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寂派认为，阳明若说“致良知”，就不会论及孟子的“夜气说”；同样，如果他主张孟子所谓的“集义”及“必有事焉”，那就不会特别强调以“勿忘勿助”为工夫之要。因为这些工夫全都是“致虚守寂”的工夫。

原来，孟子提出“夜气说”是由于人们丧失了良心，故指出其萌动处以便加以培养。阳明对“夜气说”的主旨是能够谅解的。但因为若要悟得良知，首先就必须用“致”的工夫。所以如果提倡“夜气”以求宁静，那就像“守株待兔”那样徒劳无益了！阳明认为，良知之体因为本来是宁静的，所以据“夜气说”而求宁静，就如同骑驴而求驴那样，会失却主脑生机而流于枯槁，从而陷于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误。这就是阳明批评“夜气说”的理由（参见《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二）。

然而，双江认为，“夜气”之存养就是良知本体的培养，本体据此就会自然发用而通达于人伦庶物，进而生生发展而日新月异。因此，他是主张夜气存养说的（参见《聂贞襄公文集》卷6，《寄王龙溪》二）。而他之所以特意提出阳明未及注意的孟子“夜气说”，则是为了救正修证派和现成派的弊病。因为修证派在已发上用工夫，而缠绵于好恶相近；现成派忘却良知培养，以现在为具足，而陷于任情肆意。可见，双江揭示此说的目的并不是企图背叛师门。

阳明说过：“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未见头脑。”（《传习录》中，《答聂文蔚》）又说：“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同上）但双江在给阳明的书函中则说：“集义之功，不忘则助，甚难为力。”（《聂贞襄公文集》卷6，《答阳明先生书》）他提倡“集义”，并论述了“勿忘勿助”工夫与“集义有事”为一体的重要性。但他以集义之“集”为敛聚之义，从而把“退藏于密”当作敦化之原的工夫（参见《困辨录·辨心》），并视之为存养夜气的丹药，点铁成金的功力（参见同上书，《辨神》）。念庵也以“集义”为未发和廓然的培养工夫（参见《罗念庵文集》卷3，《与尹道舆》），并把“有事”视为培养专一的工夫（参见同上书卷3，《答刘月川》）。

实质上，无论“集义”还是“有事”，双江都当作主静培根的工夫而加以强调。双江之所以特意提出“勿忘勿助”，似乎可以从“吾辈今日之病在于助”（《聂贞襄公文集》卷11，《答董明建》）一语中知其底蕴。因为他看到了，若在发用动作处用工夫，就会陷于严重的助长之弊，因而痛感到予以救正的必要性。在他看来，无论是主张“有事”的阳明之学，还是主张“勿忘勿助”的湛甘泉之学，虽然都以各自的立言宗旨救正学者的偏颇，并各有所见，但是他们都不如提倡两者浑一的孟子之说（同上）。

这样一来，双江似乎有了调停王、湛二学的倾向（同上）。这从他把宋学和王学看作一脉相承的立场看，是不足为奇的。这里附带说明一下，甘泉的“随处体认”之学，也可看作是出自罗豫章、李延平的澄心主静之学（参见《困辨录·辨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