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虽曾提出过“致命”说，但到晚年便放弃了。他说：

盖所云畏天命者，不敢揉情塞性以牿天，不敢**矩踰闲以悖天，不敢侈谈虚知空见以罔天。（同上书卷7，《知命解》）

他强调畏敬天命的重要性，这与王门修证派的邹东廓在讲“良知”时注意“性”，讲“致良知”时强调“戒惧居敬”是一脉相通的，而且与朱子提倡严肃居敬的精神也有相通之处。重视实地工夫的天台，如同朱子晚年重视“礼”那样，把理和敬归于“礼”，并认为亲亲之教的“仁”和尊贤之笃的“义”也是由“礼”所生的。他说：宋儒所提掇的“主敬”，即是“礼”，即是“集义存仁处”。就是说，“礼”是仁义之母。故而他把周、程、张、朱之学全都归于“礼”。他还认为，阳明提倡“致良知”是时节因缘，这与宋儒提倡“礼”的精神并无二致（参见同上书卷1，《庸言·诽言》；卷4，《示应试生》）。所以，天台提出“《小学》之外别无《大学》”（同上书卷12，《小学经传序》），从而推崇《小学》，也是理所当然的。

天台这样注重“理”和“礼”，无疑是出于对当时现成派亚流之弊的忧虑以及反对释老异端的儒者的自觉。他还把“理”和“礼”当作辩难异端的一条原则。这虽与以往诸儒无甚差异，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言“理”，他也把它看作植根于“不已之心”的东西（参见同上书卷3，《与李公书》），并注重以身体之、以行与事证之的实地工夫。他认为这就是所谓“信”，否则，在他看来就会陷于异端之玄虚。所以，他批评了以罔觉不知为真知真觉的龙溪“求真”说，指出：

愚谓主张斯学者，须得如知下之伟志峻履，冲怀虚襟，以身体之，以行与事证之，乃是求真，即所谓“信”。今日所当为宗旨者，盖信之于四德，犹土之于五行。惟信则实有诸己，而仁义礼智皆本诸身，而诚征诸民而安达，诸事而理矣。不则悉虚也。（同上书卷2，《遇聂赘言》）

强调“信”而重视实地体认的天台，理所当然地会批判以知觉为宗的龙溪之学。这里所说的“信”，显然不同于现成派所说的“当下即是”的“信”。

天台所说的“实地工夫”，归根到底是要在日常言论德行中求其归宿的，所以天台强调“庸德庸行”或者“庸言庸行”，并以此为学之宗旨，也是理所当然的。天台认为，程子所谓“天地之常，普于物而无心；圣人之常，顺于事而无情”之说，正是显示这一宗旨的（参见同上书卷13，《寻常说》）。于是，他便对在庸常浅近的言行里有微妙精神的问题做了反复阐释（参见同上书卷4，《复乔户部》；卷16，《别肖生言》），认为“惟庸言庸行者，妙道也”，而把务高玄奇诡视为虚罔之论（参见同上书卷16，《万历己卯书勉万孝廉》）。

那么，天台所说的“庸德庸行”，具体指的是什么呢？这就是“笃伦尽分”（即笃信人伦之道而竭尽己之本分）和“为官尽职”（即当了官便要尽其职责）。归根结底，前者不过是亲亲长长之道，即孝悌忠信。在天台看来，只有这些才是天命心性之不已处，也才是识取真机的根由（参见同上书卷3，《与王相公》二，《与胡杞泉》二）。而后者则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道，亦是显“万物一体”之真机、尽性命之精微的根由。他认为，讲“万物一体”之真机而不做“为官尽职”那样的实事，就必然会趋于空谈。于是，“为官尽职”便成了天台验证学问之成败的根据（参见同上书卷6，《牧事末议》；卷15，《武泾宁国二县学》）。与此同时，他还特别注重“万物一体”的实事，认为孔、孟高明不如庄、列，权谋不如苏秦，武略不如孙、吴，而首列于万古（圣人）的原因，其实就在于此。所以他便以“万物一体”的实事为万古不易之正脉（参见同上书卷14，《复辨乔户部》）。

天台提出“庸德庸行”、“庸言庸行”的宗旨乃晚年之事。他起初信奉慈湖的本心说（参见同上书卷3，《与周柳塘》三），但不久便像其自己所说的“悟高玄者，知贴身理会；契微妙者，知就事铺张”（同上书卷1，《庸言·诽言》）那样，而了解了“自无入有”的重要性，于是主张摄有而归于无，乃至于否定“自有入无”的慈湖之悟。所以天台也同近溪一样，认为若遵从慈湖之悟，就会入于玄妙而离伦物。然而，天台的情况与近溪非议陈白沙等主静说又有不同，他认为主静说是陈白沙、罗念庵立本透悟的主旨（参见同上，《庸言·吾经大旨》；卷16，《读念庵先生冬夏二游记》）。

因此，天台虽到晚年才强调庸常之道，但若审视其内容，就会看到天台之论与以孝悌慈为学之宗旨并在庸常中见生机之实的近溪思想有相通之处。不过天台认为，阳明殁后得其真传的只有东廓一人，而把自己所私淑的邹东廓之学视作是宗本“庸德庸行”之学。他在写给东廓之子颖泉的书函中说过：“来日绎思，君家庸德庸行宗旨，诚正法眼藏，活人良剂也。”（同上书卷3，《与邹颖泉》）所以在天台学说中，明显有修证派的影子。如前所述，他在提倡“良知”时，有重视“天理”，或者有比本体更重视工夫的倾向。这大概也可以作为其受修证派影响的一条证据吧！正因为如此，他对李卓吾、王龙溪持批判态度是很自然的（参见同上，《读念庵先生冬夏二游记》；同上，《与王龙溪》；卷2，《遇聂赘言》；卷4，《答友人问》）。

天台之所以以反身克己、笃伦尽分、庸德庸行那样的实修实事为要，据他自己说，是因为对现成派亚流“以恣情纵欲为真性，以反身克己为钝下，以顽钝无耻为解脱，以笃伦尽分为情缘，盖祖异教而益滋其横议”的弊端深感忧虑，并力图救正之的缘故（参见同上书卷4，《与肖给舍》）。但这样的实修实事，实际上亦是被陆、王及心斋、近溪等当作学之要旨的。(2)所以天台认为，这亦是整个泰州派的宗旨。不过他的实学，很难说是与泰州派完全同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他的思想中虽有现成论的余韵，但并不像泰州派学者那样坚持彻底的现成论立场。这只要看一下他的本体工夫论，就自然能够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