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见罗的“止”法，理所当然地包含了上源于性命、下为经纶之统纽的真切笃实之工夫。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般来说，即使是“归止”或“止善”，归根到底也不能不踏高陷虚（参见同上书卷39，《答曾敦吾书》）。所以见罗甚至认为：“以修身为本，乃朴实之性宗。”（同上书卷14，《答孙填问》）从而把《大学》的“修身”作为学之根本。

由于性善之体是无声无臭的，故而若无归宿，则性善之体也就成不了实理。所以高景逸说：“盖以善无声臭，点到身上有着落。”（《高子遗书》卷8上，《与泾阳论知本》）见罗也出于同样的立场，把修身的“身”当作“至善”的归宿。在他那里，所谓“身”就是“至善”之体（参见《止修学案·大学约言》）。因此，“性”之条理分量，实际上也无非是“身”之条理分量。

这样的“身”，即内为心、意、知、物，外为家、国、天下，或者说是贯通内外的全体之存在（参见《正学堂稿》卷33，《兴仁堂记》），即所谓“浩然一身”（《止修学案·大学约言》）是也。换言之，就是所谓的“以万物为一体”的仁体（参见《止修学案·大学约言·崇闻录》）。所以说，身即宇宙。这样一来，《大学》所谓的修、齐、治、平，也就成了吾之分内事了。在见罗看来，舍去家、国、天下，就无所谓吾身。但若把工夫的重点置于修、齐、治平上，那也会颠倒学之本末始终，而陷于支离之弊（参见《正学堂稿》卷11，《答陈抑之书》）。见罗因此认为，在经事宰物中亦必须区别本末始终，并主张把“修身”置于首要位置（参见《止修学案·大学约言》）。

在以“修身”为学之本的见罗看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只不过是用来防止“修身”的缺漏并充实其分量的工夫。他并没有把两者视为非根本的工夫，而是作为第二义的辅助性工夫，并在“修身”中确立了本末之别。因而他以“修身”为本，无非是为了不离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本根，并以其命脉宗旨为要（参见《正学堂稿》卷3，《答舒梦滩书》；卷5，《答徐时举书》；卷20，《答李榕崖书》）。所以，如果以作为至善性体之归宿的“身”为本，则格、致、诚、正也就能得到管束，修、齐、治、平也就能得到制约（参见《止修学案·大学约言》；《正学堂稿》卷1，《东岳书温陵士友》）。如果以格、致、诚、正为事，而不以其“身”为本，则其性体之至善也就会陷于佛老之玄虚；如果以、修、齐、治、平为事，而不以其“身”为本，则性体之至善也就会坠于五霸之功利（参见《止修学案·大学约言》；《正学堂稿》卷21，《答吴养志书》）。

因此，在见罗看来，上文所说的“性命经纶打成一片”，实际上也是由“修身”来实现的。如果知道了这个以“修身”为本的道理，那就能真正做到有而无、无而有的境界。见罗认为，若性体在我，则经世之业，就如盘上走珠、随处圆成，而使吾随任自在也（参见《止修学案·大学约言》）。所以，他把“修身”说成是“经世之枢，透性命之窍”（《正学堂稿》卷16，《答郭青螺书》）和“直下工夫，即究极之学问”（同上书卷20，《答洪子禹书》）。他甚至说，一部《大学》，就是“修身为本”四字的注脚，而《语》《孟》、六经则都是《大学》的注脚。由此可见，《大学》的修身说，由于见罗而大大发展了。

总之，见罗的修身说，不只是像传统那样把“修身”作为经世之宗，而且还作为性宗之学，且自具特征。所以他说，作为《大学》三纲领之一的“以修身为本”，人们只知是经世之宗，却不知是性宗之学（参见同上书卷5，《答黄光普书》；卷16，《答邹南皋书》）。这样一来，“以修身为本”就被等同于《大学》所说的“知止”、“知本”和“知至”，而“以修身为本”的“本”与“知本”的“本”，也被看成是同一个东西了。(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