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主张率性（道）与修道（学）、慎独与乐处、悟道与戒惧等的一体相即（参见同上书卷1，《纪元·清源对答》；卷4，《与赵汝泉》二），认为唐元卿的“寡欲”和孟我疆的“直透”都是正法眼藏（参见同上书卷4，《答唐元卿》），并将胡庐山的“悫实”与罗近溪的“超脱”当作车之两轮（参见同上书卷3，《答罗近溪》）。此外，在克己方面，他主张以默识为要，认为如果事功也依赖于性分，那就会役使于人。如此等等。他虽注重本体与工夫的浑然一体关系，但从总体上说，他的本体工夫论更接近于修证派（正统派）。他的“四句教”论便传达了这方面的信息。

他视阳明的“四句教”为揭示本体与工夫的融合即一之论。他认为，“四句教”首句的无善无恶之体，是第二句以下所讲的工夫的极致。就是说，无善无恶之体能够止扬工夫，能够达到超越自我而顺其自然的境界，即所谓“克己之化”（参见同上书卷2，《遇聂赘言》）。所以，他反对只把首句的本体当作最上乘，而蔑视第二句以下的工夫的做法（同上）。当时，现成派亚流的学者因以第二句以下为赘语，而只以首句为宗，所以使才高者耽虚归寂而陷于遗物离伦之弊，才卑者任性恣情而产生一切皆善之弊。而天台之论无疑就是为了救正这些弊病的（同上）。

据天台所说，“四句教”之首句即无善无恶之论，由于与阳明《传习录·花间草篇》以理静为无善无恶的思想同旨，所以并不同于释氏弃伦灭理的无善无恶之说。然而，即使说心体原是无善无恶的，但由于其中有天则不已的德性存在，因而又包含着万善。因此，虽说无善，但并不意味着与恶混同，也不像枯木死灰那样断灭生机。它是与《大学》的“至善”、《中庸》的“未发之中”、《乐记》的“人生而静”同旨的概念。天台认为，阳明在首句“无善无恶心之体”中揭示了本体，在第二句以下“有善有恶意之动”等中揭示了工夫，这与周子所谓“诚无为”，其后又说“几善恶”；程明道所谓“廓然大公”，其后又说“物来顺应”；在主旨上并无二致。因此，他认为龙溪的“四无说”是对阳明原旨的诋诃（同上）。

天台把“四句教”的“无善无恶”解释为“理静”，虽不能说有违阳明本旨，但若像天台那样注重“理静”，则王学与朱子学的差别就变得微乎其微了。这样，他提倡朱王同归论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