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罗排斥心宗、主张性宗，正如其所说的，是“直达性命经纶为一体”（参见同上书卷26，《答蒋德夫》）。这可以说，是见罗从求性命经纶浑然一体，或者揭示本体达用，并使之统会于工夫，从而把本体工夫、本体流行作为一体的意图中得出的。(11)所以，他私淑以穷理、尽性、至命为浑一工夫的程明道，并认为“吾意有深契于大程子处”（参见同上书卷11，《答管东溟书》），也许是理所当然的。
他一方面对阳明的“致知”和白沙的“主静”持批判态度，如上所述，因阳明、白沙之学以浑一为要，以统体为旨，而排除了支离外驰之弊，所以在另一方面，他又承认阳明的“致良知”有救支离之功，白沙的“致虚立体”有救外驰之功（参见同上书卷35，《两督学侍御养詹公墓表》）。正因为如此，他才会对具有分析、归纳倾向的程伊川学说，下了所谓“不知性命为何物”的论断（参见同上书卷19，《答徐时举书》）。若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见罗属于王门别派的儒者。
在见罗看来，作为归宗工夫的“止”，因为是“止至善”的工夫，因此，如果不真正承认性体“至善”而直接求“止”，那就有可能陷于禅定，或者滋生把捉、揣摩意见和玩弄光景的弊病。所以，必须把“至善”作为立命之枢，(12)并以体认“至善”为重点。
据见罗所说，这个“体认”就是《大学》所谓的“知本”。由于“知本”才能使工夫避免空**肆情、沉空守寂等弊病，因此“知本”二字诚可谓灵丹妙药。如果从旨趣命脉上说，“知本”必定比“知止”还要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一般认为，知本是归宗，而知止是知本之入门（参见同上书卷19，《答曾惇书》；卷20，《答李榕崖书》）。但见罗所说的“至善”是实体，而不是虚体。所以，“至善”从形象上说是“无”，但从实体上说则是“有”。所以说它是无而有、有而无的关系，也就是不离流行之善，但又超越流行之善的自然浑一的关系。所以如果把“止善”的工夫也分为动静两边的工夫，那反而会失去“至善”的自然性和浑一性（参见同上书卷10，《答何若虚》）。这就是见罗反对在工夫中分论动静的主要原因。
按照见罗的说法，若分动静工夫，或者成为即事着相，或者成为避事着空，从而产生把性命经纶分为两截的弊病（参见同上书卷17，《答王兴伟书》）。由于性体是超越动静的实在，所以如果把工夫分成动与静的话，那就会以境为性，以心为性，从而误解性之宗趣。这也是见罗反对动静分论的理由之一（参见同上书卷11，《答顾泾阳》）。那么，为什么《乐记》要以“静”为性，而周子要提倡“主静”呢？据见罗说，《乐记》的“静”是表示“性”的。但《乐记》提倡的是相对于心的“性”，所以不得不说“静”，因而这个“静”不属于境之“静”。而周子之“主静”，就是为了契合《乐记》这一主旨的（参见同上书卷8，《与杨荆严书》）。
见罗揭示性宗，主张摄知归性，但又唯恐陷于“静”境。而他反对以《中庸》的“喜怒哀乐之未发”为“静”时，将其视为“性”之体，并从这一立场出发，赞同朱子所谓的“性为未发”说，而反对李延平、陈白沙的“未发主静”说，其理由也在于此（参见同上书卷8，《与杨荆严书》；卷10，《答陈抑之书》；卷19，《答曾惇书》）。如果把见罗所说的“止”法误认为“静”境工夫的话，那就违背了其辨析心性并以性为宗的精神，亦即违背了其求性命经纶浑一之体的主旨。在见罗看来，即使由于“止”法而陷于沉静入寂之弊，那也不是“止”法本身的过错（参见同上书卷9，《答刘质庵书》）。
关于涵养和省察，也和动静论一样，见罗反对将它们分为二项，而以两者为浑一的工夫。从这一立场出发，他非难了朱子的悔悟之论（参见《朱子文集》卷67，《已发未发说》），认为朱子把涵养和省察分为事前和事后，就是以二者为两段工夫。
在见罗看来，工夫必须完全是性体上的工夫，但因为“性”是体用浑一之“性”，所以其工夫又必须超越“性”的发用流行，即超越不离端倪的本然之“性”，并直接归宗于性体。否则，就会有毫厘千里之谬。然而，白沙的“养出端倪”说，却并不是落在端倪上而归宗于性的。这与孟子依据“四端”而察识扩充性善之体的主旨迥然不同。为什么呢？因为孟子即使说“端倪”，也是归宗于性的，而其所谓“察识”，亦不是专止于知的发用流行之善，即识“端倪”的工夫，实际上是根据“察识”而辨别宗旨的工夫，从而归宗于性。
见罗所说的“止”法，如前所述，是达到性命经纶的浑然一体工夫，因此，不言而喻，当他说“止”的时候，也是重视日用实践上的实地体察的。故而他举出明道所谓“自家体贴”和陆子所谓“千虚不如一实”之语，认为“止”法必定是不离日用人伦而直达性命的工夫（参见同上书卷20，《答庄芹甫书》《书问节语》；卷5，《答徐时举书》）。
见罗认为，这种“知止”之法，因为既是孔门的定性之枢，又是总括经世的诀窍，所以只是从纷纷扰扰中讨出把柄的手段（参见同上书卷17，《答王兴伟书》）。
据此我认为，见罗所说的“止”法，与阳明所谓的“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王文成公全书》卷20，《别诸生诗句》）的简明直截的当下悟入，似乎有一脉相承之处。总而言之，在见罗看来，如果借助“止”法而在日用处得其根本，那么经纶大业也就会有事而无事、动而静，并完全借助超越人为的自然之力而裁成之（参见《正学堂稿》卷19，《答黄仲黼》）。
如果从这种“止”法之学出发，那么在事事物物上求一个个当然之理的朱子学的用功方法，似乎就有了隔靴搔痒之感（参见同上书卷30，《书问节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