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以《大学》为“为学之纲目”，而将工夫之要归于格物致知（参见《朱子语类》卷14），阳明也是这样。但如果说朱子的立场是唯理的话，那么阳明的立场则可以说是唯心的。
众所周知，《大学》以明德、亲民、止至善为三纲领，而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八条目，但阳明则把这些作为浑然一体的工夫，而极力排斥使工夫支离的观点。例如，他对三纲领有如下一些说明：明德与亲民一也。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明德也。若不知此，则或像佛老二氏那样，流于虚罔空寂而失家、国、天下之道；或像五伯功利之徒那样，以智谋权术为事而失仁爱恻怛之诚。之所以如此，皆是因为不知止至善之要也。至善也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故若只知明德而不知至善，则驰骋私心而成虚无寂灭；若只知亲民而不知至善，则私心逞于卑近琐末以至以权谋智术为事。
阳明以至善为天命之性，以昭灵不昧为至善之发见，并把这些都说作是明德之本体，亦即良知，而把良知作为道德判断之准则和性理的根源。他认为，所谓至善就是吾心天然自有之则，而不容有所拟改加损于其间。他以朱子之穷理为外求支离，并以之为非的理由就在于此（参见《王文成公全书》卷7，《亲民堂记》；卷26，《大学问》）。
阳明在《大学问》中也批判了朱子学的“大学”解，他说：
后之人惟其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私智以揣摸测度于其外，以为事事物物各有定理也。是以昧其是非之则，支离决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亲民之学遂大乱于天下。
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于其外，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于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离决裂、错杂纷纭，而莫知有一定之向。
阳明不满朱子把亲民之“亲”解作“新”。指出：作“亲民”则与明德之功为一，作“新民”则与明德之功为二，从而批判了朱子的“新民”说。由此也能窥知阳明浑一性思考方法之一斑（同上）。
总之，在阳明看来，所谓至善即良知之天则，至善之发见便能辨是非，以至感应变动而不失天然之中，宛如规矩之于方圆也。一言以蔽之，把三纲领归于致良知，这就是阳明的思考方法。八条目是三纲领的工夫，但阳明把修、齐、治、平归于修身，而以格、致、诚、正为修身之工夫，再把格、致、诚、正归于致知（致良知）。所以他在给马子莘的书函（同上书卷6）中说：“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确立了浑一思考方法的阳明，以心、意、知、物为一物，以正、诚、致、格为一事。就是说，身之主宰为心，心之发动为意，意之灵明为知，意之着处为物。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因而阳明认为，对应于心、意、知、物的各个工夫，虽有先后次序之别，但实质上是一回事（参见《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总之，若从本质上说，工夫是合一的，而强调在其中无内外彼此之分，就是阳明的立场。例如他说：“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同上书中，《答顾东桥书》）
阳明在给罗整庵的书函（《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中也阐述了格物是浑一之工夫的思想，他写道：
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
阳明把格物之“格”训作“正”，以格物为意念之着处，去其不正而正其正，亦即去心之不正而全其本体（天理）之正也（参见《传习录》上）。当时，阳明的这一思想被朱子学者当作以内为是、以外为非的佛老的虚无寂灭之论而受到非难。
对此，阳明回答说：因为在心物之间没有彼此内外之别，因此我所说的格物不是以内为是、以外为非的，也不是专务反观内省而遗弃讲习讨论之功的，也不是专用心于纲领本源之约而以支条节目为多余的。如果吾之格物沉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物理人情的话，那么不但得罪于圣门，而且也是得罪于朱门的。同时，他又指出：吾之格物虽说包罗统括了朱子之格物论的九条（参见朱熹《大学或问》），然而与朱子之说有毫厘千里之差（参见《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
为什么说有毫厘千里之差呢？因为在阳明看来，与致良知说之有头脑相反，朱子格物说是缺少头脑的。(12)阳明的格物论，如前所述，是唯心的，但又是包罗总括而浑一的。与此相比，倒不如说陆子的本心论有过于唯心之嫌，因而是粗糙的，大概也可以说是欠精一的吧！所以阳明虽介绍了陆子，但对陆子却下了这样的评语：“他心上用过工夫，与揣摩依仿、求之文义自不同。但细看有粗处，用功久当见之。”（《传习录》下）陆子虽倡“心即理”说，但在格物说上却并不太有什么创新。阳明批评陆子之学“有粗处”的原因正在于此。
阳明把“格物”视作“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传习录》中，《答聂文蔚》二），并以此为真切的实地工夫。然而，因为他以致良知为学之头脑，故认为致吾心之天理于事事物物为致知，事事物物得其理为格物（同上，《答顾东桥书》）。就是说，格物为致良知的实地处。所以他说，若不格物，则致良知也就成了影响恍惚、悬空无实的东西了(13)（参见《大学问》）。于是，不但格物，而且诚意、正心也成了致知（致良知）之功。故而阳明认为：“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着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传习录》中，《答聂文蔚》二）这是阳明把《大学》之要归于致知而言“知至”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