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认为，如果说“致良知”，就不必言动静感寂。然体得这一主旨的修证派却并不这么看。南野说：“良知上用功，则动静自一。若动静上用功，则见良知二字为二，不能合一矣。”（《欧阳南野文集》卷1，《答问五条》）
南野甚至认为，求静于动中亦未免二分动静，因为良知是常静常动的，因而不必特意在动中求静（参见同上书卷1，《答周陆田》）。所以他说：“故学贵循其良知，而动静两忘，然后为得。”（同上书卷1，《答周陆田》）
东廓也基于同样的立场，指出了以感寂为事的弊端，认为：“倚于寂，则不能以有为为应迹；倚于感，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东廓邹先生文集》卷2，《双江聂氏寿言》）同时他还认为，良知的立场，只在于能超越感寂动静而得真静（安定）。在他看来，《易》的“寂然不动”就是此静之源。于是，他对把感通说作此静之达，分动静体用为二，而以归寂为宗的双江之说进行了非难，认为此说失却了真正的归寂之旨（参见同上书卷3下，《致远堂记》）。
南野和东廓之所以都遵从这种浑一的心体之良知，而排斥分隔动静感寂的立场，是因为他们担心，若求寂于感之前，便成了画蛇添足；若求寂于感之中，便成了骑驴觅驴；这就会像张横渠所说的“累于外物”那样，出现爱憎取舍、辗转相寻的现象（参见《欧阳南野文集》卷4，《答王新甫》；同书卷1，《答陈盘溪》三）。因此，修证派或者以宋以来的求静说为非，而强调“去欲（无欲）”的重要性（参见同上书卷5，《答聂双江》；《明儒学案》卷11，《浙中王门学案一·钱绪山会语》），或者以陈白沙的主静说及受其影响的归寂说为异端，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根据阳明“致良知”说的立场，因为动静是浑一的，所以即使说“存养”，那也不是静处工夫，而必定是动静无间的工夫。因此，南野反对以“存养”为主静的宋儒之说。总之，按照阳明“致良知”说的立场，就必以心为浑一，而否定把心分为动静、内外、体用二节的做法。所以东廓说：“心不离意，知不离物。而今却分知为内，物为外，知为寂，物为感，故动静有二时，体用有二界，分明是破裂心体。是以有事为点检，而良知却藏伏病痛，有超脱事为而自谓良知莹彻，均之为害道。”（《东廓邹先生文集》卷7，《冲玄录》）。
至于未发和已发，修证派也根据“致良知”说的立场而做了如下解释：所谓“心之未发”，并不像归寂派所说的那样，在未感之前有一境界。如果以为有且以用工夫于未感之前为未发之动，那就会养成枯寂之病，以至认虚景为实得，拟知见为真性，结果不免会导致临事而揣摩义袭。这就是修证派为什么要指责以未发已发为时之动静、境之寂感的双江之说，并以未发为性、已发为心，认为不该离开已发之心而求未发之性的缘由（参见《欧阳南野文集》卷5，《答聂双江》；《东廓邹先生文集》卷2，《双江聂氏寿言》；《明儒学案》卷11，《浙中王门学案一·钱绪山论学书》）。
所以南野认为，心无一时不发，“发而未发”，故格、致、诚、正工夫须臾不能离也（参见《欧阳南野文集》卷5，《答聂双江》）；此即所谓“时时见在，刻刻完满”也（同上书卷4，《寄聂双江》三）。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探求性命之源于一时一事的修证派的真实意图。无论绪山所说的“着衣吃饭，即是尽心至命之功”（《明儒学案》卷11，《浙中王门学案一·钱绪山论学书》），还是东廓列举的阳明所谓“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的诗句，及其所倡导的做下学上达之功（参见《东廓邹先生文集》卷7，《冲玄录》），可以说都是基于这一精神的。
从这一立场出发，东廓斥责了以“戒惧”为已发之工夫，以“静存”为未发之工夫的观点（参见同上书卷6，《简西城靳郡侯》）。在修证派看来，未发已发并不意味着静动寂感，而是体用关系。而且未发已发都无非是独知，即良知，而中、和、正则是显示此“独知即良知”的无偏倚乖戾的过程。所以不应舍“独知（即良知）”而求中和，只有“致良知”才能得中和（参见《欧阳南野文集》卷5，《答聂双江》三；同书卷4，《寄聂双江》）。因此东廓说：“故中和有二称，而慎独无二功。”（《东廓邹先生文集》卷6，《再答双江》）又说：“先言戒惧，后言中和，中和自用功中复得来，非指见成的。若论见成本体，则良知良能，桀纣非啬，尧舜非丰，何以肫肫浩浩渊渊，独归诸至圣至诚乎？”（同上，《复高仰之诸友》）强调以中和为工夫之效验。
基于同样之立场，南野批评说，以致中为致良知，以致知为其效用的双江之说，存在着脱离良知之立场而偏向于其他境界的危险（参见《欧阳南野文集》卷5，《答聂双江》）。而东廓也批评了双江以中和为“二功”的观点，认为这是受到了静存动察之说的误导（参见《东廓邹先生文集》卷6，《复高仰之诸友》）。
不难看出，认为在动中求静、感中求寂，或在已发之中求未发，会导致使心体支离而有失浑一之旨的修证派，理所当然地会认为，在有念和无念、道心之微和人心之危之间，亦即有无之间的不容发处，有做工夫的必要性。这是产生“研几”说的缘由。东廓认为，“几”在常寂常感、常虚常灵的有无之间，“命之曰几，不可致诘”（参见同上书卷2，《青原赠处》）。而陈明水则强调认为，“只在发见几微处用功致谨焉，即是达用，即是立本。”（《明儒学案》卷19，《江右王门学案四·陈明水论学书》）明水以“致谨”为“研几”，以为这里面有立体达用之道，据此才能得中和。从这一立场出发，他批评了双江的中和说，认为双江之说把中和二分为体用，以为只要涵养本源的“停停当当”的“中”，就能得“中节之和”，而这正是李延平的相传之学，虽貌似精微，却并非孔门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