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天台仍属于泰州学派的学者，所以他即使以实修实事为学之要，也依然认为若不基于心性之真机，就会拘于行检格式而成支离逐物；若不基于当下体认就会涉于虚见，陷于光景。因此，他仍主张信任当下即本体说（参见同上书卷2，《纪言·心斋语记》），而且还高度评价了心斋、近溪的体悟说。天台的思想，只要读一下他的“三关说”（同上书卷1，《庸言·慎术》），就能明了其中有泰州派安易现成思想的遗风。

“三关说”既讲了学有三关，又讲了即心即道、即事即心以及慎术的思想。关于其中的“慎术”，天台有如下叙述：

良知是现成，无人不具。但用之于此则此，用之于彼则彼。故用在欲明明德于天下，则不必别为制心之功，未有不仁者矣。（《明儒学案》卷35，《泰州学案四·耿天台传》）

由此可见，天台也提倡安易的良知之现成。所以黄宗羲认为，天台在这里说的“良知”，是“情识之知”，而并非等于良知，并批评说：“先生之认良知，尚未清楚。”（同上）天台的实学，动辄陷于平浅，其中或许有一定原因，但他的实学不免给人以难达性命深奥之感。如果把他的“反身克己”与许敬庵的“清苦克己”作番比较，把他的“庸言庸行”与通于心之太虚的高景逸的“平平当当”作番比较，就不难看出，天台在本体透彻、工夫深密方面，与许、高二儒相比，是有些逊色的。

如前所述，天台的实学是在实修实事中求得天命心性之生机。但若将此与近溪实学作番比较，也不难看出，其在生机之充实和活泼方面，是稍有欠缺的。但不管怎么说，他是接近于郝楚望实学的。不过楚望的实学，因为是出自对宋明理学之形而上学的批判性见解，所以与天台的实学仍有一层之隔。天台的实学，如果就性命真机之究竟这点来说，是近似于在实事中求本心的陆子实学的。但在他的实学中，难以看到从陆子胸中迸发出来的那种活泼生机。另外，如果从庸常即妙道这点来说，天台亦近似于阳明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的实悟，但天台的实学与阳明的“真髓入微”思想仍有一定距离。

总之，天台的实学在洞察体认性命之深奥精微方面，是留有遗憾的。因此，胡庐山说天台的“为官尽职”论实乃“性不存”论（引自《耿天台全书》卷4，《与罗近溪》二），或许是有一定道理的。黄宗羲虽然并不否认天台的实学，但认为它是缺乏本体之见而堕于世情之论，并认为天台即使以中行为宗，也会由于不彻入骨髓而恐怕连狂狷都不如（参见《泰州学案四·耿天台传》）。在我看来，庐山和宗羲的批评，很难说是失当的。

应当承认，天台的实学，曾得到当时担忧现成派亚流陷于猖狂的王学者和朱子学者的高度评价。然而如上所述，因为在透悟方面有未尽满意之处，所以他提出庸言庸行之旨，将佛学的空无论与纵横自在说相结合，主张三教一致，强调现成之说，同时又对导致蔑视伦理、破坏名教流弊的李卓吾之学进行辩难攻击，这种做的结果，终不能使人折服。究其原因，也许是他的异端之辨尚欠明晰，而对于禅则似乎有半信半疑的暧昧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