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溪现成论的特色之一，就在于以赤子的不学不虑之心明示良知现成和当下即是。所谓“赤子之心”，就是先天的道德心情，即像亲亲长长那样对于父兄的爱敬之心。他认为，依此“赤子之心”，则良知现成的观点就能更加简易直接地得到理解。

如前所述，他之所以能在立谈瞬目之间很好地点化人，实际上就是因为指出了“赤子之心”，从而使人觉悟到良知的现成存在。他认为：程明道所谓“不用穷索，不用防检，而直见天理”的观点，实质上无非是强调直下承当“赤子之心”的重要性，《大学》之道其实也是以“大人不失赤子之心”为旨归的（参见《明道录》卷7）。近溪所揭示的“赤子之心”，显然是先天的本体，而非后天的能力。所以，他告诫不要把“赤子之心”误解为后天的存在（参见同上书卷6）。但由于是当下即现成，因而若使“赤子之心”离开日常的视听言动之际和人情平易之处，那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近溪揭示“赤子之心”的主旨。

于是，近溪甚至主张日常平实的本体之自然，用他的话说，即天命不息，道不离物，本体是浑浑沦沦，而日常全为自然。宇宙之间，视听言动之际，人情平易之处，即是天命最切至、最神圣之所在。近溪认为，若离开人情平易之处，便难以入本体浑沦之境，甚至会陷于异端。所以，他提出了“虚寂者为异端”的观点（参见《近溪子集·庭训纪下》），认为“神通变化，异端也，吾只是平平”（同上书，《明德夫子临行别言》）。可见，他在讲“良知”时也有排斥高妙而指点人情平易的一面。

至于“中”与“庸”，近溪更重视“庸”，并以此为本体工夫的浑沦处。根据这一立场，他反对像罗豫章那样求未发时气象和陈白沙那样在静中养出端倪，并反对像程朱那样轻“庸”主“中”或提倡“主敬”。近溪认为，“中庸”就是天命。若分而言之，则“中”是“庸”之精髓，“庸”是“中”之皮肤。宋儒虽得“中”，但因欠缺“庸”而变得拘迫（参见《明道录》卷5）。尽管近溪如此强调“庸”，但仍认为得“庸”而失“中”者会导致无所持循；并认为当时学者所强调的良知说之所以不加工夫于天命之敬畏，其原因就在于此。与此同时，他还力戒因提倡现成而以恣肆为率性，从而堕于无忌惮，以至于“反中庸”的做法（参见同上书卷5）。

强调“庸”之重要性的近溪，还根据同一主旨，对以“时”为本体工夫浑沦处的主张颇为重视。他认为，孔子之所以不追悔既往，也不臆测将来，只重视目前之事（参见同上书卷5），乃是因为在孔子看来，天之生理，心之生理，都在现在之时，并能顺乎自然，从而使其生机能显彰于现时。由此也可以理解，他在论述中庸时，为什么屡屡提揭“时中”之语的意图（同上）。所以，近溪就像所谓“天者，生生成时；心者，生生习时”（同上）那样，以“时”为本体之工夫，以“成时”为学之要，并认为《论语》提倡“时习”的主旨就在于此（同上）。基于这一立场，他还对“时习”作了自己的解释，而反对朱子的“时时习此”之义（参见朱熹《论语集注·学而篇》）。

阐明了以上所述的“赤子之心”、“庸”、“时”等范畴，而把当下视作浑然之本体的近溪，还认为“人”是本体生机的浑然之所在，而其内容则是孝、悌、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