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根据所谓“人受天地之中而生”、“天地之性人为贵”、“人者天地之心也”的说法，则成天地之中、天地之性、天地之心者，或许就是“人”了吧！或者说，道依心而得全，心依人而得全。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道虚而心实，心虚而人实”（《明道录》卷3）。所以，生生之大德，即所谓生理之仁，也在于人并由实在人而成就的。人身只不过是一个存在而已，如果顾及上下左右，那就是以父母为根而连接兄弟、子女的存在；大而言之，也就是连接天地万物之全体的存在。

由此可见，我是人，物也是人，通天下万物为一人（参见《明道录》卷4；《一贯编·论语》）。所以，这个“人”是“广大之人”，即“大人”也。所谓“大人以天下为一人”的意思就在于此，而“仁”之理也无非是成就这样的“人”罢了。所以“仁”必须求于“人”，孟子所谓“仁者，人也”的主旨就在于此。然而，孟子接着又说“亲亲为大”，而近溪则视“亲亲”为孝、悌、慈。如果“人”是连接父母、兄弟、子女的全体之存在，那么就只有依据孝、悌、慈而行，才能成就“人”。这样，“仁”依据孝、悌、慈也就有了成就的可能。这是近溪以“人”，以孝、悌、慈解释“仁”的缘由。在他看来，《论语》中所谓“孝悌以仁为本”的主旨就在于此（参见《一贯编·论语》）。所以，近溪反对朱子把仁当作孝悌以上之理的观点，并且非难了近世儒者只追求仁义之虚名而不重视孝悌之实的做法（参见同上书《孟子》）。

基于以上观点，近溪甚至认为，良知之明德也只有在孝、悌、慈中才能落实。他以阳明所说的“致良知”的“致”为极致推开之意，而且认为极致又兼有推开之意。毫无疑问，这是由于重视阳明“万物一体”论的缘故。但这也只有依据孝、悌、慈的推开即扩充才能达到，这就是近溪的立场。在这里，体现了他的“万物一体”论的特色。

本来，陆、王就特别注重孝、悌、慈，但到了近溪，孝、悌、慈更加受重视，而且有扩充发扬的趋势。近溪说过：“良知者，莫非爱亲敬长也。爱亲敬长以达天下，则天下兴仁兴义，而修齐治平事毕矣。”（《一贯编·四书总论》）最后，他终于把性、心也都视为归根于孝、悌、慈东西，而不看作是孝、悌、慈以上的存在。阳明以性为心之表德，而不像朱子那样求仁、义、礼、智之性于心之上，但到近溪那里，则甚至不在孝、悌、慈以上求心了。所以，近溪虽信奉阳明的“致良知”说，但以孝悌为良知之体，以敬长为致（良）知工夫（参见《明道录》卷8）。阳明使性（理）浑融于心，而近溪则使此心浑融于孝、悌、慈。所以他认为，孟子之教就在于所谓“尧舜之道，孝悌也”，而“六经”、《语》《孟》之道也都能归于此孝悌。据他说，近世诸儒以为孝悌过于浅近，这是由于不晓得孝悌是发自不知不虑的本体之自然的东西（参见同上书卷1，卷7）。这样一来，近溪的现成论也就不能不说是越发平易、更加简易了。而他的现成论则与龙溪的现成论隔了一层了。

以提揭孝、悌、慈来说明良知现成的近溪，不仅对宋儒之旧说，而且对阳明之说也表示了不满。他认为，宋儒之学之所以会支离，就是因为以闻见讲学为事而不依据孝、悌、慈（参见同上书卷4）。朱子虽求道于六经，但并未达到以孝、悌、慈为本；阳明虽求道于良知，但亦未达到效法古圣贤所宗的孝、悌、慈的程度（参见同上书卷1；《一贯编·大学》）。而他则基于孝、悌、慈的立场，对阳明的良知说进行了修正。他说：

阳明先生乘宋儒穷理格物之后，直指本体，提个此良知，后来学者无可下手，乃纷纭其论。我今说良知，则即人之爱亲敬长处言之，方与孟子所言吻合，孔子“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宗旨不差。（《庭训纪下》）

近溪所揭示的“赤子之心”，实质上就是孝、悌、慈之心，但他把这种家族道德，即中国人自古以来所重视的三德，作为天命流行、仁之生机的本质，并以此为学之宗旨。而其现成论的特征，即使说就在于以此生机和孝、悌、慈三德为要也不过分。(3)

据耿天台说，近溪起初以《楞严经》为宗，鼓吹虚无，直指当下，倡导反身默识，并广泛探讨佛典，卖弄博识，论辩道理，与缁流羽客交往甚密；尔后则专门提缀生机（参见《耿天台全书》卷3，《与邹汝光》三；同书卷12，《近溪子集序》）；晚年又以孝、悌、慈为学之宗旨，绝口不提佛老，甚至谢遣所有僧道，禁止家族门徒学禅（参见《近溪子集·明德夫子临行别言》）。例如他晚年看到孙子怀智阅览《中峰广录》，便告诫说：“禅家之说，最令人躲闪，一入其中，如落陷阱，更能转头出来、复归圣学者，百无一二。”（《明儒学案》卷34，《泰州学案三·罗近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