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遵循传统说教，用仁义礼智说明人性，而且“仁”被当作是总括仁义礼智的东西。而阳明认为这些无非是心之表德、四端而已（参见《传习录》上）。

所以，与朱子把学之要归于性不同，阳明把学之要归于心，这是因为心在阳明那里要比性更为本源。因此，阳明即使说性，也是把它作为即于心而说的（参见《传习录》下）。就是说，阳明不像朱子那样把作为人心之奥秘的性当作本源，而是求本源于心之感应发端，即已发之心。(9)

阳明不但把四端五伦作为心之感应，而且还把“六经”归于此心（参见《王文成公全书》卷7，《稽山书院尊经阁记》）。所以他以良知为学之头脑不是没有道理的。

阳明最早论及良知并把它作为学之头脑的，是在正德十六年即五十岁以后的事。他说：“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滴骨血也。”(10)（《阳明年谱》）即良知是直接辨别真伪的判断性知觉。阳明将此比拟为佛氏的心印，认为据此便可以直接地立诚知伪（同上）。

如前所述，阳明历来都以立志或诚意为学之头脑，但在晚年自从依靠天赋而悟得良知之学是真头脑以后（参见《传习录》中，《答聂文蔚》），在悟导诸生时，已意识到立志或诚意不及良知直截的问题。所以他在寄给门人邹谦之的书函（《王文成公全书》卷5）中说：“以是益信得此良知二字，真吾圣门正法眼藏。”在寄给安福同志的书函（同上书卷6）中也说：“若今日所讲良知之说，乃真是圣学之的（嫡）传，但从此学圣人，却无有不至者。”在他看来，良知是愚夫愚妇和圣人都同等的先天具备的“生生之灵根”（《传习录》下），是具众理而生万事的虚灵不昧的明德。他把这譬喻为舟之舵，认为操此舵便能在惊涛骇浪中免于倾覆（同上书，《寄邹谦之》四）。

在阳明诗中，有“乾坤由我在，安用他求为；千圣皆过影，良知乃吾师”（《王文成公全书》卷20）之句。当以良知为师时，这就如同《阴符经》所说的那样，似乎是“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千圣亦皆隐其影”。因此，阳明会很自然地认为，自己从前的学问未免都求之于枝叶。其诗句“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缘总在心。却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同上），可以说就是在悟得良知是真正的学之头脑时有感而发的。

如前所述，阳明在提倡“知行合一”时，以知之真切笃实为行，以行之明觉精察为知，而诚则可以说是知之真切笃实处，良知则可以说是行之明觉精察处。所以一般认为，良知也可叫作诚，离诚便无良知可言。这也就是阳明所谓的“诚是实理，只是一个良知”（《传习录》下）的真谛。只是阳明在体悟那明觉精察的良知，为人人先天具足、直截了当、简易真切的东西时，乃是经过了千辛万苦的磨难之后，才开始以致良知为学之头脑的。

尹和靖把老师程伊川的“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之说视作天理的漏泄，而阳明的致良知不也正是天理的漏泄吗？阳明说：“良知本无知，今却要有知；本无不知，今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同上）所以说：“圣人只是知几，遇变而通耳。良知无前后，只知得见在的几，便是一了百了。”（同上）(11)

这样的知，就如同《论语》所谓的“不逆作，不亿信，而常先觉”一样（参见《传习录》中，《答欧阳崇一》）。所以圣人不贵前知，贵前知者，私心也。在阳明看来，若贵前知，就是功利之心。他把“贵前知”的邵康节当作未免趋功利者而加以非难的原因就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