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学之头脑为切要的阳明，即使对孟子所谓的“必有事焉”与“勿忘勿助”的关系，也认为后者只不过是作为前者的提撕警觉而已，若有事之功不间断，则不须更说“勿忘勿助”（参见《传习录》中，《答聂文蔚》二）。

阳明认为，如果以“勿忘勿助”为“必有事”之工夫的话，那就全无实落下手处，反会陷于沉空守寂之弊（同上）。然而，“必有事”之功从根本上说又是不能当作“致良知”之头脑的。就是说，“必有事”是“集义”（行事合乎道义），而“集义”是终究看不出头脑的。但若基于“致良知”，则当下就有实地之功。所以说，“必有事”不能作为“致良知”的头脑（同上）。以“勿忘勿助”为“必有事”之工夫的是湛甘泉。

上述的阳明所论，显然是不把甘泉之说包括在自己的念头当中的。甘泉晚年提倡“随处体认天理”之学，但阳明认为，此学仍缺少头脑。只是由于甘泉之学以体认为宗，在这一点上与阳明并无二致，所以阳明说它与“致良知”之说似乎并无多大差别。但他又认为，两者之间有直截和迂曲之异。譬如他认为，“致良知”是培养根本之生意而使其通达于枝叶，而“随处体认”则是枝叶生意茂盛而使其复归于根本。问题是，若无根本，则枝叶的生意茂盛也是不可能的。所以“随处体认”说与“致良知”说仍隔一尘。原来，甘泉学说强调“事事物物有定理”，是为救正求理于外、求理于事物的朱子学者之弊而发的。所以阳明说：“随事体认天理，即戒慎恐惧工夫。以为尚隔一尘，为世之所谓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于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则此语亦自无害，不然即犹未免于毫厘千里也。”（《王文成公全书》卷6，《寄邹谦之》五）

在以致良知为学之头脑的阳明看来，良知之本体本无所谓动静，若能明白良知，就既可以静处体悟，也可以事上磨炼（参见《传习录》下）。

也就是说，在致良知工夫中，并无有事无事之分（参见《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二）。所以，如果基于良知，就不必论及动静感寂、未发已发、未应已应（参见《传习录》下）。

同样，如果言“致良知”，则孟子所说的“夜气”、程朱所说的“敬”，也就显得多余（参见《传习录》下；《传习录》上；《王文成公全书》卷7，《古本大学序》）。而且，即使讨论气质之善恶，大概也是专求于“致吾之良知”的吧（参见《传习录》中，《答陆原静书》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