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溪的现成论，是在他对阳明“四句教”的解释中完整体现出来的。

他认为，阳明不言“至善是心之体”，而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是因为当时学者认情为性，误解了孟子性善说的主旨，阳明提揭此说，就是为了打破学者执于意见之弊，扫尽一切意见和情识，以直下悟得良知本体。这可以说是阳明的基本立场（参见《王龙溪全集》卷3，《答吴子问》）。所以龙溪以“四句教”为“权教”，认为“此恐未是究竟话头”，并指出：“若说心体是无善无恶，意亦是无善无恶的意，知亦是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矣。”（《传习录》下；此外还可参见《王龙溪全集》卷1，《天泉证道记》；卷20，《绪山钱君行状》）龙溪的观点，被人称为“四无说”或“无善说”。

对此，钱绪山虽认为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因为人有习心，在意念上有善恶，所以必须以格、致、诚、正、修的工夫为要领，从而强调复归心体的工夫说。如果意、知、物都是无善无恶，那就不必说“用工夫”了。由此可见，绪山是恪守阳明之教法的（参见《传习录》下）。绪山的观点，被人称为“四有说”或“有善说”。

那么，阳明为什么要把心体说成是“无善无恶”的呢？

对此，绪山认为，在至善之体中，恶固然非其所有，善亦不得而有也，如此方能虚灵不昧而尽天下之善。然而，今之求至善者，目的却是在求事物之定理规范，以为虚灵之内先有个善，所以反而窒其虚灵之体，塞其聪明之用。阳明特意说“心体无善无恶”，就是为了匡救此弊。因而绪山认为，“无善无恶者心之体”一句是“因时设法，不得已之辞焉耳”（《明儒学案》卷11，《浙中王门学案一·钱绪山论学书·复杨斛山》）。应该说，绪山的这一说法并没有误解阳明真意。

根据陆子传到阳明的流动的生命思想之展开，以及阳明思想的指向来看，“四无论”、“无善说”无疑是阳明思想秘蕴的发扬，但就阳明的“致良知”是经过千辛万苦的磨难才悟得这一点来看，“四有论”、“有善说”也不失为阳明思想的主旨。

龙溪对上述绪山的“有善说”做了如下批判：

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若悟得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是无善无恶之意，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盖无心之心则藏密，无意之意则应圆，无知之知则体寂，无物之物则用神。此处乃有即无、有无即一之真机也。（《王龙溪全集·龙溪先生传》）

这里所说的“真机”，就是龙溪所谓的“先天无为之用”（同上），或者可以说是自然之神应吧（参见同上书卷1，《抚州拟岘台会语》）！龙溪认为，阳明在平定宸濠之乱时，之所以能神速果敢，自在而动，到达忘却事功之境界，无非是因为持有上述“真机”及现成良知之功用，即毫无做作地通向现成良知的缘故（参见同上书卷13，《读先师再报海日翁吉安起兵序》）。总之，龙溪把一概排斥工夫积累，使工夫与本体相即，而直接到达本体工夫的主张，看作是契合阳明本旨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