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明宗”，用见罗的话说，无非就是明察“摄知归止”之旨。所谓“归止”，其实也就是归于“性”。故所谓“摄知归止”，即“摄知归性”。原来，心是灵明的活物，因不能把捉，所以只有止于其发源处（即性）而存养之（参见《止修学案·天中习录》）。这就是见罗以“归止”为“归性”的原因。

所谓“摄知归止”，就是排除外在知觉而转向内在知觉的工夫，亦就是摄取外知而止于内知的工夫。所以见罗说：“摄知归止，予每言之矣，正是要将知归于止，不是直以止归于知。”（《正学堂稿》卷3，《答潘士让书》）所以，他反对以“格物”为《大学》之本，而主张以“止善”为性之宗和学之本。

那么，为什么不能以“格物”为本，而要以“止善”为本呢？据见罗说，这是因为《大学》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明德亲民，是用功致用之道，也是尽性体之条理、分量的工夫，若不如此，“止善”便会堕入佛氏之性空，而难以成为以经世为宗的儒家之性学。但若不按照“止”法去行事，那么即使用功，也会失却命脉，以末节为本而支离决裂，以至于难以与商贾之技、曲艺之事划清界限；同时致用也会失去旨趣，使之汩没于应接事务，乃至于堕入功利霸业，而背离儒学性命经纶合为一体的纯粹的伦理本旨。

见罗还论述了“止”法在用功上的意义，认为若依此而行，那么格、致、诚、正便有了主意统摄，从而也就能使心、意、知、物保持在各自位置上（参见同上书卷17，《答姚国初书》；卷9，《答刘质庵书》；卷25，《答蒋德夫书》）。所以，见罗强调要以“止”为格致的“觌体之功”（同上书卷28，《书问节语》），还主张把“由止发虑”作为孔、曾的“正法眼藏”（参见同上书卷19，《答曾惇书》；卷3，《答舒梦滩书》）。

见罗在比较了今说与以格致为本的传统之说以后认为：“按旧说，要紧处全在格致，知止则轻；据今说，立命归宗全在一止。”（同上书卷19，《答金我玄书》；卷20，《答李榕崖书》；卷6，《答陈兰台书》）故而主张以“止善”为学之本，以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为学之末。

然而，在见罗看来，程、朱乃至阳明，都是以格致为本，而分不清本末始终之别的，因而才有了本末关系的颠倒错乱。尽管程、朱对于作为学之本的格、致、诚、正，常在其欠漏处点检提撕，因而亦常使格致归于“止”，但这在程、朱那里只不过是第二义的。于是，见罗便提揭出《大学》三纲之一的“止善”说，而批评程、朱之学“惟知止至善是末事，不知止至善是始事”，进而对世之儒者不知“止善”为学之本的现象表现出极大的遗憾（参见同上书卷5，《答黄光普书》；卷16，《答邹南皋书》）。因此，见罗以格、致、诚、正为学之末的观点遭到当时一些朱子学者的指责，是不难想象的。(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