王学的地方，所以他的朱子学也有着复杂的特征。
如果强调上述《大学章句》前半部分的明德论，那么朱子学就与王学接近了。反之，在王学那里，如果强调良知即天理，那么也是接近朱子学的。在明末的朱、王两派中，虽出现了从这种立场出发，谋求朱子学的穷理说与王学的良知说折中调和的儒者，但在那时，往往举出上引朱子《大学章句》之说作为论据。(3)敬庵对王学的解释及宽容的态度，可以说也是与此合拍的吧！
敬庵对“致良知”的解释，在不少方面与王门正统派的诸儒之说有一致性。他也严厉指责良知现成派亚流之说，但他只批评其恣肆不检，而对于忌讳阳明“致良知”说的学者，则批评其无异于“因噎废食”（参见《敬和堂集》卷10，《答耿楚侗先生》）。他与王门正统派诸儒一样，也把阳明的“致良知”说当作以性善为宗的学说，并用“四句教”的理论对其作了论证，与此同时，展开了对当时流行的现成派亚流的“无善无恶”说的驳难。
对于“四句教”，他以第二句以下的工夫为切实，并指出基于这一立场的阳明“致良知”说是以性善为宗的。同时指出，第一句的“无善无恶”之论只不过是说明性体未发、寂然不动而已，所以虽说它与《大学》所谓“止至善”的语境有矛盾，但却认为其中包含着深刻之含义。他由此认为，把“无善无恶”延伸到工夫，而把心、意、知都视为“无善无恶”的王龙溪的“四无说”，是失却阳明正传的。他与薛中离、方学渐、顾泾阳、钱启新、刘蕺山等一样，对龙溪的《天泉桥会语》 [17]持有异议。他批评说：“窃恐《天泉会语》，画蛇添足，非以尊文成（阳明），反以病文成。吾侪未可以是为极则也。”（《九谛》）他还针对当时遵奉龙溪之说、坚持“无善无恶”的现成派亚流而著《九谛》，逐条陈述其说的谬误与弊害，并与该派的周海门就“四无说”展开论争。读一下《九谛》就可看到，其中有追思朱子基于严格的纯粹性立场、提倡性善说而驳难《胡氏知言》的“性无善无恶”论的含糊立场的思考方法（参见《朱子文集》卷73，《胡子知言疑义》；《朱子语类》卷101）的内容。
敬庵认为，因为性之本体是善的，是先天的、自然的、绝对的存在，并具有主体性，所以能成为道德经纶之大本。因此，求善的工夫，就是复归于性的本体工夫，是人为而又超越人为的自然，是有而又超越有的无。而以“无善无恶”为宗者，因为以善为相对的存在，容易使失去性之主动性的人迷于趋舍。而且，因为以求善的工夫为人为、安排、着有，或者只不过是方便，而一味提倡无，以自然为宗，主张超越人事，所以或者陷于佛老的寂灭，或者陷于世俗的放肆，以至分人我、内外为二，而失却性命、道德、经纶浑然一体之大道（参见《九谛》；《敬和堂集》卷5，《答周海门司封谛解》）。
如前所述，龙溪的“四无说”采取的是肯定本来是无的一切有的立场，即当下现成的立场。但因为龙溪有赤手搏龙之力，所以尽管同样都说当下现成，但不能讲他与仅从见解上提倡当下现成的其亚流同日而语。而且，龙溪自己业已惧怕会产生落于见解上的流弊，所以有超越工夫的工夫，即基于本体而切实用心的工夫（参见《王龙溪全集》卷1，《冲元会纪》；卷2，《松原晤语》卷2，《水西精舍会语》）。
而一到了龙溪亚流，就如同邹东廓所说的那样，失去理应是“工夫缜密，本体精粹”的道，而“愈测度而愈远，愈勤瘁而愈悖，愈担当而愈猖狂”（《东廓邹先生文集》卷2，《青原赠处》），并如同私淑于龙溪的李卓吾之流那样，无视人伦规矩而肯定庸人的自然生活，终至于产生了败坏世之名教的弊病。(4)
痛感现成派亚流之弊的敬庵，认为其弊来自于龙溪一派的“无善无恶”论，因而对此痛加辩难。他写信给以“无善无恶”为宗的周海门说：
窃以为，今日此风使先辈见之，必将忧惧无措；虽良知话头，且钳口结舌而不敢道，而况于无善无恶空旷不情之谈乎？（《敬和堂集》卷5，《答周海门司封谛解》）
敬庵认为，“无善无恶”说的流弊，最根本处就在于不努力克治气质的偏杂，而专以心之灵明为现成而任之，并以按照知见高论玄虚者为透性悟性。为了救正此流弊，学者们或者论心性之隐微，或者论其一二，或者立宗旨而以讲说为精，或者揭学术之异同，或者竭力辩难异端。但比较而言，在敬庵看来还不如首先从事于屏除气质知解之障蔽的实修躬行，而以成就真正的人品的“明学”为正道（参见同上书卷4，《与朱偕之水部》；卷5，《答陈弘宇郡公》，《答络缵宁丈》）。(5)这与朱子以议论为格物穷理一途，以及与后书冯少墟在异端辩难和论学讲习中承认“明学”的意义，其意趣是稍有不同的。
在敬庵的讲友中，原属于王学派的学者颇多。然根据上述立场，敬庵却对王门中被视为以知解为宗的一派进行了严正批判，而对被视为以实修为宗的一派则大加称赞。(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