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宋以来，《大学》中提出的所谓“格物”或“格物致知”被作为为学之要旨而受到重视，阳明当然也不例外，但他与宋儒有所不同。

如前所述，阳明是因为在学生中发现只在枝叶上做工夫，而忘记由根本的培养以畅达生意，从而导致了支离决裂的倾向后，为了救正朱子学的这种流弊，才提出心学的。所以他批评朱子格物说是“缺少头脑”。

本来，作为格物的工夫，朱子列举了“察之于念虑之微”、“求之于文字之中”、“察之于事为之著”、“验之于讲论之际”四条。阳明认为，朱子把四条并列，不设轻重，这是缺少头脑。阳明则以其中第一条为学之头脑，并把它贯穿于其他三条之中（参见《传习录》下）。本来，阳明的“浑一”的思考方法，似乎也可以说是以学之头脑为重的。程明道也是具有“浑一”的思考方法的儒者，因而即使论述人性，他在思考过程中，也是把超感觉的形而上的本性与现实的人性相融合的，这就是其主张所谓“渐说性时亦非性”（《二程全书》卷5）的缘由。所以，明道从“气即性”这一立场出发，承认了告子“生之谓性”之说（同上书卷1）。然而，虽说是承认，那也是从本源上承认的。因为在明道看来，告子的认识其实并未达到这一点，故而他最后还是否定了告子之说（同上书卷2）。

阳明对于告子生性说的看法接近于明道。他之所以承认告子之说，也是从浑一的思考方法出发而只承认告子以生为性的立场。他认为，告子只是不晓得头脑，如果晓得头脑，告子之论亦未尝不可。这就是阳明的基本立场（参见《传习录》下）。

因此，阳明以学之头脑为重。他认为，学有头脑，就如同舟中有舵，尽管有间断，但一旦提撕之，也就觉醒了，即使横说竖说也无不通之处。否则，就成了孟子所谓的“义袭”，或者陷于“行而不明，习而不清”之弊（同上）。

陆子没有明言学之头脑的重要性，但其学也可以说是有头脑的。他对门人说过：“某平日与兄说话，从天而下，自肝肺中流出。是自家有底物事，何常硬把捉。”（《陆象山全集》卷35，《语录》）指出了心本体的重要性。他还主张以“先立乎其大者”为学之要，这只要从其“须是血脉骨髓理会实得处始得”（同上）这一观点中，也能推知大概。只不过陆学的“头脑”与王学的“头脑”相比，未免显得粗浅些罢了！

“致良知”虽是王学的大头脑，但王学还认为“立志”、“立诚”（诚意、诚身）也是头脑。阳明说过：“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传习录》中，《答周道通》）

他所说的立志，如同程子所说的那样，就是立成圣之志。然而，在成圣当中，有必要不断地做存理去欲之功，所以说必须立志而存养，扩充念念为善之心，从而到达广大高明、美大圣神之域（参见《传习录》下、上、中；《示弟立志说》）。总之，立志是养心之功。但阳明并不满足于专以内心工夫为旨。所以他认为，真正的立志，是正之于先觉，考之于古训。就是说，是不能不有学问的。因此，以立志为学之头脑的阳明训导说：

学本于立志，志立而学问之功已过半矣。此守仁尔来所新得者，愿毋轻掷。（《王文成公全书》卷26，《与克彰太叔》）

阳明所说的立志，正如其在《示弟立志说》（同上书卷7）中所说的那样，是培养灌溉根本而使之发幼芽、生枝叶、结果实的本原工夫（同上）。此志不立，则如同树木无根，而无生意之发端。所以他说：“贤者不以此为迂。”（《王文成公全书》卷27，《寄张世文》）盖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孟子·离娄下》）据阳明说，所谓“本”，即是立志（参见《王文成公全书》卷4，《寄闻人邦英邦正三》）。《论语》所谓“三十而立”，也是立志；所谓“七十而不踰矩”，也是指志不踰矩。君子之学，以随时随地立志为事，所以阳明并不以立志为安行之事（参见《示弟立志说》）。

阳明又以立志为存理去欲的拔本工夫，且将其譬作烈火燎毛，太阳当空，便魍魉潜消（同上）。因此，其以立志为“无中生有”之工夫也是理所当然的（参见《传习录》上）。即使在立志方面，阳明也如同所谓“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那样，是以工夫之痛切为要的。而且他还提出告诫：正如孟子所说的“有事”、“勿助长”那样，若经常不断地执着于逐光景之效验，那就会产生助长外驰之弊。总之，阳明的立志说，与后述的立诚说一样，是拔本塞源、全体浑一的教法。

如前所述，阳明晚年以致良知为学之大头脑。阳明认为，良知是有无浑一的绝对无的实在，是无穷之生命的源泉，而立志则被认为是良知之用（参见《传习录》中，《答周道通》）。然而，正因为良知是先天的东西，所以立志才被认为是必要的。因此阳明认为：“盖无一息而非立志责志之时，无一事而非立志责志之地。”（《王文成公全书》卷7，《示弟立志说》）

正德八年，四十三岁的阳明在《与黄宗贤》（《王文成公全书》卷4）书函中，以立诚为“心髓入微”之工夫，认为立诚是杀人之际用力于咽喉之物；诚则自然笃实光明，即使有私欲萌动，也如烘炉点雪、一举而化。这时的阳明，讲立诚是为了说明诚意、诚身的重要，并以此为教学之头脑（参见《传习录》上）。

据他说，存理去欲、省察克治之功也是根据立诚而提出的。他以天地之道及圣学为诚（参见《王文成公全书》卷27，《南冈说》；同书卷8，《书王天宇卷》），认为诚身之学“真有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同上书卷5，《与席元山》），指出：万理皆由诚意所发，故而诚意较之本根更能生出枝叶（参见《传习录》上）；《大学》的格致实是培养灌溉本根的工夫，而诚意则是格致之主意。因此，如果舍诚意而专以格物为事，那就如同培养灌溉而不植根一样，徒耗精力而一事无成（参见《王文成公全书》卷8，《书王天宇卷》）。如此看来，阳明以诚意为《大学》之要并非没有道理。

阳明认为，诚意为《大学》之本，所以他反对以格致为先、诚意为后的朱子《大学》说，而改立《大学古本》。他在《大学古本序》（同上书卷7）中解释“《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时认为：“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诚意之极，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则，致知而已矣。正心，复其体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谓之明德；以言乎人，谓之亲民；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阳明把《大学》之要归于诚意，是因为考虑到诚意是《大学》三纲领八条目的头脑。然而，即使说诚意是学之头脑，也未必不要格致等工夫，阳明只不过是以两者相即并以诚意为其头脑罢了。所以阳明说：“不务于诚意而徒以格物者，谓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诚意者，谓之虚；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支与虚与妄，其于至善也远矣。”（《大学古本序》）

总之，以诚意为学之头脑、《大学》之要的阳明，视诚意为圣门第一义，而近世儒者则以诚意为第二义，故而阳明理所当然地要对近世儒者提出非难（参见《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但是，就如同把“致良知”作为学之宗旨那样，阳明后来又把《大学》之要归于“致知”，认为“乃若致知存乎心悟，则致知焉尽矣”(8)（《大学古本序》）。

直到以“致良知”为学之宗旨后，阳明才把良知的发见真切笃实处作为诚，认为“诚”实乃良知用力处。然而，因良知并非冷彻之感知，而是与好恶之情一体的温血之知觉，故而阳明又称良知之体为真诚恻怛（参见《传习录》中，《答聂文蔚》）。而正因为良知是先天的东西，所以立诚之工夫也就自然成为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