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年谱》记载，阳明论朱陆同归是在正德六年四十岁时，他与持道问学和尊德性而论朱陆是非者相反，认为朱子以道问学为主是为了救正学者的躐等妄行之弊，而陆子以尊德性为主则是为了救正学者的陷空支离之弊，况且，朱子也是以尊德性为要，而陆子也是以道问学为要的。所以，他斥责了那种所谓朱陆是非之论。正德十三年，四十九岁的阳明写下《朱子晚年定论》，这也正好说明了他所谓“朱陆同归”的微旨。(2)

正德十五年，四十九岁的阳明写了《象山文集序》（《王文成公全书》卷7），其中也阐述了自己的朱陆同归论。他认为，陆子之学即孟子之学，因而明言其所述的圣学道统之意，进而辩驳了世人以为陆学陷于禅的诽谤。在我看来，阳明此论倒可以说是扬陆的，只不过为了婉转地叙述而取同归论的形式而已。阳明晚年由于提倡致良知说而不言朱陆同归。因为他很早就以心学为宗，所以本来就应该从此开始而倡导扬陆贬朱，但当初却压抑住这种倾向而特意提出朱陆同归论，这也许是因为其心中有乡愿媚世之念吧（参见《传习录》下）！

阳明之心学有三变，与此相应，其教学也有变化。开始是在弘治二年十七岁时。这一年，阳明领悟到了古帖的摹写与法书并非依靠技术，而是取决于心的精明，尔后其格物论亦多以此为据。此事后来被记载在《年谱》里，这正好说明阳明唯心的格物论在这时业已萌芽。

弘治五年，二十岁的阳明遵循“众物之中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的朱子格物穷理说，因见家中庭前之竹，为穷其理而沉思数日，结果因此致病，终于不得已而弃此念头（同上）。如此格物穷理，就像陆桴亭所说的，类似于禅的竹篾话头，自然是不符合朱子本旨的。(3)

阳明当时正出入于佛老二氏之学，当他悟其非而开始转向儒学时，已是弘治十五年三十一岁时。那时，他在越（今浙江绍兴）之阳明洞养病，虽然总想要尽量远离俗世，但是终究未能断绝亲情之念。这时，他忽然领悟到，如果能像佛老那样断绝尘念，就会断灭种性，于是他便转向了儒教（参见《阳明年谱》）。阳明向儒教的转变，据说是以孝之念为动机的，这也许是形成其心学面向的一个契机吧！

阳明最初倡明圣学而给弟子讲学，是在弘治十八年三十四岁时，那时，他正滞留京师。由于当时学者都致力于词章记诵之学，不知有“求诸己”的真切体认之学，所以阳明首先以必须确立成圣之志作为教学的准则，并对词章记诵之学做了批判（同上）。然而在格物致知方面，阳明似乎仍未超脱外求之域。

阳明体悟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是在正德三年三十七岁时的事，因为当时他在贵州龙场，故而史称“龙场悟道”（同上）。佐藤一斋说，阳明由此始悟圣人之道（参见《传习录栏外书》上）。简言之，“龙场悟道”无非是对“心即理”说的体悟。体悟后，阳明又求证于己所默记的《五经》，结果莫不相吻合，因而著《五经臆说》（参见《阳明年谱》）。在《五经臆说》的序文（《王文成公全书》卷22）中，阳明强调圣人之道是各人的心得，并说：“《五经》者圣人之学具焉。然自其已闻者而言之，其于道也，亦筌与糟粕耳。”又说：“呜呼！观吾之说而不得其心，以为是亦筌与糟粕也，从而求鱼与醪焉，则失之矣夫！”

由此可见，《五经》皆吾心中之物，所以它只是根据心悟而得到的。否则，《五经》就是阳明所说的鱼之筌、醪之糟粕矣。这样一来，《五经》反而只成了论证自己主张和学说的资料或手段。此事若看一下残存的《五经臆说》十三条（同上书卷26），就容易明白了。

张横浦说：“经为纸上之法，无非人心之理。”（《心传》中）陆子在说明不著述的理由时说：““六经”注我，我注“六经”。”（《陆象山全集》卷34，《语录》）又说：““六经”乃吾之注脚。”（同上书卷35，《语录》）阳明也说：““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王文成公全书》卷7，《稽山书院尊经阁记》）又说：““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4)（同上）